——蒲松龄的生平与著作
《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一生，是平淡而寻常的，既没有可歌可泣的 业绩，也没有动人心弦的传奇式的情节，却有着一个封建社会落魄知识分子 的鲜明个性和这种知识分子所共有的特点。从他的身上，能够看出“文章憎 命达”的旧知识分子的典型遭际。
（一）
蒲松龄（公元 1640—1715 年）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 淄川（即今淄博市）城东七里的满井庄人。
淄川，虽不是十分出名的县分，但山峦起伏，叠峰承烟，又有淄、般、 孝妇等水汩汩流过，风景是宜人的。满井庄东头有高起的丘阜，陂陀不平。 土阜上有一座龙王庙，那里的一口地下泉井涓涓不竭，虽遇大旱，也■■而 出，于是祷雨者都来挹取。泉水清冽甘芳，自深丈许的水潭涌出，“汇者渊 之，流者溪之，夏潦秋霖，客水相续，则泱泱然河矣。”庙外为泉，泉外为 河，河外为山；山族而居，作儿孙罗列，圆似米聚，方如印覆。据说泉旁本 有古柳，围以丈计，雨水浸濡，日久蚀空，被人伐作柴薪。后来，蒲姓众人 植以柳、柏多株，及长，郁郁葱葱，与溪水相映，景色相当秀美。蒲松龄生 于兹，钟爱于兹，也就以柳泉作为自己的别号了（参见蒲松龄《新建龙王庙 碑记》、《募建龙王庙序》）。
蒲松龄的祖先为元代般阳路（辖山东蒲台、淄川、掖、福山等县）的总管蒲鲁浑、蒲居仁。相传元室将倾之际，蒲氏曾将遗孤更姓易名寄养于外家 杨氏处，明代洪武年间，又复蒲姓。后来，子孙日蕃，所居满井庄就易名为 蒲家庄。万历间，全邑诸生，食饩者（领取官府钱粮的秀才）八人，蒲氏宗 人居其六，因此，也可算是个望族。但后来同姓中贫富两极分化，斗争日益 尖锐，终致衰微下来（见蒲松龄《族谱序》）。由蒲松龄上推五服，其间没 出过什么“显赫”人物。高祖蒲世广，虽称“少聪慧，才冠当时”，不过是 个廪生。曾祖蒲继芳，才是个庠生。祖父蒲生讷，似乎默默无闻。父亲蒲槃， 据蒲松龄的记述，早年“操童子业，苦不售”，“家贫甚，遂去而学贾。积 二十余年，称素封。”晚年家居“因闭户读┅┅不理生产。既而嫡生男三， 庶生男一。每十余龄，辄自教读。而为寡食众，家以日落。”①蒲松龄说他父 亲“生平主忠厚，即乡中无赖，横逆时加，惟闭门而已”（见蒲松龄志，转 引自路大荒编《蒲松龄集》下册 1803 页，《蒲氏世系表》）。事实上，蒲槃 的立场是反动的。明末农民起义波及山东，蒲家庄地处通往县城的孔道，蒲 槃曾与弟祝“擘画守村，条理井井，且曰：‘人孰不畏死！非重赏孰敢与贼 战者；不能战，焉能守？’乃出钱百贯，会众村南枣树下，悬贯满树，曰：
‘杀一贼者予若干。’由是，壮者争出战，淄邑城守倚以为援。”（《淄川 县志》卷十，《三续隐逸》）后来，清顺治丁亥蒲槃又参加镇压山东谢迁起义军，事实证明他是个死心塌地与农民起义为敌的顽凶。 作者的母亲董氏，据说是“素坦白”，对诸子诸妇“抚爱如一，无瑕可蹈”（蒲松龄语）。蒲松龄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较为复杂的家庭环境中。他是 蒲槃嫡配董氏所出的次子。
① 蒲松龄：《述刘氏行实》。
（二）
崇祯十三年（1640 年），山东大旱，据说“树皮皆尽，发瘗肉以食”， 蒲松龄就诞生在这年的四月十六。
我国古代一些出名的人物，常常自己或由别人给他们杜撰一些天人感 应，生就不凡的故事，蒲松龄也在《聊斋自志》中说：“松悬弧时，先大人 梦一病瘠瞿昙，偏袒入室，药膏如钱，圆黏乳际。寤而松生，果符墨志。且 也，少羸多病，长命不犹。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 似钵。每搔头自念：勿亦面壁人果是吾前身耶？”他的说梦故事，尽管离奇， 却也给自己描绘出一幅天生的悲惨、凄苦相。可见，他对自己的一生遭遇， 是有这样一个形象化的总估价的。
蒲松龄童年，跟着父亲学习。据说因天性颖慧，经史子集过目了然，深 得父亲的钟爱（见蒲箬《柳泉公行述》、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顺治 八年（1651 年）12 岁时，父亲亡故。18 岁，和刘氏结婚。刘夫人小他 3 岁。 她父亲是“文战有声”的，因此也算出身于书香门第。她的性情温谨，朴讷 寡言。入门后，夫妻感情笃厚，婆媳间关系极好。婆母逢人便夸这个儿媳， 自然，就引起了另一些儿媳的忌妒，认为婆母怀有偏私之心，从此“呶呶者 竞长舌无已时”（蒲松龄《述刘氏行实》），这样，一起相居不久，只得分 家独过。
蒲松龄 19 岁那年，以县、府、道试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受知于学使施闰章，文名籍甚。”（见《山东省志》、《淄川县志·文学传》等）施闰 章字愚山，是当时相当著名的人物。他比蒲松龄大二十二三岁，顺治六年（1649 年）中了进士，授刑部主事，以员外郎试高等擢山东学政（《清史稿·列传·二 七二·文苑》）。他十分器重蒲松龄。因此，蒲松龄对他非常感激，曾在《聊 斋·胭脂》中说：“愚山先生吾师也。方见知时，余犹童子。窃见其奖进士 子，拳拳如恐不尽；小有冤抑，必委曲呵护之，曾不肯作威学校，以媚权要。 真宣圣之护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无屈士已也。而爱才如命，尤非后世学 使虚应故事者所及。”评价极高，敬慕之情甚深。他是否自觉地以施闰章为 学习的楷模，不得而知；但施对他精神的影响，肯定是有的。二年后，施闰 章御山东学道任返归安徽宣城的故里，作者对他是终生怀念的。
这里，应该提到的是，就在“十九岁弁冕童科”的第二年，他和同邑的 李希梅、张历友等友人，结成了很深的文字之交。他们一起建立了一个郢中 诗社，常常相晤，在瀹茗清谈之余，“以风雅道义相劘切”（张元《柳泉蒲 先生墓表》）。同时，也就开始了作者与这些挚友数十年的极深交谊。自然， 彼此间思想、性格、学识、修养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张历友（名笃庆， 号厚斋，别号昆仑山人）也是个极有才气的人，“博极群书，年十四作梦游 西湖赋”，“弱冠已有古乐府二百首，著作等身，浩如烟海，莫可涯涘。” 曾被王士祯称为“史汉阔翻笔底，真冠古之才”。但他也终于淡泊功名，晚 年退居昆仑山下（淄川的一山名），“闭门却扫，啸歌自适”（均见《淄川县志·卷五·贡生》）。历友的兄弟旋视，也以敦名节、尚狷介称著，同样 和蒲松龄是好朋友。这使晚年的蒲松龄回想起来，心中仍然久久不得平静： “忆昔狂歌共夕晨，相期矫首跃龙津。谁知一事无成就，共作白头会上人！”
（《张历友、李希梅为乡饮宾介，仆以老生，参与末座，归作口号》） 康熙三年（1664 年）作者 25 岁。他读书于李希梅家，和他作伴的还有
他的外甥赵晋石。这一段生活，对于丰富他的知识，提高他的修养，是有重 要意义的。他和亲友们朝共明窗，夜分灯火，在一起用心苦读了几年。蒲松 龄“请订一籍，日诵一文焉书之，阅一经焉书之，作一艺、仿一贴焉书之。 每晨兴而为之标日焉，庶使一日无功，则愧、则惊、则汗涔涔下也。”（蒲 松龄《醒轩日课序》）可见，他的广博的学识，是从勤奋的学习，刻苦的钻 研中逐渐积累起来的。
（三）
康熙九年至十年（1670—1671 年），在蒲松龄的一生经历中，是比较特 殊、比较有些新特色的一年。他的同邑孙蕙任江苏宝应县知县后，聘蒲松龄 到他那里去作幕宾。于是，蒲松龄便于秋天辞家远游。他察看了那一带的风 土人情，欣赏了南国的景色风光，也品尝了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生活。到 那里后，他代孙蕙作酬酢文字，草拟书启、呈文和告示，干的全是无聊乏味 的事务。同时，又随孙蕙到各地“视察”，看到了淮扬一带的严重灾情和百 姓的啼饥号寒生活，也体察了达官贵人们不顾人民死活，仍然过他们的红灯 绿酒的糜烂生活，所谓“琅玕酒色郁金香，锦曲瑶笙绕画梁。五斗淋浪公子 醉，雏姬扶上镂金床。”（《戏酬孙树百之一》）
康熙十年元宵节后，他随孙蕙到了扬州，“分赋梅花漾轻桨，片帆风雪到扬州”（《元宵后与树百赴扬州》）。他曾涉浩淼的长江，登三面临水、 凸入江中的镇江北固山，泛舟邵伯湖，畅游扬州城。那“梦醒帆樯一百里， 月明江树密如排”（《扬州夜下》）的夜景，那“大江无底金焦山，培/ 直 与江声传”（《与树百论南州山水》）的壮阔场面，还有那“夕阳光翻玛瑙 瓮，片帆影射琉璃堆”（《泛邵伯湖》）的奇异景色等等，都给作者留下深 刻的印象。于是他创作了《南游诗》一卷。①
① 路大荒先生得王仲衡收集《南游诗草》共 78 首，为道光纪元后之抄本。
这年三月，孙蕙调署高邮，作者随往。然而，他已厌倦了幕宾生活，思家甚切，时时流露愿返归故乡的感情： 春花色易老，游子心易酸。 良时不再至，伤心惊逝湍！
┅┅┅ 乃知万里别，古人所以叹。《秦邮官署》 湖海气豪常忤世，黄昏梦醒自知非。 年年踪迹如萍梗，回首相看心事违。《漫兴》 独上长堤望翠微，十年心事计全非。
听敲窗雨怜新梦，逢故乡人疑乍归。《堤上作》 终于，在这年的秋天，他结束了短短的宦途，返归故里了。 这期间，透露一个值得注意的消息，那就是作者早已开始了《聊斋志异》的创作。而且书中无疑寓存着他的愤懑的感情和深沉的思绪。他在《感愤》 诗中这样写道：“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新闻总入‘夷坚志’， 斗酒难消磊块愁。尚有孙阳怜瘦骨，欲从元石葬荒邱。北邙芳草年年绿，碧 血青磷恨不休。”
（四） 返家后的第二年（康熙十一年），作者已经 33 岁。他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到同邑名人西铺毕际有家设馆。西铺村在县境的正西乡，据蒲箬《柳泉公行述》上说，作者回家一次，“往返百余里”，可见足有五六十里之遥。 毕际有（字载积）长作者 18 岁，是明尚书毕自严之子，曾任稷山知县、 江南通州知州，著有《存吾诗草》、《泉史》等书，并参予编修县志的工作。 毕家在明清两代历任显宦，因此，家居十分豪华，还拥有石隐园、绰然堂、 效樊堂等名园。《淄川县志·卷二下·园林》中说石隐园“园正在第后，大 不十亩。多桧柏。取石于甘泉山，杂置树间。入门天然柏为屏，杂花为篱， 中有亭曰‘远心’，方而四敞，风从树中来，六月忘暑。迤北为‘春堂’， 左右修竹林立┅┅”由此可见是座设计布置得很精致、很讲究的私家园林。 蒲松龄就曾咏歌过那里的蔓松桥、万笏山、石舫、连枝桧、牡丹径、大夫松、 霞绮轩等景物（见《和毕盛钜石隐园杂咏》）。他还描写过：“年年设榻听 新蝉，风景今年胜去年。雨过松香生客梦，萍开水碧见云天。老藤绕屋龙蛇 出，怪石当门虎豹眠。我以蛙鸣间鱼跃，俨然鼓吹小山边。”（《石隐园》） 毕际有家收藏图书十分丰富，这给蒲松龄提供十分方便的条件，可以广泛涉猎，以提高他的学识水平和创作能力。
蒲松龄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他后来的 30 年。除了以有限的时间出 游、应试和抱病归家外，几乎全在毕家度过。他的孩子们也“以次析炊，岁 各谋一馆，以自┅其口。父子祖孙分散各方，惟过节归来，始为团┅之日。”
（《柳泉公行述》）蒲松龄虽与毕际有、盛矩父子有频繁的交往，有较深的情谊，但作者毕竟是客居，与毕家始终是主宾的关系，处境和心情总归两样。 蒲松龄自己又是个人贫志不穷的孤介之士，虽然有庸俗的一面，但也总不肯 折腰事权贵的：“放怀诗歌，足迹不践公门，因而高情逸致，厌见长官。”
（《柳泉公行述》）如张石年任淄川知县时，仰慕蒲的文名，征召，他不出，张竟亲履斋庭，蒲“不得已迫而后见”。（同上）喻成龙为山东布政使，曾 见蒲的诗作，大为赞赏倾慕，“饬周邑侯尽礼敦请”，但蒲松龄竟高卧不起， 经毕际有父子劝驾，乃肯一往。可见他虽居于毕家，在与士大夫阶层的富贵 朋友们交往时，依旧保持自己的气节，不肯趋炎附势。甚至对他们的所作所 为有不入眼处，也敢于直言相谏。他的《上孙给谏书》，就是最好的明证。 他的儿子说他“天性伉直，引嫌不避怨，不阿贵显。即平素交情如饴，而苟 其情乖骨肉，势逼里党，辄面折而廷争之，甚至累幅直陈，不复恤受者之难 堪。而我父意气洒如，以为此吾所无愧良朋也者。”正因为如此，他可以会 友绰然堂，读书效樊堂，移斋石隐园，但仍然会带着他那无可名状的“梦里 红尘随路远，镜中白发与愁长”（《五月十二日，抱病归斋》）的失意惆怅 的情绪，渡过他年复一年的平淡生涯。
在毕家教书七八年后，大约是作者 40 岁那年，《聊斋志异》的创作，已 初具规模。他写了自序。并送朋辈传观。这一年他的同邑好友高珩（字葱佩，号念东，同己卯科举人），也为他写了序。传说在此期间，文坛盟主之一的 王士祯（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顺治进士，官至刑 部尚书），看中了他这部书，未等全部脱稿，就“按篇索阅，每阅一篇寄还， 按名再索┅┅或传其愿以千金易《志异》一书，不许，┅┅”（王培荀《乡 园忆旧录》）这些话虽不可信，但王士祯对《聊斋志异》颇为赞赏，则是事 实。他曾为这部书写过若干条眉批，并在蒲松龄 50 岁那年写诗推崇《聊斋》 说：“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 时（青本‘时’作‘诗’）。”蒲松龄也次韵酬答见赠：“志异书成共笑之， 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由此不仅看出两人 关系之好，还可以看出在这时《聊斋》已经基本脱稿。
这里，还应谈到一桩文坛趣事：作为诗坛盟主的王士祯，他的那部《池 北偶谈》，也在这时完成，其中竟写了一批与《聊斋志异》内容、题材相同 的故事。不知这是谁抄的谁，也不知是否来自同一个源头，但无形中，却产 生了一次艺术比赛。一个出自大名家的手笔，一个则为落第举子所作，究竟 谁强过谁？从两人同写过的《小猎犬》、《邵士梅》、《妾击贼》、《阳武 侯》、《蒋太史》、《林四娘》、《五羖大夫》、《张贡士》等作品比较中， 可以看得清楚。例如《小猎犬》，写的是一群小武士带着鹰犬搏击蚊蝇、捕 噬臭虫的故事。《池北偶谈》着眼于奇，写得粗略，也乏深意；蒲松龄则在 艺术上作了细致加工和合理铺陈。开头加进了“山右卫中堂，为诸生时，厌 冗扰┅┅苦室中蜰虫、蚊蚤甚多，竟夜不成寝”，中间又满带感情地描述蚊 蝇的尽被杀，虱蚤的全被搜噬；结尾则加上“然自是壁虫无噍类矣”的感叹。 前前后后联系起来，不难看出其中的寓意，给人以讽刺社会上害人虫的感受。 因此，那时代的一些人也发现：“此当是先生为蚊蝇所扰怒，将按剑时作也”
①，果真是真蚊蝇，怎须按剑？还不是要刺向社会的蟊虫！因此，有人赞叹说“此篇奇在化大为小，以小见妙”①。这样一种体会和感受，从王士祯的那篇 作品中是得不到的。又如《聊斋》中的《林四娘》，是一篇思想复杂的作品。 林四娘和衡王都实有其人。据传林四娘为福建莆田人。明崇祯时，父为江宁 库官。她生长在金陵，衡（一作“恒”）王以千金聘入后宫，后“遭难而死”。 林四娘的行为受到不少人的赞扬。王士祯的《池北偶谈》、林云铭的《林四 娘记》和《聊斋》都作了专门刻画。如果把几篇作一比较，显然又是蒲松龄 写得集中精炼，哀艳缠绵，富有鲜明的形象感。这说明无论是思想内容好的 或是差的，到蒲松龄手里都作了较尽情的发挥。足见作者技巧之纯熟，艺术 表现力之高。正因为如此，一个素材到了蒲松龄手里，能处理成较精彩的艺 术题材，能把思想内容体现得相当充分。科第起官的大名鼎鼎的王士祯，在 这方面是敌不过他的。
（五） 步入中年后的蒲松龄，看起来更是悲多欢少了。他羸弱多病而又老冉冉将至，“贫困荒益累，愁与病相循。”（《四十》）母亲的谢世，妹妹的遭凌，交往甚密的师友袁藩（宣四）、高珩、王如水、唐梦赉、朱缃、刘孔集┅┅
① 何垠注本。
① 冯镇峦评本。
甚至作为晚辈的高梓岩、赵晋石，也都相继逝世，使蒲松龄更感到“人生在 世上，聚散如灯光；灯明满座温，灯灭一室凉。贤者忽凋谢，此道暗不彰！”
（《哭赵晋石》）加上接踵而至的灾祸，如康熙二十一年淄川久旱，入夏又 暴雨如注，水深数尺，漂没四庐，淹死人畜。次年立春又有地震。二十三年， 秋雨为祸，二十五年，雨雹并至等等，无休止的天灾人祸，一起压到农民头 上。虽然，蒲松龄不是一个农民，但作为一个正直而有同情心的作家，特别 自己的家一直在农村而生活又比较贫苦，因此，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与农民 休戚相关。这样的知识分子，当然不能不为严重灾祸而感到深深的忧虑，并 产生惨悴的情绪。但是，给他沉重打击的恐怕还是这样两件事：科举上的彻 底失败，老伴的去世。
蒲松龄 48 岁那年秋天，他游历下，应乡试，但闱中越幅（答卷不合八股 的规定格式）被黜，使他悲愤万分，竟至“觉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 痛痒全无”了。而且深叹“嗒然垂首归去，何以见江东父老乎？”（均见《大 圣乐·闱中越幅被黜，蒙毕八兄关情慰藉，感而有作》）情绪十分颓唐。但 他仍抱着一丝的希望，挣扎着于 51 岁那年又去济南应乡试。然而，主司虽已 拟元（打算取他为第一名），但二场因故又终试，主司深为惋惜。他的老伴 劝慰他：“君勿须复尔。倘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何必以肉鼓吹为快哉！”
（《述刘氏行实》）看来，这席话使他相信了，觉得自己不能和命运抗，似乎也真是“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史记·项羽本记》）。从此以后， 再不去做这样无谓的尝试，而且心情也稍为平静些；然而，终究有些心灰意 懒了。他的这一段生活，正如张历友在郢寄赠蒲松龄的诗中所描述的：“老 来更觉文章贱，贫病方知雅道非。同学故人萧屑甚，一时遗老姓名稀。”
“落拓名场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蒙朋赐贺》）。作者已是“健忘已足征老困，病骨可以卜阴晴”（《老叹，简毕韦仲》）那样一位耳聋、 眼花、齿脱落的古稀老人了。偏偏又遭到另一次重大打击，那就是五十余年 相伴随的妻子去世了。这位老夫人与他的关系不同一般，蒲家几十年来靠作 者教馆的微薄束脩之所以逐渐能过上平平稳稳的小康日子，主要还得力于刘 夫人的“安贫守旧，纪理井井”的料理、安排。所谓“衣浣濯，但不至冻； 食饘粥，但不至馁。”蒲松龄曾怀着痛切的感情详细描述过刘氏自过门后， 就没有过上十分舒坦的生活。成家即分家，待遇就不公。别的弟兄分得的是 像点样子的“夏屋”，而且“爨舍闲房皆具”；惟独他家，仅得农场老屋三 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满地蓬蒿。为生计所迫，蒲松龄不得不远出设馆， 家里只剩下刘夫人，她只得砍些荆榛请人作一短墙，以防不测。屋内用从大 伯那里借得的“大如掌”的白木板，“聊分内外”，“出逢入者，则避扉后， 俟人之乃出。”“一庭中触雨潇潇，遇风喁喁，遭雷霆震震谡谡。狼夜入则 埘鸡惊鸣，圈豕骇窜。”晚间因害怕，她又不得不“减餐留饼饵，媚邻媪， 卧以上床，凂作侣”。后来，孩子长大，“为婚嫁所迫促，努力起屋宇，一 子授一室。而一亩之院，遂无隙地，向之蓬藋，悉化而茅茨矣。然食指繁， 每会食非一榻可容，因与沙釜一，俾各炊。”这样清贫的家庭，靠刘夫人勤 俭操持，竟至“瓮中颇有余蓄”，使作者无更多后顾之忧，而在年七十返家 时可以不必再为生活奔波了。她自己则“少时纺绩劳勚，垂老苦臂痛，犹绩 不辍。衣屡浣，或小有补缀。非燕宾则庖无肉。松龄远出，得甘旨不以自尝， 缄藏待之，每至腐败。兄弟皆赤贫，假贷为常，并不冀其偿也。”（均见《述 刘氏行实》）因此，作者失去的不是一个一般的老年伴侣，而是一位克勤克俭的管家人、主事人，也是一位先人后己对丈夫孩子体贴入微的贤妻良母。 显然作者除了对她有很深的感情外，回想她的一生，总还有很深的歉疚。这 在他 69 岁时所写的《语内》诗中，看得很清楚：
少岁嫁衣无纨袴，暮年挑菜供盘飧。 未能富贵身先老，惭愧不曾报汝恩。
所谓“五十六年琴瑟好，不图此夕顿离分”，是很有蕴含的。这样的沉重打 击，对于年迈之人是经受不起的：“迩来倍觉无生趣，死者方为快活人。”
（《悼内》）他意识到自己追随而去的时间，不会太远了。 终于在欢少悲多、凄楚悲凉的心境下，又过了两个寒暑，于康熙五十四年农历正月二十二日依窗危坐而卒。年七十又六。
（六） 蒲松龄的著作，数量很大。除写于各个时期的《聊斋志异》和其他诗、词、曲、赋、文、铭、诔、书、启、引、序、疏等等文艺文和应用文以外， 他的大部分杂著，都写在中晚年。康熙二十二年，《婚嫁全书》成；二十三 年，《帝京景物选略》、《省身语录》成；三十五年，《怀刑录》成；三十 六年，《小学节要》成；四十三年，《日用俗字》成；四十四年，《农桑经》 成；四十五年，《药祟书》成（今不传）。
要问他在那种遭遇和心情下，怎么还能集中精力去编著如此众多的著作？这个问题似应分析。如上所述，他晚年心境是比较悲凉的，打击和失望 不断交替袭来。但这只是从总的方面而言，并不是说他时时、事事全都如此。 在此期间，他也有欢愉和欣慰的一面。起码，子孙们一个个成人，他看着很 高兴。而且，康熙四十四年为笏、筠两儿入泮，他曾说过“两儿乃复破天荒， 并邀天幸被掇拾”。（《四月十八日，喜笏、筠入泮》）康熙五十年，长孙 立德以第一补博士弟子员，他又很兴奋，认为“天命虽难违，人事贵自励。 无似乃祖空白头，一经终老良足羞！”似乎蒲家这一支后继有人了。另外， 他自己也于“康熙四十九年贡于乡。”这样说，从壬戌岁的食饩（开始的钱 粮补贴），到庚寅岁的岁贡，有 27 年的光景（见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 而蒲箬《柳泉公行述》则为“┅┅岁己丑，我父食饩。二十七年，例应予考， 庚寅岁贡”）。这些仕宦经济之事虽然比较庸俗，但对他来说一直很关注。 另外，在 63 岁那年三月病初愈后，他竟然还赴济游历一番。在济南遇上朱缃（字子青，是作者好友）等人，心里较为痛快。6 个月后，才由那里回来。
66 岁三月和 67 岁夏，又赴济南，他的情绪也都较好，自然还是可以坚持写 作的。
蒲松龄除了在功名上的追求颇为殷切外，对生活要求并不很高。例如：
71 岁时，已返家，虽然“卓午东阡课农归，摘笠汗解尘烦息。”但“心境闲 暇梦亦适”。有一个仅可容膝的“积土编茅面旧壁”的斗室，在他也就心满 意足了。像这样一个只要有可能还要执着于生活的作者，可以在一般的条件 下，平静下来，用工余去从事大量的编著工作，不是不可理解的事；更何况 他心里还常常装着周围的贫苦的农民，总想为他们做一些有益的事情，直至 他逝世也没有放弃这个夙愿。
总之，他的一生，正如有人所概括的那样，是“一生遭尽揶揄笑，伸手还生五色烟。”①
① 乾隆辛未九秋练塘渔人题诗。
（七）
我们无法确切知道蒲松龄从他周围的环境中吸取多少养分。但自小生活 在那样一个农村环境中，风土人情对他的思想感情，不能没有影响。淄川城， 它独特的历史和自然环境，无疑会给这样一位浪漫主义的小说家以一定的滋 养。那里不只有十分迷人的风景，名胜古迹和寺观园林亭阁的数量也十分可 观。县东有鬼谷洞，相传是古代高士鬼谷子隐居之处；黉山有汉大儒、经学 家郑康成教授门人弟子的书院。另外，县东北有乐毅墓，县西有苏秦和庞涓 的墓，都会给人以幽远的想象。因为既然有这些古冢，也就一定会有关于他 们的传说。如庞涓墓，相传“孙膑减灶破魏兵，涓自杀。韩赵以涓常暴于彼， 与齐兵分其尸。齐得其首，葬此。今墓西之村，仍名将军头”（《淄川县志》 卷二下）。蒲松龄对这些看来是熟悉的。如他写的《代韩公募修郑公书院疏》 中这样说过：“淄有黉山，昔汉司农郑公康成，读书于此。年年春草，还生 书带之香，岁岁明禋，时酹橦梓之庙┅┅”至于寺观庙殿，他更是有浓厚的 兴趣，有特殊的感情。为募修三官阁、炳灵庙、三皇庙、龙王庙、地藏王殿、 药王殿、白衣殿、文昌阁、后土庙、关帝庙等等，他写了许多序、疏，出了 很大的力。
此外，淄川逸闻轶事、传说迷信的故事，流传的范围很广泛。如城东黉山，传说有仙人藏谷之洞，数年一出，晒种于地，回头即黄。又洞中仙人养 金蚕，后有舍金蚕者，因此，把那里称之为“黉山蚕谷”。又，城东南有苍 龙峡，内有苍龙，遇旱祷雨则应验。嘉靖二年冬，峡水冰冻，结成形如日、 月、山、川、人物、器用、草木的形状，远近居民都往观之，此所谓“峡冰 印月”。此外，尚有“山鸣验雨”、“山市奇观”、“古冢异闻”、“出泉 兆兵”、“获龟名城”、“雷击逆居”等等。几乎每一个异闻古迹都有一个 出典。而传说故事也很离奇，如《玉照新志》中说，熙宁中有太庙斋郎姜适， 在还乡途中遇一绝代女子，定要嫁他，姜以家中有妻拒之，女曰愿为妾御无 悔。后随之去。逾年，有道人见此女子，说她是剑仙，因与丈夫反目，易形 外避，今其丈夫将寻来杀她。于是，道人代作法，与其夫斗，杀之，云云。 尽管大量逸闻传说的故事贯串着因果报应和迷信灵验的邪说，但其流传起来 的力量不可低估。在清《县志》中这样记载：
┅┅沟北里许，有石室容二人耳。昔有男子避雨其中，一妇继至，偎坐彻夜。男子 不为动，终亦不言。质明，雨止，妇去，敛衽谢之曰：“汝真老实哥哥也。”后人高其义， 于室旁凿一龛，又琢一小石像置其中，祀之。至今，行者经此，必指而目之曰：“此老实 哥哥庙也。”（按：此段引文在卷八重续轶事类和卷二下续寺观类等两处都有记载，但文 字稍有出入。）
当然，我们之所以不厌其详地摘引了一些与蒲松龄和《聊斋志异》没有 什么直接关系的材料，并不是想把它们拿来和《聊斋》对号，而是要说明在 蒲松龄生活的周围，千百年来人们用幻想在创造各种各样的故事，不管它们 有无意义，是否健康，人们总用它们来表示自己的信仰、意愿。这些故事， 不胫而走，传播很广。甚至，在一定的地区生根发芽。对蒲松龄这样一个以神怪鬼狐为题材的小说家来说，可能经过自己的消化，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 养分。它们也将启迪作者的思想。如果我们把它们和《聊斋志异》来作一番 比较，便可发现某些地方，颇有相似之处。例如，蒲松龄在《聊斋·山市》 中曾指出，“奂山山市，邑八景之一也。”不用说，他对这八景是了然的。 而淄川志中，有记载说山在“县西十五里，南北亘城之西，南接禹王山，北 去为明山，旧有烟火台，今废。有山市，邑人多见之者，城郭、楼台、宫室、 树木、人物之状，类海市云。”①蒲松龄的这篇作品，是写得十分生动、逼真 的，它使人如见如闻，历历在目中。但对照《淄川县志·卷八·轶事》所志： “康熙二十六年续修邑志于孝水西村之借鸽楼，六月初五日馆中诸客晚餐 后，行野，见村西北”之山市，有很多情景是相似的。只不过不如蒲松龄写 得更艺术、更美妙、更传神罢了。传说和《聊斋》艺术创作的联系以及它们 的同异，可以从这里窥出一点门道来。
（八） 关于蒲松龄文艺创作的品种、数量，历来说法不一。在他逝世后十一年（即雍正三年）同邑后学张元为他写墓表时，曾指出有文集 4 卷、诗集 6 卷、《聊斋志异》8 卷。他的后辈又告诉人们他还创作过《考词九转货郎儿》、《钟妹庆寿》、《闹馆》戏 3 出，通俗俚曲《墙头记》、《姑妇曲》、《慈 悲曲》、《翻魇殃》、《寒森曲》、《琴瑟乐》、《蓬莱宴》、《俊夜叉》、《穷汉词》、《丑俊巴》、《快曲》各 1 册，《┅妒咒》、《富贵神仙曲后变磨难曲》、《增补幸云曲》各 2 册，共计通俗俚曲 14 种。这恐怕是较早较 完全的关于作者文艺著作的介绍。路大荒先生所编集的《蒲松龄集》是下了 很大功夫、收集相当丰富的一部完备的集子。他收录了文章 458 篇，古今体诗 929 首，词 102 阕，杂著 2 种，戏 3 出，通俗俚曲 13 种。尽管国内还有蒲松龄的一些作品没有完全被收录，但《蒲松龄集》能收集得这样广泛，已很 不容易了。另外，邓之诚先生在《骨董琐记·卷七·蒲留仙》中曾指出“鲍 以文云。留仙尚有醒世姻缘小说。实有所指。书成为其家所讦。至褫其衿┅┅” 关于长篇小说《醒世姻缘》是否是他所创作，至今仍有争议。以上这些，仅 是他著作的一部分。蒲松龄“著作甚富，阅其家藏遗稿，子孙秘不示人，后 藏书之屋坏于阴雨，先生手泽十损八九，后又洊遭兵燹，并所存者亦复荡为 灰烬。”（王敬铸序《蒲柳泉先生遗集》）所以，我们再一次指出，他的许 多作品无从知晓，更无法流传，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最早自然应该是自己的稿本（关于这本子的情 况，下面再述），而后，以抄本的形式开始流传。抄本的数量很不少，通常 见到的，则为乾隆十六年（1751 年）“铸雪斋”十二卷本。铸雪斋是历城张 希杰的斋名。这个本子有“康熙己未春日谷旦，紫霞道人高珩题”序，“康 熙壬戌仲秋既望，豹岩樵史唐梦赉拜题”序，渔洋老人、张笃庆、橡村居士 等五人所题的诗词和作者的自志。据记载是从济南朱氏的一个据原稿抄录的 本子中转抄过来的。济南朱氏（有说朱氏即朱缃）本已亡佚，而“铸雪斋” 本还存在，因此“铸”本必然是一个较有价值的本子。因为，它几乎是从原 稿转录来的，自然接近原稿。另外，有一个已佚的殿春亭主人的抄本，也是值得注意的。它的完成是在雍正癸卯，也即作者去世后的七八年间，时间是 较早的。而且，据书跋中介绍，殿春亭主人家里旧藏有《聊斋》的一个抄本， 被人借走后，已丢失。后来，他又从蒲松龄的一个同乡张仲明那里借来一个 抄本，出资请人抄写了十个月，才完成。这个张本，较他原先丢失的内容要 多得多，“累累巨册，视向所失去数当倍。”由此可见，在“铸”本前，抄 本是很多的。这里不过只见一斑。有人认为殿春亭主人本乃是“铸”本的祖 本①。此外，可见的抄本，还有四川大学图书馆珍藏的乾隆黄炎熙选抄本。 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有莱阳赵起杲写“弁言”的“青柯亭”本，是 一部比较出名的早期刻本。据赵起杲介绍，他刻印的这个本子，是以从郑荔 芗那里得到的抄本（赵说“实原稿也”）为底本与周季和手录而曾为王闰轩 所攫去的一残本作一番校订，还借得吴颖思的又一抄本来勘定。可见这“青 柯亭”本是集了几个抄本之所长的。据说，赵起杲没有把这部书刻完，就逝 于严州府知府的任上。后来，由鲍以文把刻书工作完成。鲍是清代中叶出名 的藏书家、刻书家，他独力刊行了有相当规模的《知不足斋丛书》。“青柯 亭”本，还经过余蓉裳、郁佩先、赵起杲之弟赵皋亭的校雠更正，特别是赵 起杲与余蓉裳还共同删削了几十篇。因此，这个刻本不可能是最完全的本子。 但是，青柯亭本并非只有一种，而是有几种本子。它们篇目多寡不同，但文 词字句一样。从此以后，各种评注本、铅印本，都根据此本翻印，它的地位和影响很不小。
① 清《溜川县志》卷一，山川。
此后，有王金范本出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 年）①，冯镇峦的评本出于 嘉庆二十三年（1818 年）。道光时的本子出得较多，而大都是评注本，其中 有道光三年（1823 年）的经纶堂刻、何守奇评本；道光四年（1824 年）黎阳 段■的《聊斋志异》遗稿本；道光五年（1825 年）的吕湛恩评注本；道光十 九年（1839 年）的花木长荣之馆刻、何垠注本；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但 明伦的自刻、自评本┅┅。笔者所能见到的本子很少，据有研究的同志介绍， 注本以吕湛恩、何垠两家较出名；评本除王士祯的评语已见稿本外，则以冯 镇峦、何守奇、但明伦较有影响。
解放以后，党对古典文学遗产的出版整理工作十分重视，关于《聊斋志异》，出过删节本。1956 年又由作家出版社出过张友鹤选注的《聊斋志异选》，1962 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了张友鹤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 本（1978 年 1 月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加章培恒的《新序》，重新再版），共收 491 篇（这是目前为止，可称为较完备的一个本子）。同时，还有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评注聊斋志异选》出版。1974 年影印了十二卷《铸雪斋抄本聊 斋志异》存目 488 篇，其中有目无文的 14 篇和部分残缺的篇章，均以铅字补 排（如《放蝶》、《男生子》、《黄将军》、《医术》、《藏虱》、《夜明》、《夏雪》、《周克昌》、《某乙》、《钱卜巫》、《姚安》、《采薇翁》等 等），为《聊斋》的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① 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中章培恒新序。
① 王的十八卷原刻本残册已被发现。
特别应该提出来的是半部《聊斋志异》手稿本的发现和影印出版，更是 一件大事情。关于原稿，在作者的儿子蒲箬的《柳泉公行述》中记为八卷； 张元所撰的蒲氏墓表中也注明为八卷。到了乾隆五年（1740 年）其孙蒲立德 的跋中则题为“志异十六卷，先大父柳泉先生著”，已分为十六卷了。原稿的研究者杨仁恺推测，这不外是借抄频繁，借抄人多，原稿易于破损，故须 重装；同时，也为了供多数人同时分抄，所以分成多卷。手稿由蒲氏七世孙 价人于咸丰、同治年间携眷移居沈阳时，随身带出（见刘滋桂《聊斋志异逸 编序言》）。光绪初年，蒲价人将原稿改为两函八卷，恢复原来卷数。后来 价人子英灏曾供职于清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幕中，把原稿上函四卷借给依，后 又以下函四卷换回上函。依借得下函原稿后，因事赴京，遭八国联军庚子之 役。依病死，原稿遗失，只有上半部归蒲氏后人保存。后蒲氏九世孙文珊迁 居辽宁西丰县，藏家中。1948 年西丰解放，原稿丢失。县委负责同志下乡检 查土改，无意中从一位贫农家故纸堆中发现，交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保管珍藏。 现存原稿除 3 篇序文外，尚有 237 篇，为原稿之半。特别是其中 28 篇为通行 本所无。这部书是否是原稿，原有争议，但根据康熙五十二年蒲松龄 74 岁时 朱湘麟给他画像时蒲松龄的“尔貌则寝，尔躯则修。行年七十有四，此两万 五千余日，所成何事，而忽已白头？奕世对尔孙子，亦孔之羞。┅┅”和“癸 巳九月，筠（笔者按：即蒲之第四子）嘱江南朱湘麟为余肖像，作世俗装， 实非本意，恐为百世后所怪笑也。松龄又志”等题字字迹对照，断定此乃蒲 松龄的《聊斋》手稿无疑。
当然，无论是稿本、抄本和排印本，都应一分为二地看，均各有所长又 各有所短。如稿本，错别字不少，其他本子问题自然更多。某些抄家、刻家 为了“避讳”，甚至认为有些文字对当时有“违碍”，就要删改。但比较中， 上面所略加介绍过的几个本子是较好的。
（九） 蒲松龄的《聊斋》中的作品有没有时间先后可循呢？这个问题，一直为
许多读者所关注。但是，很可惜，到现在还没有整理出一本编年的注本与读者见面。因为，这项工作实在不容易。在《聊斋》中，标出时间的作品只有 寥寥数篇，即：
《地震》康熙七年（1668 年）
《祝翁》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
《狐梦》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腊月十九日
《水灾》一则为康熙二十一年
《上仙》康熙癸亥（1683 年）
《绛妃》同上
《鸮鸟》康熙乙亥（1695 年）
《夏雪》康熙丁亥（1707 年）
《化男》同上
从这样几篇中，倒是可以看出蒲松龄直到 68 岁（1707 年）还在创作或 补充增添《聊斋》的作品，而想依据它们排出个近五百篇的《聊斋》创作次 序，看来很困难。
章培恒同志在三会本“新序”中，肯定了稿本是按各篇写作时间的先后 排列的。他认为以铸雪斋本为依据的十二卷分卷本，则打乱了稿本的原来次 序。换句话说，也是打乱了原作按各篇写作时间先后排列的次序。他除了列 举上述有时间标出的几篇作品，凡先写的则排列在前、后写的排列在后外， 还从其中如《焦螟》、《五羖大夫》等等作品所提及的人物的官职名称、在任时间、卒年，或根据所标出时代的前后考证出某些篇仅见于某些册，不见 于另一册，等等。因此，大体确定作者写作先后。这当然有一些道理。然而， 为了说明得更透彻，更明确，更有力，还需要进一步补充材料以充实其证明。 例如，记述某些事情的发生，当然只能在事情发生之后；但是否必须是发生 后的当即，还是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呢？这一般就不容易断定。再如，有些官 称，当然是在受了官职之后才有；但是否一直以此作为习惯的称呼？甚至当 他改变了官职也仍以旧职来称呼，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历史上不乏这样的 例子）。凡此种种，都说明情况很复杂，为了说得更确切更可信，似乎还要 进一步发掘更多的充实材料。
在赵起杲的《青柯亭》本中倒是承认“原本凡十六卷，初但选其尤雅者 厘为十二卷”，可见经过他挑选整理，经过删舍，在排法上是比较乱了的。 其中有没有一点规律？从“三会本”十二卷来看，也还可研究。例如，除一 些普通的题材贯串在全部作品而外，某些题材相近的篇目，有时往往集中在 一起，卷一的《偷桃》、《种梨》、《劳山道士》排在一起；《蛇人》、《斫 蟒》在一起；《野狗》、《鬼哭》放在一起。又如第二卷则把《海大鱼》、《张老相公》与《水莽草》放在一起，《狐联》与《潍水狐》在一起。第三 卷《戏术》、《丐僧》在一起。卷四的《柳秀才》与《水灾》、《小猎犬》 与《捉鬼射狐》、《蛙曲》与《鼠戏》、《泥书生》与《土地夫人》┅┅在 一起，如此等等，看来在一卷中是有某些题材相近和相似之处的。这里有个 什么道理？仍需要我们下功夫研究。
总之，我们对《聊斋》的写作情况和编排方式，迄今还不甚了了，有许多工作还要继续去做。 另外，《聊斋志异》虽然是文言，作为优秀的短篇小说，它的影响决不只局限在国内。13 世纪意大利人马哥孛罗、法国人德鲁布路回到欧洲后，就介绍中国文化。中国作品最早与欧洲读者见面，则在 18 世纪。第一部，可能 是《今古奇观》先被译成法文，后来陆续就有《好逑传》、《玉娇梨》、《三 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平山冷燕》、《镜花缘》被译为外 文。1873—1874 年有个叫阿伦（Allen）的人把蒲松龄的《聊斋》译成了英 文。自此《聊斋》也就在国外传播了。国外研究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的人 日渐多起来，如日本的庆应义塾大学及京都大学收藏的蒲松龄著作及有关材 料，就十分丰富。《庆应义塾大学所藏聊斋关系资料目录》（日文）中共计 聊斋遗著 420 种，有关材料 107 种，有不少已超出了路大荒同志收集的资料①， 因此，为要把蒲松龄研究得好一些，是还有国内外的学术文化交流工作要做的。
结束本文，应申明的是：这里只掇拾一些琐碎的材料，拼凑成不像样子 的“文章”，资料既不丰富，观点也不新鲜。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依据路大荒 先生所编集的《蒲松龄集》和其中的《蒲柳泉先生年谱》的材料是不少的。 路先生辑录工作作得很审慎，校勘较精到，系年排列也很有依据。我写此文， 绝不存什么“补充”、“发挥”的妄想，何况自己在这方面所知是甚少的。 但因为这是为写《蒲松龄与<聊斋志异>》一书所需要的一章，没有它，似乎 全面介绍蒲氏和他的小说、创作就不成样子。正因为如此，只好勉强为之， 定有谬误和疏漏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