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贞观年间唐太宗实行文治的种种举措，几乎无不与总结历史经验相联系。历代王朝特别是秦、隋二朝兴衰得失的无数事例，给唐太宗以启发和警示，促成他 为大唐帝国制定了一系列合乎实际的方针政策，避免了诸多的失误，从而成就了“贞观之治”。自李世民于武德四年（621）设立文学馆、即皇帝位后立即设立弘 文馆（626）以来，常常是夜读史书，“或夜分乃寝”、“中宵不寐”。唐太宗夜读史书，主要不是学习以往帝王们驾驭群臣之术，而是从历代的兴亡得失之中总 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用来治理他所统治的国家，实现国泰民安。贞观十七年（643）正月，魏征卒，唐太宗亲自撰写碑文，并对侍臣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 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所谓“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正是他对自己以史为鉴、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制 定治国方针政策、治理国家这一实践的总结，这也就是他在《帝范序》中所说的：“所以披镜前踪，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尔。”
唐太宗酷爱史书，读史成癖，这在史书中多有记载。黄门侍郎刘洎称唐太宗“听朝之隙，引见群官，降以温颜，访以今古”。对于弘文馆学士虞世南，“太宗重其博 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每论及古先帝王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太宗尝谓侍臣日：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 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②中书侍郎岑文本在上书中称：伏惟陛下览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机，上以社稷为重，下以亿兆为念，正是 对唐太宗以史为鉴、以史辅治的概括。
为配合以史为鉴、励精图治的需要，唐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诏令魏征、虞世南、褚亮以及萧德言等人“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删编成“百代帝王所以兴衰者”节本。唐太宗“爱其书博而要，日：‘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赉赐尤渥。”
唐太宗重视以史为鉴，还见于他对臣下们的自我表白。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戒。”在《答魏征上群书理要 手诏》中，唐太宗说：“朕所览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在《金镜》中，唐太宗总结他即位以来的以史为鉴，说道：“朕以万机暇日，游 心前史。仰六代之高风，观百王之遗迹，兴亡之运，可得言矣。每至轩昊之无为，唐虞之至治，未尝不留连赞咏，不能已已。及于夏殷末世，秦汉暴君，使人懔懔 然，兢惧如履朽薄然。”这些表白说明，唐太宗的以史为鉴，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借此以治理好他所统治的国家。
贞观年间，以史为 鉴不只是唐太宗的个人意志，亦是唐初最高统治集团的共识。以魏征为代表的一些朝廷大臣，每每以隋亡为鉴，就治国的方针大计与军国大事提出自己的意见或劝谏 君王，事例不胜枚举。唐太宗在位时期，皇帝、大臣以及君臣之间，他们在就国家政事发表自己意见或进行讨论时，常常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以史为鉴来作为立论 的根据，可谓唐初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特色，是中国封建时代任何一个王朝所无法比拟的。
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如此重视“以古为镜”，这显然 是与隋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背景联系在一起的。隋王朝统一天下，国家富庶强盛，据说国家储备的粮食可供50年食用。然而，隋炀帝继位不到13年，王朝便短命 而亡。这个事实，是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亲眼所见。这件事在他们的头脑中所留下的印象和引起的震动可以说是太深刻、太强烈了，这怎能不引起他们的再三思考 呢？他们时时“以古为镜”，显然是同这一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唐太宗所说的“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魏征所说的“昔在有隋，统一寰宇， 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都是说强盛的隋王朝短命而亡的事实，是唐初君臣们以史为鉴的直接动因。
唐太宗所说的“以古为镜”，当然首先是以隋亡为鉴。武德四年五月，李世民率东征大军俘获窦建德，王世充被迫投降，唐军开入洛阳宫城。当时，李世民面对隋 王朝的宫殿，感叹地说：“逞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于是下令“撤端门楼，焚乾阳殿，毁则天门及阙，废诸道场，城中僧尼留有名德者各三十人，余皆返 初”。李世民在他西取长安、平定天下而转战各地时，目睹了隋王朝因炀帝奢侈暴虐而亡的无数事实，使得他即皇帝位后仍一再谈及此事。据《贞观政要·行幸》记 载：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他的侍臣们说：
隋炀帝广造宫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东都，离官别馆，相望道次，乃至并 州、涿郡，无不悉然。驰道皆广数百步，种树以饰其旁，人力不堪，相聚为贼。逮至末年，尺土一人，非复已有。以此观之，广官室、好行幸，竞有何益！此亦朕耳 所闻，目所见，深以自戒，故不敢轻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而已。
贞观十一年，太宗幸洛阳官，泛舟于积翠池，顾谓侍臣日：
此宫观台诏，并炀帝所为，所谓驱役生人，穷此雕丽，复不能守此一都，以万人为虑，好行幸不息，人所不堪……遂使天下怨叛，身死国灭，今其官苑尽为我有。
贞观十三年，太宗谓魏征等日：
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若能常处关中，岂有倾败？遂不顾百姓，行幸无期……身戮国灭，为天下笑。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
卿等岂不见隋主为君，不恤民事，君臣失道，民叛国亡，公卿贵臣，暴骸原野，毒流百姓，祸及其身？朕每念及于斯，未尝不忘寝辍食，所以师古作法，不敢任情。
可见，唐太宗对隋王朝短命而亡的感受是何等之深。
唐太宗君臣们由以隋亡为鉴发展到“以古为镜”、“鉴前王之得失”。除了以隋亡为鉴外，还有对秦王朝的二世而亡以及对汉初文景之治经验的总结。
秦、隋的统一天下，两大帝国的一时强盛以及二世短命而亡，有着极为相似的情形。因而唐太宗在以隋亡为鉴的同时，自然要探讨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他时常把秦王朝与隋王朝两相比较，探求其短命而亡的过程与原因，借以总结教训。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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