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精神与民族进步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进步，都与儒家精神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儒家精神孕育出中华民族的人格与国格，这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中华民族素来执著于对美好未来的热烈追求，也更加执著于对现实生活的追求，执著于维护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和气节。这就是儒家精神中的“正气”和“操守”。

　 　作为一代儒学大师的孟子，曾提出所谓“浩然之气”，至大至刚，用正义去培养而不损害它，它就会充满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有了这种高尚精神 的浩然之气，人就能成为高尚的人，成为胸襟坦荡的君子；它对后世许多民族英雄坚守气节，起到激励作用。这是人的灵魂的净化，达到了超乎生死的崇高境界；它 对于中国人国格和人格的培育与形成起到重要作用。这表明，儒家精神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应当加以肯定。

　　肯定儒家精神的历史进步作用，还在于它对宗教神学给予批评和抵制，这是儒家精神在上层建筑方面的主要影响之一，是中国无神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孔子是一位不语怪、力、乱、神的人，主张敬鬼神而远之。他提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侍奉、孝敬双亲使他 们生活得快乐，这是人道使然，不应向鬼神祈求幸福安康，尽管孔子还算不上纯粹的无神论者，但宗教神学观念非常淡薄，这种思想在后来儒家精神形成和发展过程 中，一直发生着深刻影响。

　　在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无神论思想家，考察一下他们的思想渊源，就会发现，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儒家精 神的影响。由此而论，在某些方面，儒家可以借鉴不同宗教派别的思维方式，吸收其中某些思想精华，但总体上是把宗教作为异端加以排斥。在中国历史上，君权至 高至尊，并非神权吞没一切，没有发生过西欧历史上皇帝拜倒在教皇脚下一类的事情，神权一直被置于君权严格控制下，这正是中国上层建筑史的特点之一。这是由 于儒家精神初步揭示了宗教神学的非现实性，许多学者都对宗教神学采取了排拒态度，例如唐代儒学大师韩愈就主张把神的偶像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 绝后世之惑。儒家这种积极入世的现实主义精神对中国政治产生进步作用，应作历史肯定。

　　肯定儒家精神的进步历史作用，还在于它基本适应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趋向，在后来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过程中，产生过不可低估的积极影响，为中华大家庭的组建，做出过重要贡献。试举三例。

　 　拓跋族首领元宏（孝文帝），在实行封建化改革中，曾下令尊孔、祭孔庙，以及改定郊祀之礼，设明堂，修学校等，这些措施都以儒家精神为指导而制定的。元宏 摒弃了民族间的隔阂与偏见，显示了一代有为君王的宽阔视野和胸襟。他本人精通五经之义，对儒家精神有深入理解。他根据孔子的“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 均”的学说，提出“凡为人君，患于不均”的施政方针，这显然继承了儒家有关仁政的人文主义精神。

　　蒙古贵族统治中国，很快完成封建化过程，原因之一，在于受儒家精神影响较大。元世祖提出过尊孔主张，后来著名宰相耶律楚材，奏请封孔子51代孙孔元措为“衍圣公”，并令大臣们阅读儒家经典，深刻理解儒学圣人之道，表明儒家精神有助于这些游牧民族在中原实行的封建统治。

　 　在中国历史上，除蒙古贵族建立的元朝外，另一个入主中原，建立封建王朝的是满洲贵族。在定都北京之前，满洲封建化过程已明显加快，一个重要催化剂，就是 儒家精神的影响。皇太极时有人上奏说，如要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理，则有《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书。皇太极 不仅远效尧、舜、禹、汤、文、武之法，而且认为，儒书一节，深明道理。他们要读孔孟的书，自然是儒家精神可以作为他们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法宝。

　　在古代社会，儒家精神起着支撑中华民族精神、推动中华民族进步的作用，对此，我在后面还要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