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而他想到，只要“放心”就可以进入人生的浩阔之境，“人须是闲时大纲思量：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立身其中，须大作一个人。……天之所以命我者，不殊乎天，须是放教规模广大”。如此，就可以真理在握，在世间顶天立地，做一个大写的人。
因而，他开始讨厌为走向仕途而必须要学的举业，而对提升自己德性生命、完善自我心灵的求心践履之学兴趣渐浓。
这中间，在读到五代十六国历史时，有感于当时中原无人而造成夷狄乱华，心中气愤难当。后来又听长辈讲到靖康之耻，更为气愤难遏，为此他一度剪断指甲，离开课桌，决心学习弓马格斗之术，以为国纾难，报仇雪恨。
举子之业于他来说，就更是抱着一种可有可不有的随意心态，甚或说是以一种娱乐心态来为之的，很像明朝的唐寅。唐寅在好友撺掇之下才进入科场，但却因一场 作弊案被牵累终身。陆九渊尽管也对科举持消极态度，但却无心插柳柳成荫，误打误中，比唐寅幸运得实在太多。他后来这样回忆自己青少年时期的读书生涯：
某七岁读书，十三志古人之学，亦时习举子之文，不好也。二十四以书见先达李公，今经略广西者。书辞才百余言，而李公嘉之。是岁，实今天子新即位，颁科诏，而某独殊无应书之意，李公以为不可。乃以向为举子业示李公，亦谓为能，其秋竟就试中选。
时在乾道八年，公元一一七二年，不管三十四岁的陆九渊如何不情愿，但仍然帏场告捷，进士及第。
一个属于那个时代士人成长的传统范式向他打开了一扇门。
踅身而进的他，会沿着里面既定的廊道亭阁按部就班、亦步亦趋地走下去吗？
当然不会。
这是他掷地有声的回答：“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闲，须是做得人，方不枉。要当轩昂奋发，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处。”做人卑陋庸俗，全在学习目的不明，不知道义之所在，“凡欲为学，当先识义利公私之辨。今所学果为何事？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尽人道”。
这个“道”，却非常人所理解的表层意义上的积极进取，更非追寻荣华富贵，陆九渊给定的答案非常另类：“此道非争竞务进者能知，惟静退者可入。”
如果你还记得拒绝仕进的大儒胡宏，你就会为陆九渊找到同时代知音。胡宏说过：“稽请数千年间，士大夫颠名于富贵，醉生而梦死者无世无之，何啻百亿？虽当 时足以快胸臆，耀妻子，曾不旋踵而身名俱灭。某志学以来，所不愿也。至于杰然自立志气，充塞乎天地，临大事而不可夺，有道德足以替时，有事业足以拨乱，进 退自得，风不能靡，波不能流，身虽死矣，而凛凛然长有生气如在人间者，是真可谓大丈夫！”
心同胡宏的陆九渊，自然肯定不会汲汲于官 场，更不会游刃有余于官场。就在陆九渊进士及第的公元一一七二年，四十三岁的朱熹此时正埋头在尤溪老家，伏案撰《论孟精义》、《八朝名臣言行录》、《西铭 解义》，编《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程氏外书》，解《太极图传通书》，于尤溪学宫聚众授徒。或许是一种感召，三十四岁的陆九渊没有像他人那样 在候职期间翘首以盼，望穿秋水地苦苦等待朝廷的一纸任命，而是像朱熹一样，开辟槐堂开始讲学。一时间，四面八方学子慕名前来，从此生徒环侍，走到哪里身边 都围绕着学生。
乃至他来到京师，亦不大像个诚惶诚恐前来吏部接受任命的候补官员，而更像是位来帝都举办讲座的大牌学术明星，从游者甚众。
面对京师的众多陌生面孔，陆九渊再次展现了他的个人魅力。与一个陌生人见面，陆九渊只是简单望其行迹，即知道此人怎样，与之交谈，三言两语间即能识其大 概，而且因下判十分精准，与其人操行非常吻合，每每令对方为之大汗自背发：“先生能知其心术之微，言中其情，多至汗下。亦有相去千里，素无雅故，闻其概而 尽得其为人。”
这种犀利而精准的识人之判，是建立在宏富学养与阅人无数之上的一种敏锐观察与审视。但陆九渊却并不赞成盛行于魏晋时的 名相之术，更不以自己有此技能洋洋自得，自诩为高明，他及时提醒学生：“念虑之不正者，顷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虑之正者，顷刻而失之，即为不正。有可以 形迹观者，有不可形迹观者。必以形迹观人，则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绳人，则不足以教人。”
教人独立思考，不盲从师说，不拘泥成见，是他一生的教学思想。“大凡为学，须要有所立。《论语》云：己欲立而立人。卓然有不为流俗所移，乃为有立。”
官场需要的是听命与服从，遵循的是应循与执行，一个思想上卓有所立、行为上特立独行的人，必然与官场人格构成深深的抵牾。那么结果就只是，不是他排斥官场，就是他被官场排斥。
陆九渊的官场步履便在我们想象之中了。
而他实际所走的步伐，比我们想象得更简单，履历十分苍白，甚至还不如朱熹。
公元一一七四年，被授隆兴府靖安县主簿。任内，与朱熹相会鹅湖，展开争辩。
公元一一七九年，改授建宁府崇安县主簿。任内，与朱熹会于南康，应邀讲学于白鹿洞书院。
公元一一八二年，任国子正，专业从事教书育人工作。
公元一一八三年，迁敕令所删定官，任内读研兵书武略，四方访求智勇之士，积极谋求抗金复宋大计。
公元一一八六年，除将作监丞，在朝中提出：任贤、使能、赏功、罚罪是医国“四君子汤”，得到宋孝宗嘉许，后为给事中王信所驳，落职还乡授徒，四方学者辐辏于槐堂。
公元一一八七年，在贵溪应天山，也即象山结庐构屋，开办象山书院。每开讲席，学者群集，“户外履满，耆老扶杖观听”。仅案籍有名可考的前来求学、拜访者达数千人之巨，象山一时成为人文渊薮。
公元一一九一年，出知荆门军，因政绩显著，社会风气大变，丞相周必大赞曰：“荆门之政，可以验躬行之效。”两年后，卒于荆门任上。
世界很复杂，官场很玄妙，但于一个思想大师来说，那既不是兴奋点，也构不成关注点。所以无视外界这一切的他，才将之尽量简约化。他不会为低微的职衔忧 心，更不会为困顿的遭际抱怨，让他心牵魂萦的只是如何为人，如何为学，如何立身，如何安命，如何掌握真知，如何通向人性与道德的双重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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