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中《春秋》是本什么书？

　　《孟子》一书中有关孔子著《春秋》说的话应该是最为惊人的，因为孟子说得太突兀，又是那么绝对，使后代的人不能不奉若定论，而孔子至孟子二百多年之间只有这两句话来奠定《春秋》的权威，不亦过乎？

　　《春秋》之书果再见，距孟子之世又百余年，这一回话就多了。到了“太史公”，话又多了些：

　　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于今称则之……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前104），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史记·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今五百岁，这句话多了近二百年！太史公会这么写么？不会的。但如果换上“刘歆曰”，五百年的数目就将近对了！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是杰出的史家，写了第一部中国通史，建立了第一个写史的模式，写了第一本中外交通史，第一部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书，他的功劳是大的，但在这一段自述中，他不知不觉指出了两点：一、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五百岁而有司马迁。司马迁自己与周公、孔子并论，有点周公、孔子既殁，文不在兹乎的味道。如果说，孔子论《诗》、《书》，那么司马迁论的更博大，天上、地下、人间，《史记》没有不论的；如果说孔子作《春秋》，那么司马迁作《史记》，两部历史书，明眼的人一看即知孰轻孰重，自比孔子周公的司马迁言不为过吧！二、但司马迁却以为，他的史书可以与《春秋》相比，甚至“继”《春秋》，正因为《春秋》也是一部史书！《春秋》贬损，《史记》何尝不贬损，任何史书又何尝不贬损，其实有历史书就有贬损，这是历史家想不贬损也办不到的事。那么，《春秋》就不是一部素王书而是一部历史书了。

　　司马迁说到《春秋》的著作年代比较确切：“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那是在孔子六十至六十三岁，《春秋》虽是一部简而又简的编年史，在那个时代，除非是手头有一大堆图书，或近陈、蔡国家史馆，编纂隐公以下二百四十二年的史就好像不大可能，我们相信更可能是孔子自卫返鲁以后，在鲁国对鲁史的编纂是近水楼台。但司马迁说了，姑存之。

　　司马迁的自序对于《春秋》的性质的肯定有两个来源：一于父，一于董仲舒。司马谈曾在不能参与汉天子始建汉家之封、临终时对儿子说：“……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称则之……”而对《春秋》最为肯定其价值是下面的一番话：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国亡，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世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者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又说，“余闻之先人曰……《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讥刺而已也”。同上。

　　上面说的五百年而有孔子，再五百年而有《史记》。“五百年而有孔子”的意思该是“周朝或周公六百年而有孔子”，这还是小小的不确；“再五百年而有《史记》实际上从孔子六十九岁左右作《春秋》，到司马迁（135？—）写完《史记》充其量应该只有三百年不到四百年。写这一段的人把司马迁的年纪也弄错了。

　　根据壶遂大夫的问，司马迁先说他父亲以为“春秋非独讥刺”，而自己又如果“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之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同上。司马迁到临头还是说自己说的不是自己说的。他当然是怕武帝因他所写的《史记》而怒，说不定来个灭三族或灭九族，这也是可能的，所以在同一篇文章中出现了这些大的矛盾，那时的学者都在仰帝王的鼻息而生存，司马迁出尔反尔也是很正常的。

　　《史记》的这篇序文对于《春秋》的看法先是来自自己的父亲司马谈，又说明自己的《春秋》来自董仲舒，这又是极大的矛盾。司马谈（前？—前110），董仲舒（前179—前104）两人几乎是同时代的人，司马迁则生于公元前145或公元前135年，比董仲舒小三四十岁。自序中说起的《春秋》，司马谈的意思和董仲舒的意思是相同的，而董仲舒的《春秋》的看法要比司马谈的详细得多，司马迁又是照单全收，成为自己的看法。这些点都是很可疑的。司马迁又没有说清楚他说的《春秋》是哪一家，《公羊》、《穀梁》还是《左传》？对于《左传》作者左丘明，只说起《国语》的事：“左丘失明厥有《国语》”，那么司马迁是从来未见过《左传》这本书的了？那么他说的《春秋》，非《公羊》，则《穀梁》了？

　　如果我们认真地将司马迁说的有关《春秋》的书详细分析，就会发现里面的语气、自诩，自己作书和孔子作书的年代等的矛盾太多了。这番话如果和《报任少安书》并看，后者表现的司马迁与他完全是两个人。《报任少安书》的司马迁是个被阉、郁郁不得志的人，而《太史公自序》中的司马迁却以自己为与孔子一脉相承的素王，这种差距不是任何人消化得了的。但是如果我们换上刘歆在说话，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到那是刘歆羼入的《刘歆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