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绝对专制主义集权的皇帝之下,
清代的中央机构有内阁(实权在军机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和院寺(都察院、大理寺、理藩院、翰林院、太仆寺等),分别执行皇帝的命令。在地方,清代则设有行省和特别行政区。省下设道、府(或直隶厅、直隶州)、县(或厅、州);每省设巡抚(无巡抚,则由总督兼),每一省或数省设总督。总督、巡抚之下,设布政、按察、学政、道员等官。特别行政区分顺天府(京师及近畿),盛京、吉林、黑龙江(满洲发祥地,
光绪时改行省),藩部(新疆蒙古西藏)和土司四类。各省(或数省)的总督、巡抚、将军(发祥地等),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驻藏大臣等要员,都是皇帝的心腹、亲信,直接听从皇帝的指挥。州、县以下,
乾隆时更加厉行保甲法:不论城乡,每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每户门上悬挂一牌,上书户主姓名丁数,同时登入官府册籍,厂、窑佣工和佃户,也附于牌甲之末或本户之下,如有反抗事件,一并连坐治罪。总之,控制得非常严密。
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清朝皇帝又将八旗兵分散驻扎在北京、近畿和全国各地。有人统计:畿辅25处,东北44处,新疆8处,内陆20处,都有八旗兵驻防。此外,各省还驻有绿营兵(
汉族),西藏还设番兵(
藏族),黑龙江则还设索伦兵。谁想反抗,就马上会受到无情的镇压。
清朝统治者还集历代刑法的大成,颁布了严酷的刑律。
顺治三年(1646),朝廷颁布过《大清律》。乾隆皇帝时,又重修律例,制成了《大清律例》,分律目、名例、刑律、总例、比引等条例凡47卷、226门,《名例》律中载有所谓“十恶”,规定犯了”谋反”、“谋大逆”等罪,任何赦令也不得宽免,连
满族权贵也毫不例外。这就更突出地保障了至高无上的皇权。
但是,康熙、
雍正、乾隆三个皇帝都知道知识分子不进考场,讥刺朝政,对自己的统治不利。因此,他们一方面告诫皇族继承
努尔哈赤、
皇太极的政策,见了大学士行半跪礼,称“老先生”,如果这大学士还兼着“师傅”,就称之为“老师”,自称“门生”或“晚生”(这种规矩,一直延续到
咸丰皇帝死前);一方面大搞正规的科举活动,不断罗致文人士子加入为清朝服务队伍的行列;另一方面,还特开博学鸿词(康熙时叫鸿“儒”,乾隆时改鸿“词”)科,把那些自命遗老或高才、标榜孤忠或写些诗文发泄牢骚的文人,或不屑参加科考而隐居山林却又有些威望的隐士,由大臣或地方官疏荐上来,皇帝直接面试,授给一定的官职,以便使他们就范。
“博学鸿词”科名,唐宣宗的时候已经有了。
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又在南方搞过,但都名堂不大。康熙十七年(1678),康熙皇帝下诏说:
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弘词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几余之暇,留心文翰,思得博洽之士用资典学。如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任未任、京内京外,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
第二年,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及学政等,一下就荐上来一百八九十人有的书说一百四五十人。,由户部赏给月俸,由皇帝赐宴,然后齐集体仁阁考试诗赋,大金榜取中一等朱彝尊等20人、二等毛奇龄等30人,各授了翰林院的官职。考中的这50人,自然感激皇恩、
春风得意,落榜的百余人,也无面目自命遗老孤忠、讥刺朝政。因此,康熙皇帝这一招,的确对清朝的稳定、皇帝的集权有利。雍正皇帝于是也学着康熙皇帝的样子,于雍正十年(1732)下诏征荐,但还没来得及实行,他就于十三年(1735)死了。乾隆皇帝算是清朝第二次开科。乾隆元年(1736)九月,试被荐者176人于保和殿,首场以经解史,次场考诗赋,取中刘纶、齐召南等15人。次年在体仁阁考试,又录取了四人,各自授官有差。乾隆十四年(1749),还通过明经科目的考试,录取了顾栋高等四人,都授予国子监司业的官。顾等因年老,尤其被乾隆皇帝宠眷。顾栋高年老辞官时,乾隆皇帝亲自书写了两首七言诗加以褒美;后来,乾隆皇帝下江南,又亲赐御书,越两级封他为国子监的祭酒官。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皇帝谕曰:“儒林是史传所必须写入的,只要是经明学粹的学者,就不必拘泥于他的品级。像顾栋高这一类人,切不可使他们湮没无闻呵!”于是,史馆里特别设立了《儒林传》的名目,来专门编写大知识分子的学术和生平。乾隆皇帝还叫齐召南常侍左右,后来,提拔他做了礼部的侍郎。
康熙、雍正、乾隆等帝,除了在北京招试“在野翰林”外,在巡视外地时,也随时注意搜罗。康熙皇帝南巡江浙,就召试诸生73人。乾隆皇帝下江南,也召录了85人;在巡视山东、天津和五台山时,召录了4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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