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就地正法之由来及积弊
“就地正法”，喜欢古装戏的当代人并不陌生。如果按照剧情设计，成为就地正法之鬼的是恶贯满盈之徒，屏幕前的观众还能从那凌厉的刀锋中得到一种快意。
然而一个事实是，即使在传统社会里，“就地正法”也是非常之举，属于“越轨”的权宜之计。
清王朝一直坚持对死刑执行复核审转制度，最终裁判权掌握在皇帝手里，这固然可以说是为了维护皇帝的绝对权威，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看重人命的体现。但这种制度也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即因程序繁琐，往往会耗费较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而且将犯人押解至京城终审，也有一定的安全风险。死刑复核审转制度用之于平日，既已有类似麻烦，如果碰上战乱又会如何?于是，“就地正法”制度应运而生。
《清史稿·刑法志》中有一段话说：“惟就地正法一项，始自咸丰三年。时各省军兴，地方大吏，遇土匪窃发，往往先行正法，然后奏闻。”咸丰三年即公元1853年，正是太平军起事之第三年。面对太平军掀起的浩大声势，咸丰皇帝病急乱投医，不惜自坏法制，以皇帝诏旨的形式授权全国各级地方官，可以不管法律规定之程序，对抓获的“土匪”即行“就地正法”，试图以此威慑造反者。
咸丰的这份诏书也对就地正法实施的范围略作了限制，“至寻常盗案，仍著照例讯办，毋枉毋纵”，意思是并非直接针对政权、对统治秩序没有威胁的一般民事刑事案件，仍照常规办理。但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魔鬼怎么还愿意钻回去呢?对地方官员来说，经过皇帝的授权，对辖区民众的生死予夺之权尽操己手，而且可以便宜行事，他们又哪里肯放弃这种权力?
果然，据《清史稿·刑法志》所记，“嗣军务敉平，疆吏乐其便已，相沿不改。光绪七八年间，御史胡隆洵、陈启泰等屡以为言。刑部声请饬下各省，体察情形，仍照旧例解勘，分别题奏。嗣各省督抚俱复称地方不靖，碍难规复旧制。刑部不得已，乃酌量以限制，如实系土匪、马贼、游勇、会匪，方准先行正法，寻常强盗，不得滥引。自此章程行，沿及国变，而就地正法之制，迄未之能革。”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自“就地正法”的口子一开，清王朝原本统一的司法权已经遭到严重破坏。而为了维护这种统一的司法权，遏制自掘政权合法性基础的行为，言官和刑部都曾力谏停止实行“就地正法”，而尝到便宜行事甜头的地方督抚们均以“地方不靖”为由拒绝，最后作为中央司法机关的刑部只得妥协，仅仅对就地正法适用之范围进行了一些限制。然而这种限制是否有用却大可怀疑。光绪初年华北大旱，非常时期地方官员的权力自然扩张，越过常轨之事举不胜屈，山西巡抚曾国荃就曾经严词责问手下一名县令，因为后者将寻常命案当作盗匪案件，居然未经请示即将嫌犯就地正法了事（见岳麓书社版《曾国荃全集》）。而从岑春煊怒斩两门丁且高调宣扬的行动中，也分明显示，就地正法的实施范围根本未受到有力约束。即便是此案闹出了一点风波之后，如同《清史稿》所说，就地正法的制度，仍然“未之能革”。
在上者自坏法制，在下者便宜行事，连夺人性命的严重行动都可以不遵循法定的正当程序，这岂不等于往官员们手里塞了一把可以任意挥舞的屠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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