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简介：致力变法的政治谋略家商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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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鞅
  
  

  第一节 寻找明主，入秦重用

  　　公孙鞅（约前390～前338年），又名卫鞅，商鞅。春秋战国时卫国（今河南境内）人。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先后任魏国中庶子、秦国左庶长、大良造。倡导法治强秦，后被诬谋反，车裂而死。后人称其为战国变法第一人，著名军事家、政治家。
  
  　 　在魏国郁郁不得志的公孙鞅，及时调整了方向，得以遇到明君秦孝公，两人相见恨晚，从此携手变法。公孙鞅在泰国力排众议，坚决实施变法，他下达的政令法规 深入人心，连妇女和孩子都能讲得头头是道。秦国在商鞅的变法下迅速壮大了，从而改变了战国时代的国际格局。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经过无数次战争与兼并，逐步 确定了七个国家对峙的局势，在齐、楚、秦、燕、赵、魏、韩这七个国家中间，最强大的是齐、楚。
  
  　　公元前400年左右的秦国已经从昔日的春秋五霸之一，蜕化成衰败而落后的小国家，不为别的国家所重视。但随着秦国新国君秦孝公（赢渠梁）的即位，秦国的命运从此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而这一切，皆归功于慧眼识珠的秦孝公和勇于变法的政治家公孙鞅。
  
  　 　公孙鞅，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商鞅，他是卫国人，“少好刑名之学”。为了谋求发展，他投在魏国宰相公叔痤府上当了一名门客，职务是中庶子。公叔痤很欣赏他 的才略和胆识，就想把他推荐给魏王，但没想到，公叔痤却在此时病倒了，并且病情越发严重，只能卧床不起。魏惠王亲自前来探视公叔痤，见其病势危急，不禁黯 然问道：“万一你的病难以康复，那么宰相一职有谁可以接替呢？”
  
  　　公叔痤立即举荐了公孙鞅，说：“公孙鞅年轻有为，其才能在我十倍之上，完全可以胜任宰相一职。若我死后，可请他接任宰相，辅佐国政，将来魏国的前途势必不可估量。”
  
  　　魏惠王闻言，觉得公叔痤一定是病糊涂了，怎么给自己推荐一个年纪轻轻的人当宰相呢？他不好反驳重病的公叔痤，却有些不悦地转身对随从说：“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
  
  　　公叔痤注意到了魏惠王的神情，心里很清楚魏惠王对自己的推荐不以为然，于是吩咐众人离开，只余下自己和魏惠王，他压低声音叮嘱道：“大王，若您不愿意任用公孙鞅，那就请您一定不要让他离开魏国，最好处死他，以免他为别的国家效力，以致成为魏国之心腹大患。”
  
  　　公叔痤出此计策，也实属无奈，他不希望公孙鞅为别的国家服务，将来对魏国不利。但他的告诫并未能引起魏惠王的重视，虽然魏惠王点头答应了，但那不过是敷衍公叔痤而已，并没有当真。
  
  　　魏王离开之后，公叔痤马上找来了公孙鞅，把自己与魏王之间的谈话内容和盘托出，并说：“魏王将来是不会重用你的，你还是赶紧逃走吧，以免被他杀死。我是为国家前途考虑，才请求他杀掉你！”
  
  　　公孙鞅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我不会逃走的，既然魏王不愿意听信您的推荐让我做宰相，我想他也不会听信您的话处死我的。”
  
  　　听了这话，公叔痤有些惊讶，但觉得公孙鞅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再不提及让他逃走的事情。
  
  　　不久，公叔痤病逝，果然不出公孙鞅的预料，魏惠王没有让他当魏国宰相，但也没有将他处死。大臣魏昂深知公孙鞅的才能，也向魏惠王推荐，但魏惠王仍然不予接纳。公孙鞅看出自己在魏惠王这里无法得到重用，因而决定去别的国家，另择明主，施展自己的才干。
  
  　　公元前361年，年仅二十一岁的秦孝公即位了，当时，秦国是战国七雄中，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最落后的诸侯国，而且还屡遭魏国的入侵，抢走了河西一大片肥沃的土地。
  
  　 　秦孝公对秦国的处境非常焦虑，他决意奋发图强，将秦国建设成为富强、实力雄厚的国家，恢复到300年前他祖先的霸业。他上任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诏告天 下，广纳人才。他发布了诚恳的求贤令：“其他诸侯国都看不起我们秦国，这是我们的最大的耻辱！只要是能够帮助秦国强大的人，不论是秦国人还是别的国家的 人，我都封他为官，给予丰厚的赏赐。”
  
  　　正打算另投明君的公孙鞅听说秦孝公求贤若渴，不觉有些动心。他先是分析了秦国的现状：秦国虽然实力不济，是个小国，可是秦孝公却是一位有追求的可辅之君，长久下去，秦国必然大有发展。公孙鞅下定决心，离开魏国，去为秦孝公效力，为自己的远大志向找一个得以实现的地方。
  
  　　公孙鞅立刻打点行装，赶到了秦国。他先去拜访了秦国大臣景监，在其引荐下，公孙鞅见到了秦孝公。但是一连见了三次，做了三次长谈，公孙鞅才引起了秦孝公的兴趣和重视。
  
  　　第一次面谈时，公孙鞅大谈尧舜禹汤的仁义，在他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帝王之道。可对此毫无兴趣的秦孝公不但听不进去，还听得昏昏欲睡。事后还训斥了景监一番，说他找来的人怎么只会讲大道理，一点都不实用。
  
  　　景监挨了训，很是郁闷，回家就埋怨公孙鞅。公孙鞅若有所思，请求景监再帮自己求见秦孝公，五天后，公孙鞅又来到秦孝公面前，这一次的谈话还是未能引起秦孝公的任何兴致，平平淡淡地结束了。
  
  　　几天后，秦孝公第三次接见了公孙鞅。这一回，公孙鞅大谈的是富国强兵之道，这一下就吸引住了秦孝公的注意力，因为这正是他苦思良久的强国之路。
  
  　　公孙鞅的这一番高谈阔论令秦孝公赞叹不已，他终于对公孙鞅有了相见恨晚的感觉，从此将公孙鞅留在秦国，委以重任，以左庶长一职开始，主持开展秦国的变法图强之路。
  

  第二节 为求变法，立信于民

  　　从古至今，任何一次变法均非易事。只有勇敢无畏、坚忍不拔的人才能将此进行下去。而秦孝公和公孙鞅正具有这样的特质，因而，他们开始了变法，并彻底地推行下去。
  
  　　（1）力驳群臣
  
  　　虽然公孙鞅获得了秦孝公的全力支持，进行国家的改革。但这毕竟是一件“易祖宗之成法”的大事，引发了朝中大臣和百姓们的轰动，一时间议论纷纷，反对声不绝于耳。
  
  　　在这种情况下，公孙鞅和秦孝公一起面对群臣，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宫廷辩论会。在朝堂之上，秦孝公跟公孙鞅以及甘龙、杜挚等群臣商议变法之事。秦孝公说：“为增强国势，我欲行变法来治理国家，改革礼制来教导百姓。但我实在担心，百姓们对此反对且非议不断。”
  
  　 　公孙鞅首先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上奏说：“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同于成事，知者见于未 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秦孝 公觉得此言甚是，但甘龙却当即表示反对，他说：“改变百姓风俗推行教化不是圣人所为，改变旧法制来治理国家也不是明智的做法。因袭旧制，会让百姓更容易接 受，而且不费力就可达到成功。依照旧法治理国家，官吏不致茫然，只需照章办理，而百姓也不会迷惑。要是国君坚持改变秦国旧制、改革旧礼制，那么百姓一定难 以接受，天下人都要批驳秦国的国君。”
  
  　　公孙鞅反驳甘龙说：“你说的这些话没有什么道理，只是俗人之见。我们总是把自己束缚在旧有的习 惯和制度之中，不愿意有所改变；学士们总是局限在自己原有的见识中，故步自封，不求创新。这样的人只能遵纪守法，却无力变法。夏、商、周的法度、礼制各不 相同，却都成就了霸业；春秋时期称霸的五国法度也有所不同。智者改变法度、礼制以利国事，愚者深受法度的束缚、礼制的约束。拘泥于法度、礼制的人自然无法 明白变法的含义，也无法接受变法。”
  
  　　大臣杜挚也表明自己不同意变法：“不能获得百倍的利益，就不可变更法度；无法获得十倍的功效，就不应变换器具。自古以来，都是这么说，因循古人之法就不会犯错，遵守旧礼不会奸邪。”其他大臣也纷纷附和，支持守循旧法礼制。
  
  　 　群臣众口一词的反对，并未让公孙鞅妥协，他坚持己见，毫不动摇地说：“既如此，那我倒要请教诸位，古代的立法制度也各有不同，那我们应该遵循哪一种古代 法制呢？帝王不相因袭，我们拘守谁的礼制？伏羲、神农时，教导百姓不杀人，黄帝、尧、舜时期，杀人而不叫妻子连坐。至于文王、武王时期所立法度都是符合当 时的社会形势；所行的礼制也均符合当时的情况。古人所为，不正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制定不同的法度、礼制吗？兵器、盔甲、器具的使用，应该以便利为原则，法度 的制定也要切合时政。因而，治世不必依循旧制，治国也不必拘泥古法。商汤、周武的兴起，正由于他们不拘守古法；殷纣、夏桀的灭亡，正由于他们不改革旧礼。 如此说来，因循守旧未必合宜，也无须赞扬；改变古法不该受到非议和反对。”
  
  　　这一番话说得群臣哑口无言，秦孝公也连连称道，公孙鞅又趁机奏请秦孝公不要再疑惑、迟疑了。
  
  　　秦孝公点头赞许道：“我也曾听闻，在偏僻之地，遇到事情多觉奇怪、不解；而学识狭隘片面的人，对事多在口舌辩论。愚者所引以为傲的，恰恰是足智者感到可怜的；狂妄的人以为得意的，却正是贤者所担忧的。诸位不必再说多了，我决意变法，不会再改变主意了。”
  
  　　（2）立木为信
  
  　　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在经过一场激烈的舌战群臣后，秦孝公变法的决心已下，并且打算立即颁布实施新法。但公孙鞅深知“民无信不立”的道理，必须要先取得百姓的支持和理解，才可将变法贯彻执行。
  
  　 　因此，公孙鞅劝阻秦孝公不可操之过急，他说：“据我所知，过去多年来，秦国也曾经采取过一些改革措施，但都未能坚持执行。现在百姓对于颁布的新法必然不 会相信。而若是失去了百姓的信任和支持，新法很难能贯彻执行。所以说，我们的当务之急，并非立即实行变法，而是让百姓树立对朝廷的信心和信任。”
  
  　　秦孝公急忙问道：“那有什么方法呢？”
  
  　　公孙鞅早已胸有成竹，微微一笑回答说：“您不必担心，我已经想到了一个好方法。”
  
  　 　第二天一早，有人发现在京都雍城（今陕西凤翔县）的南门前，立起了一根长约三丈的木杆，旁边还有几名士兵在看守。人们都觉得好奇，一传十，十传百的，全 城的人都跑来看稀奇，还议论纷纷，都不知道这根木杆是做什么用的。等到人群越聚越多，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时，公孙鞅来到了此处，看守木杆的士兵赶紧行礼并喊 道：“报告左庶长，木杆早已立好，请您宣布吧！”
  
  　　百姓们一下都望向了公孙鞅，好奇地等待着。公孙鞅环顾左右，走到木杆前，大声地宣布说：“如果有人能将这根木杆扛到北门，可获赏黄金十两！大伙都听清了吧！”
  
  　　人们一时搞不懂什么意思，没有人回答，有人在人群中悄声议论道：“嗯？我没听错吧？扛根木杆到北门就赏十两黄金？”“可能这根木杆比看上去还要沉吧，我们根本扛不动？”“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啊？”
  
  　 　公孙鞅听见了这些怀疑的议论声，他清楚，这正是因为长期以来，朝廷的所作所为，令百姓对朝廷充满不信任造成的。人们你看我，我看你，心里不敢相信：只是 扛着这根木杆到北门就能拿到十两黄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情？莫非是官府使的什么计谋？看到人们迟疑不决，竟没有一个人敢上前，公孙鞅又宣布道：“请大家 听好了，现在，要是有人将这根木杆从此处扛到北门，奖金将会是黄金五十两。”人们一听这话，立刻惊叫声不断，还有人咋舌长叹，不由得都大大动心了。
  
  　 　就在不少人还在犹豫观望之时，只见一个大汉从人群中挤出来，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说：“五十两金灿灿的黄金，为什么不要呢？既然没有人敢来，那就我来做 吧！”说完，就一用劲，把木杆扛在肩头，转身向北门走去。人群一下就像炸了锅一样，都跟在大汉身后，向北门跑去，想看看究竟是什么结果。大汉把木杆送到北 门，又在人群的簇拥下返回了南门。公孙鞅高兴地亲手把五十两黄金递到大汉手中，并表扬说：“因为你听从了朝廷的命令，并且完成了这件事，这是你应得的奖 赏。”
  
  　　这件事一天之内就被传遍了城里城外，很快全秦国的百姓都知晓了，人们都说左庶长公孙鞅说话算话，他所颁布的命令绝不可违抗。紧接着，公孙鞅采取了一系列取信于民的措施，百姓对他和朝廷越来越信任。他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就奏请秦孝公颁布新法。
  
  　 　变法所执行的措施，促进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但对奴隶制旧势力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因此变法遭到了守旧派的极力反对和破坏。就连太子驷，也在老师公子虔 和公孙贾的唆使下，公开抗拒新法，并且以身试法。公孙鞅了解到太子身受老师的教唆，于是，他宣称：“太子之所以触犯新法，罪责都是在他的两位老师身上，他 们失职没有教导好太子，所以要处罚老师。”
  
  　　在征得秦孝公的批准后，公孙鞅“劓”（割掉鼻子）了公子虔，“黥”（脸上刺字）了公孙贾。 为了进一步警戒那些反对变法的守旧派，公孙鞅还处死了对抗新法的贵族祝欢，还在渭水边镇压了700多名破坏新法的平民，此外，将一大批所谓的“乱化之民” 都迁到了偏远蛮夷之地。在公孙鞅笼络民心和高压政策的双重手段下，朝野上下再没有人敢公开反对变法，新法得以顺利地在整个秦国推广实行。
  

  第三节 新法治国，强秦称霸

  　　公孙鞅将变法分为两次进行，虽然新法有严酷的一面，但还是成功地达到了其主要目的：发展生产，富国强兵。在公孙鞅掌权秦国的二十多年里，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将新法贯彻实行。
  
  　　（1）第一次变法
  
  　　公孙鞅的变法是分两次进行的。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356年，第二次开始于公元前350年。公元前356年，公孙鞅在秦国实行了第一次变法，其主要内容是：
  
  　 　①登记户籍，实行连坐法。以往秦国的乡、邑、聚（村落）都是自然形成居住区，大多没有登记户籍。而新法首要就规定了将居住区作为国家的基层行政单位。每 户居民都要登记户籍，并以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什，这种形式和后代的保甲制度很相似。什伍内各家互相纠察。一家作奸犯法，别家若是隐瞒不告的，就要同罪连 坐。同时详细规定了：不告发奸人者处以腰斩；告发奸人者与斩敌人首级者均获赏；藏匿奸人者，与投降敌人者受同等的处罚。而且新法还规定了旅客登记制度，必 须持有相关证件才能住宿，否则一且查出违规，客舍主人也要治罪。
  
  　　公孙鞅主张轻罪重罚。在他看来，只有重刑才能起到威慑百姓的作用，使得人们小心行事，不敢触犯一点法律，轻罪都不敢犯，重罪自然更加无人敢犯。公孙鞅为了保护私有耕牛和马，对盗窃牛马的人竟一律判以死罪；为了统一度量衡，还规定“步过六尺者有罚”。
  
  　 　②崇本抑末，鼓励农业生产，抑制商业。新法规定，一户凡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就必须分家，各自成立一户，违者赋税加倍。粮食和布帛生产多的，可以免除劳役 以示奖励；因为懒惰而受穷的人，全家都要被罚作“官奴婢”。公孙鞅鼓励发展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形式，促进了封建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而以一家一 户为基础单位的小农经济，也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
  
  　　在鼓励农业生产的同时，公孙鞅主张抑制末利，即限制商业发展。在《商君书· 垦令》中连续列举的二十条鼓励垦荒的措施，其中不少都是起到抑制商业的作用。规定市上酒肉税额比成本高达十倍之多；规定加重关卡和市场上的商品税，不准私 自贩卖粮食以牟利。还规定经商之户必须如实登记家中奴隶（厮、舆、徒、童）的姓名和数目，以方便官府摊派徭役。另外，公孙鞅还主张“一山泽”，即由国家统 一管理山泽之利。这一切抑制商业的严厉措施，都是为了扶持小农经济的发展。
  
  　　③奖励军功。立军功者按照功劳大小获得爵赏；私斗者按照犯罪轻重受到不同刑罚。将士官爵的提升和斩首敌人的数目是紧密相关的。并废除了那些从未立过军功的宗室子弟的名位，重新按照军功确定尊卑爵秩。
  
  　　④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经过第一次卓有成效的变法，秦国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发展，军事力量也增强了。秦国重新开始了对外扩张，并入侵了魏国西部，从河西打到河东，直扑魏国都城安邑，将其攻陷，魏国不得不将国都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
  
  　　公元前352年，秦孝公将公孙鞅提升为大良造，这是相当于相国兼将军的重要职位。
  
  　　（2）第二次变法
  
  　　公元前350年，根据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状况，公孙鞅调整了策略，进行了第二次变法。这次变法的重点在于进一步改革经济和政治，以求得富国强兵之路。其主要内容为五点：
  
  　　①废除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公孙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决裂阡陌，教民耕战”。“决裂”就是为了废除井田制。公孙鞅这一次的土地改革，先是废除了井田制，即“坏井田，开阡陌”，同时重新设置了新的阡陌封疆，并用法令形式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
  
  　 　②推行县制。将原有的乡、邑、聚（村落）合并为县，当时秦国共设置了四十一个县，设县令、县丞等官，还设有县尉。县令是县之长，县丞掌管民政，县尉掌管 军事。公元前349年，“初为县，有秩史”，在县官以下，设置有俸禄的职位低微的官吏。推行县制的最主要作用就是形成了中央集中制的管理，体现了君主专 制。
  
  　　③迁都咸阳，修建宫殿。根据当时的时局形势，为了让秦国谋取中原，向东方扩展，公孙鞅提议将秦国都城从雍迁到咸阳。因为咸阳靠近 渭河，物产丰富，交通便利，且地处秦国中心，迁都咸阳，还可以摆脱不少旧贵族势力的负面影响，有利于实行新法。并仿效各国都城，在咸阳城里修建冀阙（宫门 外的一种高建筑，用作悬示法令）和宫殿。
  
  　　④统一度量衡，“平斗桶（斛）、权衡、丈尺”。度量衡的统一，对当时秦国统一赋税制度、俸禄制度，都起到了不少作用。
  
  　　⑤废除残余的戎狄风俗，严禁父子兄弟同室居住。在秦国西南和西北部以少数民族居多，他们虽被秦国统一，但仍然保留着许多不良的戎狄风俗。公孙鞅颁布法令，让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起居习惯必须以中原风俗为基准。
  
  　　在两次变法的作用下，十年间，秦国出现了惊人的变化，因为上下一心，贯彻新法，秦国一跃而成为“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霸权大国。就连周天子也派使者送祭肉给秦孝公，封他为“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中原的诸侯国也纷纷向秦国道贺。
  

  第四节 得罪贵族，惨遭车裂

  　　公孙鞅的变法，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愈演愈烈，以至于公孙鞅在秦孝公死后，失去了一切屏障，被害身亡。
  
  　　（1）变法冲突
  
  　　公孙鞅的变法虽然得到了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但是因为改变了法，得罪了保守派，也严重危害了旧贵族的权益，因而矛盾不断扩大，日益变得尖锐。
  
  　　在礼、法方面的冲突，公孙鞅以法度来加强君主专制，改变旧有礼制，也是变法之初遭到了大臣群起而攻之的主要原因。
  
  　 　另外在爵制方面，公孙鞅坚持“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男女奴隶）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 而无所芬华”，以致涌现了一批因“军功”而封的新贵族，原来的宗室贵族势力受到压制，使得新旧贵族之间不断发生冲突。但是公孙鞅并没有从根本上反对贵族的 特权、爵秩等级制度，只是将特权转化给了新贵族群体。他还根据秦的旧制扩大制订了新的二十等级爵制：将爵秩分成二十个等级，表面看起来，新爵制与古代五等 爵名称大不相同，但实际上等同于五等爵。他增加等级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可获得“军功”的奖励。而且人们一旦获得爵位，还可能享有除田宅、臣妾之外的权 益，即可以按爵级获得供驱使的“庶子”，不仅获得奴隶，还可以获赐服役的农奴。此外，爵至五大夫以上，还可以有“赐税”、“赐邑”的优待，当然这个级别一 般的平民出身是很难达到的。公孙鞅还规定：凡有爵者，如果犯罪可享有特权，减轻罪责，从轻发落，或者免除罪名。爵级越高，所享受特权越多。由此可见，公孙 鞅的变法非但没有废除等级制度，还将其扩展升级了，结果就是造成了社会上存在越来越多的特权阶级。
  
  　　另外，在土地的国有私有方面，公孙 鞅变法的初衷，是实行田制国有制，即国家按农民户口授予土地的授田制。农民则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负担赋税、徭役。在变法之初，是可能做到“开阡陌封 疆而赋税平”的。但是在秦国的现状下，公孙鞅的授田制未能像最初期望的那样贯彻执行下去。以至于后来，汉人贾谊、董仲舒等都谴责公孙鞅废井田事实上是侵占 了农民的私有土地。
  
  　　此外，公孙鞅变法的一大特征就是重农抑商。公孙鞅认为农业、耕织是生产之本，而工商业则是末业，尤以商业为他所不提倡。但他在此方面的政策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毫无益处。
  
  　　总而言之，公孙鞅变法，虽然取得了巨大成效，也成功地带领秦国走向了富强，但是并没有真正保护农民与新兴工商业者的利益，尤其严酷的律法和连年的扩张战争令百姓难以忍受、不堪重负，使得大量农民陷于破产境地，奴隶队伍不断扩大，最终成为秦末农民起义主力军。
  
  　　（2）悲惨结局
  
  　　随着变法的深入，旧贵族们对公孙鞅的怨恨越发深重，他们寻找机会，企图将公孙鞅置于死地。因此，公孙鞅每次出门，身边都会带着许多卫士，严加戒备，以防不测。
  
  　 　曾经有一个名叫赵良的游士求见公孙鞅，劝说他：“现在，秦国人不论是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对你恨之入骨。你的生命就如同清晨的露水一样，不能维持多 久。不如听从我的劝告，你将官职、封地都主动归还给国君，告老还乡，到偏僻无人认识你的地方，隐姓埋名，在平静安全的田园生活中度过余生。”
  
  　 　公孙鞅对此一笑置之，赵良又苦口婆心地劝道：“如今，你仰仗着秦孝公宠信你，为你撑腰，人们不敢把你怎样。但你是否想过，一旦秦孝公过世，那时候，你没 有了保护伞，人们会对你施以杀手。你灭亡的日子，就在不远处等着你呢！万望你好自为之，及早抽身。”说完，赵良就叹息着离开了。
  
  　　公孙鞅对于赵良的话也深思了一刻，但最终他还是决定不退不避，继续坚持变法。
  
  　　果如赵良预料的那样，就在公孙鞅拒绝听劝的五个月后，秦孝公离开了人世，而继承王位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曾经故意触犯新法的太子驷，也就是历史上的秦惠文王。
  
  　 　秦惠文王登基，给旧贵族们带来了复仇的希望。他们纷纷对秦惠文王说：“秦国的百姓，无论男女老少，都只知道公孙鞅主持新法，却不知道您是新王。公孙鞅的 威望竟然超越了一国之君，这实在是件危险的事情，而且公孙鞅当年还差点治您的罪，还对您的老师施以重刑，您现在千万不可放过他。”
  
  　　在众人的怂恿、煽动下，秦惠文王的旧仇新恨全面爆发了。他怒火冲天，当即命令官吏去逮捕公孙鞅。有人将消息告知公孙鞅，他连夜逃出了秦国都城咸阳。
  
  　　在逃亡的过程中，公孙鞅甚至找不到旅店住宿，因为旅店主人并不知道他就是公孙鞅，振振有辞地告诉他说我们必须严格地执行商君定下的律法，如果让没有身份证明的旅客留宿，我们就要受连坐治罪。公孙鞅无奈，只好住在荒郊野外。
  
  　　后来，公孙鞅见秦国再无自己的容身之所，就打算逃到魏国避难，但是魏王拒绝接受他。没有退路的公孙鞅只好回到自己的封邑，破釜沉舟，准备武装反抗秦惠文王。但是，经历过变法培养的秦国军队，兵强马壮，绝非公孙鞅的小小武装队伍可以抵抗的。
  
  　　公元前338年，公孙鞅的武装抵抗没有坚持多久，就被秦军逮捕，被秦惠文王处以最残酷的刑罚——车裂，他的全家也未能幸免，统统被处以死刑。
  
  　　然而，秦惠文王虽除掉了公孙鞅，却并没有废除他的新法，仍沿用新法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一个“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的强大秦国继续崛起在中国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