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核心原理与书法创作的关系及其影响

 文/孙连仲（浙江）

 

《易经》是中华文化群经之首，是经典中的元典，是中国文化的母亲河，代表了东方智慧，所谓”百姓日用而不自知”，就是说老百姓在生活中天天都在应用《易经》的原理。《易经》文化，是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影响最深、流传最广的文化现象。而同样起源于甲骨文，为记录占卜内容而渐趋完善的中华书法艺术，与《易经》原理的产生与发展契契相关，并在继承和创新上深受《易经》核心原理的影响。《易经》的基本原理包括阴阳观，氤氲观、变易观、中行观和整体观等，并发展为义理及象数两大流派。其中阴阳理论是易理的核心，阴阳观奠定了中国阴阳文化的基础，揭示了书法创作的规律;氤氲观开了中国宇宙本体观的先河，引申了书法创作的气韵审美观;变易观是《易经》活的灵魂，体现了书法创作的变化和创新;中行观是《易经》非常强调的原则，深化了书法创作的中和中庸境界;整体观是((易经》的精髓，蕴含着书法创作的“天人合一”思想和精神内涵。

一、阴阳观基本原理与书法创作的关系及其影响

《易经》曰:一阴一阳谓之道。就是说:宇宙万事万物的运动都是阴阳的运动。阴阳运动是宇宙事物运动的总规律。在《易经》之前，阴阳只是作为人类对自然矛盾现象的认识:阴阳最早含义于日照的向背，后来引申为气候的寒暖，方位的上下、左右、内外以及运动状态的躁动和宁静等。大凡奇数、光明、向阳、动态、刚健、向上、外在、正数、实性、渗热、兴奋、开放等皆可归于阳;凡是偏数、黑暗、背阴、静止、柔顺、向下、内在、负数、虚性、寒冷、抑制、关闭等皆可归于阴。在易学发展过程中，阴阳不仅是《易经》的核心原理，而且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哲学、伦理、医学等皆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中国书法的影响更是深远而巨大的。

就书法而言，实为阳，虚为阴;重为阳，轻为阴;劲为阳，媚为阴。另外还有重笔与轻笔，藏锋与露锋，中锋与侧锋，流畅与晦涩，浓墨与枯笔，所有这些都体现着阴阳的对立统一关系，即便是铃印盖章也体现着阴阳的关系。汉代蔡邕《九势》曰:“夫书肇于自然，自然即立，阴阳既生，形势出矣”。王羲之《记白云先生书诀》云:“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气太则风神生，把笔抵峰，肇乎本性。刀圆则润势疾则涩;紧则劲险则峻;内贵盈外贵虚;起不孤伏不寡，回仰非近背接非远;望之惟逸，发之惟静，敬兹法也，书妙尽矣”。阴阳对立统一、互相转化的原理，揭示出书法创作的规律。

    二、氤氲观基本原理与书法创作的关系及其影响

氤氲观是《易经》的又一重要原理，是《易经》的本体观原理。《易经》曰:天地氤氲，万物化醇。这一命题反映了《易经》杰出的气本体思想，展示了天地是氤氲之气的本源，氤氲之气是天地的元气，万物皆化源于此。天为阳，地为阴，天地交感则产生氤氲之气。《易经》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易经》强调天地氤氲，旨在突出氤氲元气本始于宇宙气化，产生于天地宇宙运动。

《易经》氤氲观认为充溢于宇宙间的“气”是构成万物与生命的基本原质。书法是一种线条之力的表现，力的内在就是气。如观林散之晚年草书作品，一股磅礴之气扑面，顿觉一种英雄垂暮，独立苍茫之感。书法之气韵与书者情绪不可分割，气韵之美与书者的抒情成正比，当一幅作品向感情靠拢，往往其”气”感也比较直接和强烈。如颜真卿《祭侄稿》的创作，苏东坡《黄州寒食》诗的创作，都是对此进行了很好地注脚。气韵在书法作品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一件书法作品，没有体现出“气韵”的神采，那只是书写技巧的一种产物。书法艺术所体现的气韵，不在于笔墨书写中的法度，而在乎于书写中透露的意境，传达出一种神韵，因此，书法创作中时时应该体现着“气韵” 这一思想。正是《易经》氤氲观的“气化”理念，引申了书法创作的气韵审美观。

    三、变易观基本原理与书法创作的关系及其影响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经》变易观说明天下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之中。变易观是《易经》活的灵魂。一部《易经》就是一部讲变易的专著。《易经》的变易观提及事物总是在不停地发展、变化着的，强调宇宙万事万物运动变化是绝对的，是事物的根本属性，揭示了天无绝人之路的道理，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在书法的发展历程中时时体现着变化和创新。书法艺术就是一门讲究变易和创新的艺术。首先，从书法字体的演化来看，本身充满着变易和创新。我国目前发现最古老的文字，有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和周代的金文，属于广义上的篆书范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伟大历史任务，命令大臣对史籀大篆进行整理省改，“置其与秦文不合者，创造全国通行的统一文字“小篆”，为了提高文字的使用效率，同时又在书法史上产生“隶变”，小篆与隶书的出现。是继史籀之后中国文字的又一次大改革。“隶书”快写后产生了“草书”，同时楷书也源于汉隶而发展。其次从书法风格演化来看，除了有篆、隶、楷、草、行各种书体的演进之外，同一种书体均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在不断地创新和发展着。以楷书来说，汉代虽有楷书，但很不成熟。魏明帝时太傅钟繇，把那些方正平直笔画中的简省易写部分，集中起来，以横、捺代替“蚕头”、“燕尾”，又融入篆书二草书中的圆转笔法，使楷书定型化。东晋时，王羲之进一步去除“左右波挑”，代之以“敛锋不发”，使楷书更加成熟。现代人在逐步提倡“今楷”，也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尝试。又以行草书来说，据说行书是汉末书法家刘德升创造的。成为当时一种广泛流行和应用的书体。到王羲之手里，他把散见于前人书迹于用笔、结体的优点，融铸改造，并一变汉魏以来古拙朴质的风格而为妍美流使的新书体。王羲之创造的行草，古人喻之为“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充分体现了“魏晋风度”感人的魅力。再次，从书法的创作来看.无论用笔、墨色、结体、章法、落款、铃印，无不体现着丰富多彩的变化。王羲之的《兰亭序》中27个‘之”字，无一字雷同.整篇神韵超逸、变化多姿、妙趣横生，足使千载书家倾倒。《易经》变易观鼓励创新，变化、发展、创新贯穿于书法创作始终。

四、中行观基本原理与书法创作的关系及其影响

行就是中正、中道，《易经》说:中正而志行，中正以观“天下”，强调要走中道。这对儒家中庸观产生了很大影响。《论语》主张的“过犹不及”，《中庸》突出的“中立不倚”，朱熹强调的“不偏不倚”，都是中行之意。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儒家学说，明确指出了“中和中庸”是万物运行和发展的规律，是中国人普通的思维和审美方式之一。能够符合“中”的标准，才是“至善”;偏离“中”的“过”或“不及”就是恶。而中国书法艺术要求字体端正、均衡、端庄、秀丽，线条刚柔、浓枯、燥润、粗细、方圆、断连，结构虚实、开合、聚散、巧拙、奇正等，这些都要符合“中和中庸”思想的。题款和印章，在书法创作中是很重要的部分，它有助于补充画面的不足，并使画面增色，因此，题款的位置、字形的大小，字句的长短，双行还是单行等都应符合“中和”思想，这正是“中和为美，居中守正，形端表正”思想的体现。赵之谦(章安杂说云“书家有最高境界，古今二人耳。三岁稚子，能见天质;绩学大儒.必具神秀。”书法之高境界，在于不雕，在于天然，这就是一种中和之美。《易经》中行、中正之道是为人处世的大智慧.而书法的结合，笔画之间要相互呼应，要左顾右盼，穿插避让，协调一致，正是体现了“以和为贵，中庸和谐”的境界。

    五、整体观基本原理与书法创作的关系及其影响

整体观是《易经的精髓。《易经)八卦、六十四卦，每一爻的变化都影响着整体，所谓”牵一爻而动全盘”。《易经》强调天人合一，即十分重视天道、地道和人道，并认为这三者是一个整体:现在.随着自然科学、人文艺术分科的精细，割裂现象日趋严重，各种学科、艺术之间甚至“井水不犯河水”，这是十分遗憾的。事实上，各学科、艺术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天道观是人道观及社会观的前提，更有特别意义。所以，无论研究何种科学及艺术，都不应该是割裂的、孤立的、静止的，而应该是整体的、联系的、互动的。这就是《易经》整体观对科研及文化艺术的启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易经》整体观强调人要与天地合一，人不是孤立的。

 “天人合一的思想具有更多的审美内涵，这种思想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也影响着中国传统书法的审美标准，可以说，它开创了书法审美的新境界。魏晋时期是受“天人合一’思想影响的典型代表时期，这时期的书法，崇尚自然妙趣、飘逸俊雅，而又不失端庄，开创了书法的新时代，其中“二王”风格，一直均被后人推崇备至，争相临摹学习。纵观中国书法史，历代大家莫不是由师法传统到师法自然，逐渐开阔视野，旁采博收，汲纳前人之长，厚积薄发，不断进取，否定自己，求新变法，经过多次的蜕变、革新，最后形成创作上的突破，达到物我两忘、人艺一体、天人合一的大自然、大自由、大自在的整体境界。如果说王羲之的《兰亭序》的书写状态已经达到了自然与人的和谐统一的话，那么颜真卿的《祭侄稿》则是用笔墨把情感书写到了极致，是精神与作品的整体统一。《易 经》高度重视天道、地道、人道是一个整体，蕴含着书道的“天人合一”思想和精神内涵。

《易经》对中国文化艺术有着深刻的影响，《易经》是中国美学的先驱，《易经》美学原理奠定了中国古典文化艺术的基础。其包含阳刚阴柔、气韵神韵变易发展，中和中庸及天人合一等基本原理，开启了中国文化艺术的美学风格，对中国文化艺术产生了特殊的、重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只有继承传统，把书法置身于中国传统思想和传统文化的背景下，以传统哲学思想作为当代书法创作和审美评判的基础.并赋予积极的创新和探索，使当代书法创作更富有朝气和活力，更富有时代特征和文化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