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半民：司马光这里反复强调“信”的重要性。强调了虽处“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他们仍能坚持不忘信用，难能可贵。现代社会，很多人更加趋炎附利，更加喜欢灵活多变，嘲笑坚守“抱柱之约”的尾生的迂腐的近乎愚蠢。不知道今天的众人想过没有：人人都去因为眼前利益而不去坚守契约、信用，那么别人和你的许诺，你要长上几个心眼呢，我们的社会运行的成本又会增加多少呢？我们在诅咒“假冒伪劣”时候，我们是不是其中的一员呢？所以，今天所谓“太平盛世”的市场经济社会是更加需要“信”的。
这一段主要是讲的商鞅变法，然而司马光却在评语中只强调了“信”对于治国的作用，似乎刻意在隐瞒些什么，是的，“信”固然重要，“变”对于治理国家，难道就不重要了吗？如果统治者依然故我，抱残守缺，我们还将在“刀耕火种”“燧木巢树”“鸡犬相闻”的所谓盛世的“三皇五帝”时代徘徊，那么社会如何进步，人民如何富足啊。王安石变法，固然在手段上有不可取甚至是错误的地方，但守旧因循总不是国家进步之道，所以，从根本上说，我不赞同司马光这点，更不赞同这种回避、抵消历史的做法。
商鞅虽“称刻薄”，但加上“尤”字，似不公平。商鞅诛杀反对新法者，史称“渭水尽赤”，似乎刻薄，然而，他是依法行事，并没有违法而杀人；从另一角度讲，那时候，守旧反对的势力是多么的强大，吴起楚国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等等都可以作为旁证，不杀人，变法能推行下去吗？还有，甘龙等张口圣人，闭口民安，真的是大公无私的“圣人”吗，不就是所谓“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吗？圣人如果只代表“既得利益者”，不代表“最大多数”，他还是圣人吗？现实的“民”真如他们所言的“安”吗？
曹沫之盟：齐桓公许与鲁会于柯而盟。桓公与庄公既盟于坛上，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动，而问曰:"子将何欲?"曹沫曰:"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甚矣。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颜色不变，辞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约。管仲曰:"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授，不如与之。"于是桓公乃割鲁侵地，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复于鲁。《史记·刺客列传》
伐原之利：晋文公伐原，与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命去之。谋士言曰:"原将下矣，师吏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得原失宝，吾不为也。"遂去之。明年复伐之，与士期必得原，然后返，原人闻之，乃下。卫人闻之，以文公之信为至矣，乃归文公。《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虞人之期：见《资治通鉴·周纪一》，此前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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