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春申君以荀卿为兰陵令。荀卿者，赵人，名况，尝与临武君论兵于赵孝成王之前。
半民：临武君，生卒年不祥，战国时楚考烈王的封君，名失传。与秦军交战失败过，春申君曾欲使他为将，为赵使魏加所阻。通兵法，曾与荀况辩论兵法于赵孝成王前，其它均不可考。
王曰：“请问兵要（关键）。”临武君对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
半民：临武君所言类似于孟子所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见经过春秋战国数百年的征战，中国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已经逐渐认清了这个规律，并将其上升到了近乎于公理的理论层次。所谓“因敌而变，后发制人”其实只能算“人谋”的一部分，是属于战役技术的层次，算不得“人和”，更算不得“用兵之要”。
当然，天时地利人和孟子都给加上了“不如”二字，这就有了层次性，我以为这就显得过于机械、片面了，因而很值得讨论。所谓天时，我觉得又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两种“天时”，看不见的是“天命”，看得见的是“天气”；所谓地利，没有多少争议，是客观存在的，但他依然需要军事家们的谋略和使用，比如，有人居高临下而获胜，马谡的“居高临下”，就没有取得势如破竹的效果，反而占尽先手却憾失街亭；同样，人和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也要看领导者的组织和使用了。
荀卿曰：“不然。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根本），在乎一民（统一民心）。弓矢不调（调和，协调），则羿（古代著名的神箭手）不能以中（微，据《荀子·议兵》改动）；六马不和（协调），则造父（周穆王时代善于驾驭的人）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亲近、归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收拢人心）者，是（这）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
半民：荀子的观点和孟轲的观点相差无几，更多的关注“人”的因素，强调一个“和”字。这也充分说明，荀子也是儒家，同样源出于孔门，不过，他更多的摒弃了孔孟，尤其是孟子的大而迂阔的特点，更多的偏向于实用主义的态度，所以他的后人如李斯、韩非都成了法家的代表，而法家最大的特点就是“急功好利”的实用，甚至“短视”。
不过，仔细想来，孟子的“人和”和荀子的“一民”似乎还是有区别的。“人和”是用软的方法“化”民；“一民”似乎偏于硬的手段“制”民。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战国儒家的这种“渐进式”的变化。
临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贵（注重）者势利（形势、利害）也，所行（实行）者变诈（机变、欺骗）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音暗。忽远忽近，忽明忽暗，变化难测），莫知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岂必待附民（一定要等到民众亲附）哉！”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贵，权谋势利也。仁人之兵，不可诈（欺诈）也。彼可诈者，怠慢者也，露袒者也，君臣上下之间滑（音：谷，乱的意思）然有离德者也。故以桀诈桀，犹巧拙有幸焉（或许还有机会）。以桀诈尧，譬之以卵（鸡蛋）投石，以指桡（音：挠，搅动）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耳。故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音：干，保护）头目而覆（覆盖，即保护）胸腹也。诈而袭之，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且仁人用十里之国则将（领导）有百里之听（信息）（可以知道百里之外的信息），用百里之国则将有千里之听，用千里之国则将有四海之听，必将聪明警戒，和傅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则成卒（百人为卒），散则成列，延（拉长）则若莫耶（吴国的宝剑）之长刃，婴（碰到）之者断；兑（刘向《新序》作"锐"）则若莫耶之利锋，当之者溃。圜（圆）居而方止，则若盘石然，触之者角摧而退耳。（就是说：攻无不克，守无不胜）且夫（再说）暴国之君，将谁与至哉？彼其所与至（依靠）者，必其民也。其民之亲我欢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兰；彼反顾（想起他们的暴君）其上则若灼黥，若仇雠；人之情，虽桀、跖，岂有肯为其所恶，贼其所好者哉！是犹使人之子孙自贼其父母也。（即便是夏桀、盗跖，也不会为他所厌恶的人去残害他所喜爱的人！这就犹如让人的子孙去杀害自己的父母，是根本不可能的。）彼必将来告之，夫又何可诈也！故仁人用国日明，诸侯先顺者安，后顺者危，敌之者削，反之者亡。《诗》曰：‘武王载发，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商汤竖起大旗，诚敬地握着斧钺，势如熊熊烈火，谁敢把我阻拦？）此之谓也。”
半民：荀子的这段议论，当做道理听听还可以，真的在实践中使用，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比如春秋宋楚“泓之战”，宋襄公拒绝子鱼的建议，讲究所谓“仁义道德”，不“半渡而击”、不鼓不成列、不重伤、“不擒二毛”，结果失败，被历来讲究“民心”的毛主席指责为“蠢猪式”。为什么，军事是解决政治等问题的最后的、最极端的、最无奈的、最暴力的手段，当双方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手段的时候，所有的虚伪的面纱都被撕掉，变成一种“赤裸裸”的“直面”，哪里还会有什么“仁义道德”可言，所以，孙武子所言“兵者，诡道也”才是真正概括了战争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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