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汉纪四》
(五)
十一年乙巳,冬,上在邯郸。陈豨将侯敞将万馀人游行(游动袭击),王黄将骑千馀军(驻军)曲逆,张春将卒万馀人渡河攻聊城。汉将军郭蒙与齐将击,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取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马邑,不下,攻,残(攻下后大肆屠杀)之。赵利守东垣,帝攻拔之,更命曰真定。帝购王黄、曼丘臣以千金,其麾下皆生致(被部将活捉)之。于是陈豨军遂败。
淮阴侯信称病,不从(跟从)击豨,阴(暗中)使人至豨所,与通谋(通报谋划)。信谋与家臣夜诈诏(假传圣旨)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等陈豨消息)。其舍人(门客)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春,正月,舍人弟上变(告发),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向吕后报告韩信想造反的情况)。吕后欲召,恐其傥(音:躺,倘若)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让人假装从刘邦那儿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强(勉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信方斩(将要被斩时),曰:“吾悔不用蒯彻之计,乃为儿女子(妇人小子,指吕后母子)所诈,岂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臣光曰:世或(世人有的)以韩信为首建大策(首先奠定开国大计),与高祖起汉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擒)魏,取(占领)代,仆(击败)赵,胁(胁迫)燕,东击齐而有(占有)之,南灭楚垓下,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大多)皆信之功也。观其距(拒绝)蒯彻之说,迎高祖于陈(作为楚王在陈迎接刘邦),岂有反心哉!良由(实在因为)失职(诸侯王)怏怏(闷闷不乐),遂陷悖逆。夫以卢绾里闬(音:汉,邻居)旧恩,犹南面王燕(做了燕王),信乃以列侯奉朝请,岂非高祖亦有负于信哉!臣以为高祖用诈谋禽信于陈,言负(说辜负韩信是有的)则有之;虽然,信亦有以取之(自取其辱)也。始,汉与楚相距荥阳,信灭齐,不还报而自王(没有请示就自封为王);其后汉追楚至固陵,与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要挟刘邦)。当是之时,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顾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则信复何恃(没什么依仗)哉!夫乘时(利用时机)以徼(争取)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君子之心望(期望)于人,不亦难哉!(自己以小人心态谋利,让别人以君子之风报偿)是故太史公论之曰:“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夸耀)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统一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应该)乎!”
半民:首先,历史是胜利者写的,韩信、陈豨有没有勾结谋反,这就是疑问。韩信当年可三分天下之时,武涉的拉拢、蒯彻的劝说都没做,为什么此后在完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反倒要谋反呢?其次,陈豨拥兵代、赵也没有想到谋反,不过看到刘邦的猜忌、紧逼,不得已而为之。第三,韩王信的前例也可证明,韩王信无论实力还是能力,还有野心都没有理由谋反,最终为什么会谋反,失败后被迫逃亡匈奴。第四,燕王卢绾、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不都因为谋反先后被收拾掉,他们那个不知道自己实力根本不足以抗衡刘邦,老老实实做个王,比毫无胜算的非分只想,要现实得多,而他们为什么会前赴后继做飞蛾扑火、自取灭亡的事?
所以,我说,这分明是汉家朝廷的诬陷。再退一步讲,即使他们有谋反之心,也是刘邦清除异姓功臣的行动把他们逼上梁山的。司马迁作为记述当朝历史,不敢直言,只好做了这么个善良的假设,假设他们能老老实实,知道收敛,就会像周、召、太公一样,得以善终,世袭罔替。第一,这不可能,第二周公他们的结果,也并不是司马迁他们想象的那样美好:周、召本就是同姓弟兄,韩信他们没这个条件,太公是异姓,但太公分封在齐,与其说是冠冕堂皇的分封,不如说是顺水人情的打发,齐地在西周时候的偏僻荒蛮几乎不下于楚,真正好的地方太公根本得不到,而且,王畿和齐楚,中间隔了多少同姓诸侯,稍懂历史的都会看出来。要不武王怎不不像留下周公一样的留下太公在朝廷呢?
大杀功臣一向是历代开国之君的必修课,尤其以汉刘邦和明朱元璋尤甚,而巧合的是这两位恰恰是出生于社会的最底层。这说明先天不足决定了他们尽管乌鸡变凤凰,也难以去掉他们骨子里的狭隘、保守甚至狠毒。倒是贵族出身的杨坚、李渊、赵匡胤(也算吧)来的“温柔”一些,尽管赵匡胤说出了他那句刘邦他们做而不言的那句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司马迁不说,那是因为有难言之隐,可他还是隐晦的说到:“上喜且怜之。”可千年之后的司马光呢,不仅不说,反而指责韩信“市井逐利”在先,怎么能奢望刘邦能报之以君子之行呢?
加害者害人害的无可奈何,受害者反而要承担受害之责,这就是中国历史的强权逻辑,权,全有理,而且是永远全有理!
将军柴武斩韩王信于参合(地名,山西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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