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汉纪四》

（五）

 

十一年乙巳，冬，上在邯郸。陈豨将侯敞将万馀人游行（游动袭击），王黄将骑千馀军（驻军）曲逆，张春将卒万馀人渡河攻聊城。汉将军郭蒙与齐将击，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取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马邑，不下，攻，残（攻下后大肆屠杀）之。赵利守东垣，帝攻拔之，更命曰真定。帝购王黄、曼丘臣以千金，其麾下皆生致（被部将活捉）之。于是陈豨军遂败。

淮阴侯信称病，不从（跟从）击豨，阴（暗中）使人至豨所，与通谋（通报谋划）。信谋与家臣夜诈诏（假传圣旨）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等陈豨消息）。其舍人（门客）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春，正月，舍人弟上变（告发），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向吕后报告韩信想造反的情况）。吕后欲召，恐其傥（音：躺，倘若）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让人假装从刘邦那儿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强（勉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信方斩（将要被斩时），曰：“吾悔不用蒯彻之计，乃为儿女子（妇人小子，指吕后母子）所诈，岂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臣光曰：世或（世人有的）以韩信为首建大策（首先奠定开国大计），与高祖起汉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擒）魏，取（占领）代，仆（击败）赵，胁（胁迫）燕，东击齐而有（占有）之，南灭楚垓下，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大多）皆信之功也。观其距（拒绝）蒯彻之说，迎高祖于陈（作为楚王在陈迎接刘邦），岂有反心哉！良由（实在因为）失职（诸侯王）怏怏（闷闷不乐），遂陷悖逆。夫以卢绾里闬（音：汉，邻居）旧恩，犹南面王燕（做了燕王），信乃以列侯奉朝请，岂非高祖亦有负于信哉！臣以为高祖用诈谋禽信于陈，言负（说辜负韩信是有的）则有之；虽然，信亦有以取之（自取其辱）也。始，汉与楚相距荥阳，信灭齐，不还报而自王（没有请示就自封为王）；其后汉追楚至固陵，与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要挟刘邦）。当是之时，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顾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则信复何恃（没什么依仗）哉！夫乘时（利用时机）以徼（争取）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君子之心望（期望）于人，不亦难哉！（自己以小人心态谋利，让别人以君子之风报偿）是故太史公论之曰：“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夸耀）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统一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应该）乎！”

半民：首先，历史是胜利者写的，韩信、陈豨有没有勾结谋反，这就是疑问。韩信当年可三分天下之时，武涉的拉拢、蒯彻的劝说都没做，为什么此后在完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反倒要谋反呢？其次，陈豨拥兵代、赵也没有想到谋反，不过看到刘邦的猜忌、紧逼，不得已而为之。第三，韩王信的前例也可证明，韩王信无论实力还是能力，还有野心都没有理由谋反，最终为什么会谋反，失败后被迫逃亡匈奴。第四，燕王卢绾、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不都因为谋反先后被收拾掉，他们那个不知道自己实力根本不足以抗衡刘邦，老老实实做个王，比毫无胜算的非分只想，要现实得多，而他们为什么会前赴后继做飞蛾扑火、自取灭亡的事？

所以，我说，这分明是汉家朝廷的诬陷。再退一步讲，即使他们有谋反之心，也是刘邦清除异姓功臣的行动把他们逼上梁山的。司马迁作为记述当朝历史，不敢直言，只好做了这么个善良的假设，假设他们能老老实实，知道收敛，就会像周、召、太公一样，得以善终，世袭罔替。第一，这不可能，第二周公他们的结果，也并不是司马迁他们想象的那样美好：周、召本就是同姓弟兄，韩信他们没这个条件，太公是异姓，但太公分封在齐，与其说是冠冕堂皇的分封，不如说是顺水人情的打发，齐地在西周时候的偏僻荒蛮几乎不下于楚，真正好的地方太公根本得不到，而且，王畿和齐楚，中间隔了多少同姓诸侯，稍懂历史的都会看出来。要不武王怎不不像留下周公一样的留下太公在朝廷呢？

大杀功臣一向是历代开国之君的必修课，尤其以汉刘邦和明朱元璋尤甚，而巧合的是这两位恰恰是出生于社会的最底层。这说明先天不足决定了他们尽管乌鸡变凤凰，也难以去掉他们骨子里的狭隘、保守甚至狠毒。倒是贵族出身的杨坚、李渊、赵匡胤（也算吧）来的“温柔”一些，尽管赵匡胤说出了他那句刘邦他们做而不言的那句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司马迁不说，那是因为有难言之隐，可他还是隐晦的说到：“上喜且怜之。”可千年之后的司马光呢，不仅不说，反而指责韩信“市井逐利”在先，怎么能奢望刘邦能报之以君子之行呢？

加害者害人害的无可奈何，受害者反而要承担受害之责，这就是中国历史的强权逻辑，权，全有理，而且是永远全有理！

将军柴武斩韩王信于参合（地名，山西阳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