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末元初大儒陈澔所“集说”的《礼记》之《礼运》篇，有题注，讲得很清楚：
此篇记帝王礼乐之因革……大同小康之说，则非夫子之言也。
篇中之文说：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这句话就是孔子自己说，“大道之行”这思想、这境界，是远古的，他没赶得上看到，是很遗憾的，但他有志于此。陈澔说，这也是孔子梦见周公之意。
而后下面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择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著名的长长的一段，实为孔子复述古代传下来的《礼经》上的原文。
这段“大同”世的叙说，究竟反映着中国古代怎样的发展阶段？陈澔认为。石梁王氏以五帝之世为“大同”，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为“小康”，有老氏意，非儒者语。陈澔这样一定要划清儒者与老子的界限，是一种思想的僵化，难道他就没有看到在《论语》中，孔子也有“老氏”式的话语吗？比如：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之《卫灵公》篇）
孔子本来就曾问礼于老子，对于什么是“无为而治”的说法当不陌生，况且“无为而治”确实也能用来说明“治”天下、以及天下“治”好了的至高境界，无论作为词语或作为思想，孔子也是可以用的，不能因为是老子的，就划清界限、绝不使用。孔子倒没有这样，是陈澔在“修理”了孔子，要把孔子修理得很干净，来符合宋元以来儒家的思想绝对性。
孔子说出远古“大同”的旧典，是回答他的学生子游“君子何叹”的，而后接着又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段“小康”话语，应当说是极其深刻，描述了“大同”世的公有制演化而解体、私有制形成后的天下是一切都私有化了，包括“大人世及以为礼”，也就是世袭制，于是君与臣、人与人，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自然地不“正”、不“笃”、不“睦”、不“和”起来，用一句话说，是“斗争”起来，以至于需要城郭沟池，需要智谋、勇敢、军队，为了维持社会的存在，不得不用“礼义”来要求国家、社会，规范人们，从土地制度到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关系，都在其内，即使是“在势者”，也就是诸侯以至于天子，如有严重不遵礼义的，也要天下“去”之，这时候天下就要乱一阵（众以为殃），由乱而治。这样的情况，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以来，就是这样的了。
看来，孔子作为思想家的杰出，作为政治家的坚定，就在于他弄清了社会发展史，就他而言，是看清了社会从远古的公有制（大同），发展到了他眼前的私有制（小康），而这私有制的社会，充满私欲与斗争，从家庭之内到地区（诸侯）之间，以至于君臣朝廷之内，都需要“刑仁讲让，示民有常”了（即以仁爱礼让之道为法则，给天下做出榜样，以说明天下唯有这样才能维持）。
然而，孔子以“礼义”二字概括并抓住了他眼前的世界，他给这世界开出了什么治世良方呢？他没有新的更好的东西，他的思想政治理论武库，也就是“礼义”，他认为只要坚决地贯彻了这“礼义”，就能继续“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事业，以至于他醉心于此到了神思的或者说是惚恍的程度，说自己梦见了周公。所以，他说他对于“大道”，虽然未逮，“而有志焉”，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他的有志，不在于“大同”，不在于“大道”，而在于“小康”，在于用“礼义”把已经维持不下去的“小康”之世弄好它，对于孔子来说，也是面对现实的无奈之思、无奈之举，他不可能站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世，而作向着“大同”的努力。
春秋末世的“礼崩乐坏”，到底是怎么回事？人们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说，那是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了，以“井田制”为经济基础的殷周奴隶制存在不下去了，所以孔子张扬“礼义”，要恢复文王周公之世，是开历史的倒车。如果不用历史唯物主义做指南，而用中国历史上自己话来说，该是如何呢？那就是“初税亩”，也就是象征自古层层级级分配下来的“井田制”的瓦解，承认土地兼并的合理，承认从旧贵族中生长起来的那些不遵礼法的豪强的合法存在。在治国的方面，在处理国与国之间争端的方面，也就只有用韩非子的话了，他说“当今争于气力”。历史的发展证明，“初税亩”是胜利了，“井田制”再也没有恢复，春秋无义战，战国又战了好多年，终于是诸侯灭亡，到了以郡县制一统天下的秦朝。所以，我们却也无法说孔子的政治主张是方向对头的。而孔子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鲁迅语），权势者们为何要捧他呢？因为他主张“礼义”，而“礼义”的核心是等级制，别的不管，只把它本身（意识形态）拿来用用，权势者觉得不错，很是适用（抽象继承），于是这瓶陈酒就好喝得很，要永久地陶醉以至于麻醉下去才好。
然而，我们或许误解了孔子，因为孔子在述“小康”时批判过“大人世及以为礼”，那么这个“礼”是不好的，是演变了的，而真正的“礼”，是“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的“礼”，也就是“大道”之“礼”、“大同”之“礼”。对的，从字面上看是这样的，然而，只要拿到事实上看，“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这上千年，首先一条，就是世袭制的确立，与之相应的是分封制的确立，用鲁迅的话说，也不过同样是“吃人”的历史。
鲁迅在《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中写道：“那王道的祖师而且专家的周朝，当讨伐之初，也有伯夷和叔齐扣马而谏，非拖开不可；纣的军队也加反抗，非使他们血流到漂杵不可。接着是殷民又造了反，虽然特别称之曰‘顽民’，从王道天下的人民中开除之，但总之，似乎究竟有了一种什么破绽似的。好个王道，只消一个顽民，便将它弄得毫无根据了。”这段话里的“王道”，当然也就是孔子所谓“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所“谨”的“礼”，只有这个才配称之为“王道”的。事实上“王道”一词正是孔子孟子对于“礼治”的别称。要想从孔子的“礼治”中剔除其严格的专制等级制的核心思想实质，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就等于要全部改写《论语》等一系列儒家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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