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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尴尬的政治实践
 但这并不就是政治孔子的全部。

    虽然从历史的角度看,孔子的国家政治理念是封建专制等级政治制度合法化的理论基础,但从孔子个人动机的角度看,孔子的国家政治理念决不是专为封建帝王服务的。他的出发点是社会,而不是个人(包括帝王)。从这一点来看,孔子应该是一位具有悲天悯人情怀的民本主义思想家,是一位具有真正伟大理想的人道主义者。这可以从他与商鞅的不同的行为特征上分析出来。

    商鞅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改革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贡献。正是商鞅变法,促使秦国国力大增,才最终导致了秦始皇统一中国,成就一代伟业。但从人格的角度讲,商鞅绝对是一个利欲熏心的实用主义者。他从政的动机,只是为满足他个人的权力欲,而不是天下百姓,与孔子的动机形成尖锐的对比。

    《史记·商君列传》中对商鞅的从政经历有着详尽的记载:

    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公叔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

    秦孝公大悦。从此重用商鞅变法,秦国大变。

    有上面的记载可见,商鞅确实是个奇才,精通帝道、王道和霸道。但他不是从社会和谐、百姓幸福的角度提出他的政治主张,改革政治体制,而像一个精明的商人,随时取出任何一件商品满足君王的需要,从而实现自己出人头地的个人目的。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没有灵魂,没有人格,只是逐利的代名词。与孔子本在大司寇的职位上,只因政治理念行不通,就舍弃已有的地位,愤而辞职,周游列国寻找机会相比,一个动机在社会、百姓,一个动机在个人,人格高下立判,实有天壤之别。

    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介绍,孔子的政治理念是有重大先天缺陷的,这就造成了他在政治实践中的尴尬。

    我们还是先举孔子与齐景公那段著名的对话为例。

    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按孔子的本意,是在承认君臣如父子的政治伦理的前提下,认为只要君王像慈父一样“使臣以礼”,社会就一定会和谐有序,国家就一定会兴旺发达。即孔子认为,为政的根本在于“政者,正也。”只要当政者爱民如子,行为遵守道德规范,就一定会天下太平,这也正是孔子国家理念中所包含的“德治”思想。

    这本是劝谏齐景公要约束自己贪欲,爱护百姓的话。但话到了齐景公的耳朵里,就完全两样了。他从孔子的论述中得到的启发是:如果君不被当作君,臣不再像个臣,君臣关系失序,那即使国家有再多的粮食,也会没有我的饭吃!即齐景公想到的不是政治伦理失序会带来社会混乱,而是个人利益受损。所以,当众多君王发现孔子政治理想的实施要从约束自己的贪欲着手,而不是满足自己的欲望时,孔子的尴尬与碰壁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孔子周游列国十三年终不被用,在弟子们的活动下又回到鲁国。鲁哀公本打算起用孔子,于是,向孔子询问治国之道。孔子说:“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成就表明,有圣君贤臣在,实行德政,国家就昌盛;没有圣君贤臣在,不实行德政,国家就衰落。实行德政,关键在于得到贤人;得贤人,关键要靠自身修养;自身修养的关键是讲仁;仁就是爱人,爱双亲是最主要的。义就是做事得当,尊敬贤人是最重要的。这就是礼的产生,礼是德政的根本。因此,君子不能不修身,想修身就不能不孝奉双亲,……知道修养自身的方法,就知道了管理别人的方法;知道管理别人的方法,就能够治理好国家的大事了。”[8]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大道理。

    鲁哀公没有听到自己想听到的答案,于是就敷衍说:“您说的真好,实在是太好了。只是我德行太浅,恐怕难以做得到啊!”

    孔子似乎没有听出鲁哀公的弦外音,继续说道:“大凡治理天下国家有九大关键:即修养自身、尊敬贤人、爱亲人、恭敬大臣、体恤群臣、爱百姓、招徕各种工匠、安抚夷狄之人、安抚诸侯。修养好身心就有了高尚的道德;尊敬贤人就有人规劝,不容易犯错误;爱亲人,父子兄弟间就没有怨恨;恭敬大臣,自己就不会迷惑;体恤群臣,士人就会重重地回报;爱百姓,百姓就会更加效劳;招徕各种工匠,国家的财富就会富足;安抚夷狄之人,四方民族就会来归顺;安抚诸侯,天下人就会敬畏您。”

    这一番话似乎打动了鲁哀公,他真诚地问:“那具体该怎么做呢?”

    孔子说:“斋戒整洁,穿着盛大的礼服,不合乎礼节的事不做,这是修养自身的做法;消除谗言,远离女色,轻视钱财而重视德行,这是尊敬贤能的方法;让有才能的人做官,增加他们的俸禄,喜爱他们所喜爱的,厌恶他们所厌恶的,这是爱亲人的做法;充分授权,这是敬重大臣的做法;给忠诚守信的人很高的俸禄,这是鼓励士人的做法:遵从农时,减轻赋税,这是爱护百姓的做法;……治理乱政,扶持危局,给别人的多,自己留用的少,这是安抚诸侯的办法。”[9]

    孔子居然说出了“给别人的多,自己留用的少”的话。鲁哀公终于听不下去了,委婉地回绝了孔子的施政措施:“真高兴您能向我介绍得这么透彻明白,真怕我实现不了而对不起您啊!”

    孔子想通过君王解决的其实是社会问题,而不是君王个人的问题,并且是通过约束君王个人欲望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结局只能是尴尬和碰壁。

    历史有时真像一出轻喜剧。孔子死后一百多年,孔子的嫡系传人、号称亚圣的孟子去齐国找工作,故事的主角变了,但故事的内容却几乎一模一样。

    这场对话是在孟子和齐宣王之间进行的。对话由齐宣王向孟子询问是否该拆毁明堂开始,随后转到了如何实施王政。

    齐宣王问:“儒者总宣扬要实行王政,您能告诉我王政是怎么一回事吗?”

    孟子说:“过去周文王治理西岐时,让百姓按井田制耕种,国家只收取九分之一的收获。官僚可以世代领取俸禄,但边关和市场只检查,不征任何税。山梁和沼泽不划出禁地,一人犯罪也不牵连妻子儿女。鳏寡孤独最是可怜,文王实行仁政,首先就是照顾这些人。”

    齐宣王说:“您说的好极了。”

    孟子听了很受鼓舞,说:“既然您认为对,您也可以这么做呀!”

    齐宣王说:“我有个毛病,就是贪财。”

    孟子赶紧顺杆爬,说:“过去有个人叫公刘的人也十分贪财,《诗经》里就有这样的记载:‘仓里堆满了谷物,身上携带着干粮,连口袋里也都装满了。然后带上弓箭,扛起斧钺,开始出征。’这样家了里有存粮,出门有食物,就可以出征了。大王您喜欢财物,也要让百姓有点积蓄,这跟大王实行王政有什么冲突呢?”

    齐宣王又说:“我还有个毛病,就是好色。”

    孟子毫不气馁,继续坚持既定策略,说:“过去周太王也喜欢女色,宠爱他的妃子。《诗经》上说:‘古公亶父早晨骑马顺水西行,来到歧山脚下,还带着他的王妃。’当时,百姓家里既没有老姑娘,也没有单身汉。大王要是喜欢女色,也同时让百姓满足同样的要求,这跟大王实行王政有什么冲突呢?”

    关于这个故事的结局,《孟子》中没有更多的记载,我们不知道齐宣王是如何回复孟子的。其实,我们还需要知道得更多吗?齐宣王的回复不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么?对于贪财好色的齐宣王,有可能约束自己的欲望,实行王政吗?

    物质财富的占有方式具有排他性,孔子和孟子连这一点基本常识都没有,仅凭良好的愿望,仅凭空洞的道德说教,就想解决现实的社会矛盾,实在是天真得有些没边儿了。

    孔孟师徒(孙)二人遭遇如此尴尬,显在情理之中。

(责任编辑:王蕊)

 

【资料来源:http://book.ce.cn/read/culture/zsdkz/201002/09/t20100209_20947687_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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