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汉纪九》
(十二)
元光元年丁未,冬,十一月,初(第一次)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从董仲舒之言也(这是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
半民:窦太后已死,汉武帝的威信也基本建立起来了,这次的“伸拳脚”就不同于六年前,建元元年的改革那样“羁绊”重重了。
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驻守)云中;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六月,罢(罢免)。广与不识俱以边太守将兵(以边郡太守身份领兵),有名当时(当时名气很大)。广行(行军)无部伍、行陈(没有编制,不讲队列阵法),就善水草舍止(到水草肥美处就驻军),人人自便,不击刁斗(古代军队中一种用于夜间巡逻的警报器)以自卫,莫府(幕府)省约文书(行文简约);然亦远斥候(很远的派出警戒部队),未尝遇害(没有被偷袭)。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军纪严明,军法刻板,军阵森严,循规蹈矩);然亦未尝遇害。不识曰:“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突然)犯之,无以禁(抵抗)也。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士兵跟着李广干的舒心,乐于为之卖命)。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
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匈奴更怕李广,士兵更喜欢跟着李广,而不愿意跟着程不识。)
半民:两种治军方略,结果一样。细细比较,学问大着呢!
臣光曰:《易》曰:“师出以律,否臧凶(军队一旦出动,必须要有严格的军纪相随,否则,无论胜败,都不是好事)。”言治众而不用法,无不凶也。李广之将(统领军队),使人人自便(人人随便)。以广之材,如此焉可也(对于李广是可以的);然不可以为法(不能够效法)。何则?其继者难也(其他人,如果这样,是不可以的,但李广只有一个),况与之并时而为将乎!夫小人(普通人)之情,乐于安肆而昧于近祸(贪于安乐,远避灾祸是人之常情),彼既以程不识为烦扰而乐于从广(士兵们肯定会讨厌程不识的烦扰,乐于李广的简易),且将仇其上(因为讨厌而仇恨不服从程不识的领导)而不服。然则简易之害,非徒广军无以禁虏之仓卒而已也(那么李广的治军害处就不仅仅是无法抵御敌人的突袭那么简单,而是动摇整个军队的军心士气)。故曰“兵事以严终(军纪之严也贯彻始终)”,为将者,亦严而已矣。然则效程不识,虽无功,犹不败;效李广,鲜(少)不覆亡哉!
半民:司马光讲的问题当然有他的道理,而且是适用范围较为宽泛的道理。这一点,儒家和法家似乎走到一起去了。然而,凡做事,是合乎法律(纪律)好呢,还是合乎规律好呢?既然人(司马光蔑称普通人为“小人”,那些所谓的“君子”又何尝不是好逸恶劳呢?)“乐于安肆而昧于近祸”,这是基本规律,作为统帅,你是顺应规律,引导士兵为你勇敢作战;还是违逆规律,强推纪律,让士兵烦扰、痛恨你,不愿意(心甘情愿)和你共御强敌呢?哪种将领领导的军队胜算会更大一些呢?
我在第一次读到此处时,写了三段非文非白的句子,抄在下面,以见我矛盾的认识:
李广,逍遥随性者;程不识,严谨守法者,二将治兵不同,结果亦无差,然毕竟程军太苦,如临大敌。李程相较,犹骐骥之于驽马,骐骥者,潇洒善行,不费气力,驽马者,唯唯诺诺,终无乐耳。
光言广为祸,此腐儒者之言,以此治下,必出“石门(石门、万石君)之庸才,只知“唯唯”,终必“碌碌”耳。思中国之数千年,循古师古,鲜有创造,其祸源出于儒者:因循守旧,暮气四沉,必衰;更兼能知其衰,而犹守之,岂不哀哉?宋之积弱,光等无过乎?
创造守成,二者难兼,取向不同,其效亦非。守成虽可平安,此乃慢性死亡之法。创者(李广)或难以为继,然以吾中华之大,真难以为继乎?代有良将犹千里马,然代有伯乐乎?况伯乐亦死于骈隶人之手?司马光岂非“骈隶之人”?!
夏,四月,赦天下。
五月,诏举贤良、文学,上亲策(亲自主持策问)之。
秋,七月,癸未,日有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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