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伏尔泰说:愚昧,是产生专制的唯一土壤。
人类当然是先有了愚昧,后才有了专制。人类从蒙昧走向开化,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而远古时期,无论东方或西方,都没有产生专制统治。这说明,愚昧不一定摧生专制,但专制制度的孕育,却必须要有愚昧作为土壤。
这里所说的专制,首先是指绝对的帝王中央集权,我姑且称之为“中国式专制”。无论古希腊,古罗马的王政时期、帝国时期,抑或欧洲黑暗的中世纪,都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帝王中央集权,这并非欧洲的君主体恤民情或道德高尚,而是经济基础、宗教信仰以及文化分裂等原因,决定了欧洲的君王无法专制,只能实行封建制。
比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政令,出了维也纳往往就不好使了,帝国的下面是其它的侯国、公国,“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这一点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门儿清,侯爵、公爵们也门儿清。
【二】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中国统治者的态度,也是中国臣民的态度。不仅每一寸土地、每一个人的命是皇帝的,到后来,就连每个人的思想及思维方式都是皇帝的。在明代以前,中国的读书人如果不愿“货与帝王家”,则还有归隐的可能——爷不认同你这个皇权,爷不想陪你玩儿了,爷走人总可以吧?
1368年,一个叫朱重八的流氓乞丐一不小心当上了皇帝,流氓建立的政权自然就是流氓政权。打那以后,臣民想要归隐山林的可能性几乎就没有了。朱皇帝御笔亲批:“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你不为帝王所用,就杀了你,再抄你家。该御批中最具传承性的就是“是自外其教者”这一句,只不过后来换了种说法叫“自绝于人民”,听着挺耳熟吧!想当隐士,门都没有。
遥想当年,孟亚圣说了几句关于君臣对等的话,一千七百年后,朱皇帝都恨不得活剐了他,况乎尔等!我估计,朱元璋当时应该是没找到孟子的坟,否则,必掘其墓、戮其骸。
然而,这还不是最羞辱人性尊严的摧残——即便为你所用,我仍可以出工不出力,我仍可以尽量不表态总行吧?但历史证明,这种想法很傻很天真;譬如,在某朝的“鸣放时代”,臣民连沉默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你表错了态,要命;你不表态,那叫对组织心怀刻骨仇恨,更要命。
【三】
愚昧与专制有一个共同的天敌叫思想自由。中国历史曾有过两个思想自由而奔放的黄金时代:一个是春秋战国,另一个便是民国,二者都处于历史的重大变格时期;春秋战国是由封建过渡的帝王专制,民国则是由帝王专制走向共和。
春秋时期,周王室日渐式微,列国诸侯做大,多极的政治格局造成激烈竞争的环境,统治者们都需延揽人才,士人便开始自由流动,读书人第一次有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可能;就连苦B们的逃亡也是自由的。
当人的身份不再是禁锢,在精神层面自然就有了自由发展的空间,因此,有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
春秋战国以后,中国进入了漫长的帝王专制时期;直至清朝灭亡,民国是两千多年以来、这片地土上第一个最自由的时代。自由的再出现,中国又涌出一批思想、学术大师。只可惜,这是个短命的时代。
【四】
要实行专制统治,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人民一直保持愚昩;而让人民一直愚昧下去的最佳方法,就要对人的思想进行控制。从古至今,专制者都深谙此道。
秦始皇用的是最原始的方法——哪些人该杀,哪些书该烧,手段简单而粗暴。我叫它“思控原始版”。
汉武帝用的是“棍棒加萝卜”的方法,先树立经董仲舒改造的儒学而正统,让天下人知道,读儒家的书好处大大滳有,但在管理上用的仍是法家的手段。这叫“思控2.0版”。
隋唐在思想控制的方法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那就是,开始用科举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一个读书人要想改变命运,就必须参加科举,考什么你就得学什么。这种方式,实质上是让读书人不得不主动接受思想控制。所以,唐太宗曾感叹“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这是“思控3.0版”。
明朝的专制统治手段登峰造极,太祖朱元璋制定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基本原则”,规定只在“四书五经”中命题,而且读“四书五经”也只能按朱熹作的注理解,不允许发表个人见解。八股取士就是让读书人只知埋头苦读指定的书,而无需研究问题,目的就是为皇权培育忠心顺从的奴仆。这是“思控4.0版”。
【五】
还有一种思想控制叫“我的控制是为了让你们更自由”,因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无比的伟大光荣正确。这种控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简单说就是,禁止信息自由流通,先抢光了你们的赖以生存的食物,让你们有的饿死,有的饿半死;再拿出本属于你们的食物的一小部分让饿半死的人活过来,然后再告诉活过来的人:“没有我强有力的领导,你们早饿死了……”
这就是“思控终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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