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资平衡，本质上为工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的平衡关系。 “十二五规划”从以下角度，确保工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的平衡关系。 首先，“只有健全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发挥政府、工会和企业作用，才能努力形成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因此，“建立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是劳资平衡的必要条件。 其次，“按照市场机制调节、企业自主分配、平等协商确定、政府监督指导的原则”构建新型的劳资关系，就能“形成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机制和增长机制。”
显然，在初次分配关系中，理解劳资平衡的宗旨是效率问题，并不是“再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为此，需要“健全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完善最低工资和工资指导线制度，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在初次分配关系中，如果工资的增长幅度等于或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企业似乎失去发展的动力。 目前，全国30个省市增加了最低工资标准。去年12月，北京市政府宣布把北京最低工资标准提高21%，自今年1月1日起生效。浙江省最高档增幅达到19.1%。，从2011年4月1日起执行。 尽管如此，有数据表明，我国劳动报酬增长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
罗素说得好，按照一个单一的计划来组织社会生活的那种愿望本身，基本上来自一种对权力的要求。不仅如此，它甚至更多地是这个事实的结果：即集体主义者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必须建立起前所未有的臣大权力——人支配人的那种权力——并且他们的成功也取决于他们获得这种权力的程度。 于是“建立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积极稳妥扩大工资集体协商覆盖范围” 具有重要意义。去年深圳确定了“集体协商”指导方针，据参与草案前期讨论的中国内陆学者表示，该指导方针的最终版本有可能允许工人选举自己的工会代表——这一重大事件可能会引发更多劳资纠纷的同时，会更进一步影响劳资平衡的体系。
中国的劳资平衡最关键是“集体协商”？“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不断扩大集体合同覆盖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集体协商”的定义。去年5月本田爆发罢工，广东省人大出台了《企业民主管理条例》草案，这意味着“集体协商”对重构劳资平衡意义重大。 在初次分配领域中的劳资平衡，还有注重“改革国有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加强对部分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缩小行业间工资水平差距。” 即所谓先进变后进或后进变先进的根本动因，并不是塞尔维斯说的那个所谓的“进化潜势定律”，使先进者势必要受到“领先的惩罚”，使后进者享有“借用的优惠”。也不能像汤因比那样单纯归结为精英人物或个别事件的好坏。
根本的动因在于广大劳动者——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发展生产能力的要求是受到激励还是受到压抑。导致是否受到压抑的因素多种多样，但其中最经常起作用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特性化”的趋势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抵制以至消除。 因此，“全面推进劳动用工备案制度。改善劳动条件，完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加强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这是切实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充分条件；而只有“努力提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才是劳资平衡和扭转收入差距的必要条件。 这是劳资关系两个不同的平衡路径：一个是到达权力的意志，另外一个是意志的权力。政府、企业、劳动者（工会）都会在不同的角逐中改变这种平衡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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