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囊”别出馊主意！

 

灯下偶读，在宋·朱翌《猗觉寮杂记》中，见到这样一段文字：

 

   某县有尉，夜半击令门，求见甚急。令曰：“半夜有何事？请俟旦。”尉曰：“不可。”令披衣遽起，取火延尉入。坐未定，问曰：“事何急？岂有盗贼窃发，君欲出捕，不可失时，告行邪？”曰：“不然。”“岂家有疾病仓卒邪？”曰：“无之。”“然则何为不待旦？”曰：“某见春夏之间，农事方兴，百姓皆下田，又使养蚕，恐民力不给。”令笑曰：“然则君有何策？”曰：“某见冬闲农隙无事，不若移养蚕在冬为便。”令曰：“君策甚善，古人不及。奈冬无桑叶何？”尉瞠目不对，久之，拱手长揖曰：“夜已深，伏为安置。”        

 

这县尉无疑是个“好官”，可惜出的是个馊主意，幸亏县令没跟他一样弱智（弱智者当“智囊”很可怕）。好在这事没法办，所以用不着担心会劳民伤财。而下面的事儿可就让人捏着一把汗了。

   

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矣，决水何地可容？”刘贡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别凿一八百里泊，则可容矣！”荆公笑而止。

 

事见同为宋人的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三十。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话不对。小人可以言“利”，君子也可以言“利”，君子爱财，只要不是取之于“盗”，而是取之于“道”，无可指责。若利己、利人、利国、利民，几方面都兼顾到，其“利”莫大焉！

不过要兼顾到既利己又利人，既利国又利民，很难，现实中多的是利己不利人、利“国”不利民、不利国也不利民的事儿。

“好言利”的王安石大概没有去做“再造一个梁山泊”的傻事。——其实这笑话本来就是他的冤家对头编出来讥讽他的。然而半个多世纪前那个“疯狂的年代”里，这样劳民伤财“再造梁山泊”的事儿多的是！

好大喜功的王荆公，爱出馊主意的某县尉，今日之域中，是不是还有此辈们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