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花公子：一个国家的“性态度史”

■书名：《兔子先生》

■作者：师永刚、贝小戎

■山东画报社2010年出版

■读家：叶匡政

■推荐指数：★★★★☆☆

美国《花花公子》杂志57岁了。与网上的色情视频比，《花花公子》这些图片，今天保守得就像一群淑女。翻看这本书时，我作为一个成人，有一种隐隐的自卑感，就是感到美国民众的修养和自我管理能力，要远远高于我们。这本在中国被视为禁区的杂志，竟然没有把美国民众导向色情的深渊。

中国对于性与色情的禁令虽然多，但对于它们理性的讨论却极少。媒体和学者，似乎都不屑探讨这种话题，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了种种对性的蔑视。于是在国人当下的价值观里，一谈起性总交织着一些明显对立的概念，情爱与色情、激情与丑陋、享乐与罪恶、愉悦与禁忌等，这些观念绞成一团奇怪的乱麻。虽然人人都能说出点道理，但很少有人愿意真实、理性地理清这些矛盾。人们多被囚禁在对性的理性认知之外，假若一个人说得太多，便有被贴上色情狂标签的风险。

这就是《兔子先生》在今天诞生的价值，或许通过观察《花花公子》对美国的影响，能帮助我们厘清一些原本混沌的理念。《花花公子》的休·赫夫纳，当年也是带着对现实的种种困惑与不满，来践行这个梦想的。今天人们说起美国文化，已很难避开这本杂志了，更没有人会因这本色情杂志，而鄙视美国文化。很多人把这本杂志，看作是唤醒美国梦、重塑美国文化和价值观的一本标志性杂志。这肯定是那些谈性色变的正统人士所无法理解的。

为何会这样呢？其实在很多封闭的传统或宗教文明中，性都被塑造成一种罪恶的力量，当然这只是对民众而言。因为在过去的统治文化中，民众被认为是不具有自己管理和判断能力的，一旦放开性的闸门，民众就有可能堕入到性爱的享乐中，影响到社会物质和财富的积累。那些管理者，只把民众的性爱看作是个体的纯粹消耗活动，与最大程度的实现国家利益构成了冲突。我们确实也从爱情中，有过这种体验。当我们热恋时，外在的世界确实变得不重要了，恋人成了我们唯一的宇宙。我们从情爱中，感受到了生命中最本真的激情与光彩，只有这种力量能让我藐视社会秩序和一切束缚。在物质匮乏或封闭年代，统治者这种担心也许是必要的。所以在很多成熟的文明中，性总是与粗俗、邪恶、丑陋、淫荡这些负面概念连在一起，公开渲染性的美好，被很多社会视为一种禁忌。

二战后的美国，由于国内财富激增，中产阶级增多，对人性和自然感受的回归，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需求。突破过去宗教文化对性和情爱的禁忌，回归自然，成为当时一种积极力量。当然，人们要回归的并不是那个原始的性，而是因禁忌而变得更为神秘、诱人的性。当时观点认为，只有这种对人性的回归，才有助于恢复人的整体性，把单一社会属性的人，还原成完整的人。社会把性和情爱，开始看作一种快乐而正面的力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花花公子》等一些色情杂志，被视为是对美国文化和价值观的一种建构。它既是美国公众作出的选择，同时它也赋予了原始的性与情爱以崭新的文化含义。一个文明社会对这种文化可以不倡导，但理应保持一种宽容和默许的态度。

这本书的副题是：一个世纪的性态度史。“性态度史”确实是一个有趣的定义，因为一个国家的“性态度史”，往往也是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和历史变迁的晴雨表。国家的政治高压，往往会首先在一个国家的“性态度”上体现出来。休·赫夫纳的同行，《好色客》的创办人弗林特曾受过美国最高法院的审判。他的律师亚瑟曼，在法庭上说的一句话，对今天的人们也有警示意义：“我自己也不喜欢弗林特的所作所为。不过，我喜欢的是我生活在一个可以为我自己做决定的国家。”

这本书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我们要为自己做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