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响中国劳资关系调整的许多原因当中，最重要的方面是一些政府部门不能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对企业用工行为进行监督，现实中甚至有一种由“囚徒困境”理论所描述的恶性循环机制在起作用。
观察中国的劳资现状，会发现这样的问题：
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另一方面白领阶层存在严重的过劳死现象。“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这句话被白领们用来描述自己的生存状况。少数富人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并诱导一大批政府官员随波逐流，以至人们认为他们是不懂节制为何物的败德阶层。低端就业市场的情形更是令人忧虑，如货车司机的交通事故多是疲劳驾驶引起的，其他不用详尽描述。城市低端就业市场的工资单价甚至低于农业领域，以至农民工在城市拼过几年体力后回到农村算作一种修养。所有这些现象分开来看似乎算不了太大的问题，但集中起来看就不可高枕无忧了。
如果一定要讲调整劳资关系本身的风险，无非是短期内中国劳动成本明显上升，影响到中国产品的出口增长。这种影响不妨看作好事。只要工资增长不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就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可能发生的是物价的结构性变化，如蔬菜、水果和肉类价格的上升，一部分服务价格的上升，但这种变化毋宁看作经济发展所必需。通过对发达国家劳资关系调整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适度缩减劳动时间(如严格的8小时工作制)，提高劳动保护水平，有助于提高劳动效率，增进社会协调程度。
过度劳动及其危害
按国家法律，中国职工每天劳动不应超过8小时，每天加班最多一小时，且要经过一定程序得到合法性认定。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据学者2008年所做的抽样调查，中国城市职工实际平均周工作日为每周5.96天，每周平均工作56.3小时。在调查样本范围内，调查对象平均超过标准工作量(每周40小时)加40%;超过单位所规定的工作时间20.66%。
据北京青年报披露，北京人每天加班近1小时。此报道介绍了北京市统计局对本市劳动时间的详细调查资料。另据甘肃省农村调查总队的调查，甘肃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日6.59天，平均每天工作时间9.52小时，每周超过国家法定工作22.73小时，高出57个百分点。
按以上数据估算，如果能严格执行《劳动法》，下决心解决劳动者加班报酬问题、城市居民兼业问题和童工问题，全国就业岗位有可能大幅度增加。如果再能够加强居民收入调节和监管，适当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累进率，努力打破就业的部门垄断，就业岗位还可以增加。从宏观经济数据看，中国GDP连年高速增长，远远超过了就业增长的速度。这种差距不可能用技术进步因素来完全解释。基本情况是，一方面已就业的劳动者超时超负荷工作，另一方面却有大量农村隐蔽失业人口存在。我们不赞成用农民素质低来解释农民失业人口大量存在的原因。事实上，在一些城市现代经济部门，农民能够从事很多工作。电脑装配流水线上，经过短期培训的农民工完全可以胜任工作，这已经有事实可以证明。劳动市场的不完全性，才是农民工就业难的主要制约因素。此外，收入户籍政策、调节政策和地方管理体制也不利于城市化，这方面做好改革，城市化的速度还会加快。
除劳动时间过长问题之外，中国职工的劳动强度高、劳动环境差、工资待遇低、妇女受歧视等，也是劳资关系中的突出问题。从宏观角度看，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总额不到国民收入的一半，显著低于一般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说明劳资之间的分配很不公正。
中国与劳动保护相关的法律执行力度不够，劳动者劳动强度高、劳动时间长，严重影响城市经济体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比较分析发现，中国国民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就业弹性系数)，比起发达国家要低许多(见下表)，这种情形严重制约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
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就业弹性系数比较
过度劳动造成社会不平等，而积极调节劳动市场有利于中产阶级成长。中短期政策促使劳动成本上升，迫使资方更新技术，用资本替代劳动，会促进社会分工，提高经济效率，从而加速中产阶级的形成。不要以为中产阶级的壮大只是经济发展的后果，政府的中短期政策对此无所作为。有利于中产阶级崛起的最有效的中短期政策，是用以调整劳资关系的劳动政策、收入调节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这些政策通归起来是社会分配政策。
过度劳动、工资水平低，还会造成畸形国民经济结构。劳动时间太长，人们很难有时间进行文化娱乐消费，相关经济部门就难发展。资本收入过高，刺激奢侈品需求，使奢侈品市场畸形繁荣。因为劳动市场客观上对农民工权益保护不力，贬低了农民工的真实工资单价。大量外来人口居住在违章建筑之中，或群租居住，这种情形导致大城市廉价劳动力聚集，以致大城市的劳动力价格甚至低于小城市，使小城市的投资环境恶化，区域经济布局恶化。
劳动时间过长、劳资关系紧张，从长远看还影响社会稳定。生活水平低下的穷人并非没有政治诉求，事实上他们是激进政治领袖的社会基础;他们平时可以不显山露水，但一旦被激进政治领袖利用，必是难以对话的群体。所以说，城市兴起了，但城市如果是以原子式的穷人为主体，实在是政治风险很大的事情。劳动时间过长妨碍农村劳动力转移，让农村成为过剩劳动力的储备场所，会使农民无法割断和自然经济的联系，使农村社会经济的金融深化遭遇阻力，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就难以实现。从社会政治安定的角度看，与自然经济密切联系的农民很容易和依附型的社会关系相契合，要植入现代民主政治非常困难。这种农民群体还很容易受邪教和谣言的鼓惑，一旦闹腾起来，其内部不存在妥协谈判机制，预后非常不好。
为何对劳资关系的严重性估计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走向繁荣，出口水平连创记录，劳动力的充足供应和低工资水平功不可没。但这种低工资产生低劳动成本的经济扩张方式如不创造条件转换为新的发展模式，就会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隐患。在经济扩张初期，可以借助所谓“人口红利”的优势，开拓国际市场，使国内工业规模扩大。一旦有了工业规模，应该使工资水平逐步上升，促进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提高产品的质量，一方面占领国际高端市场，另一方面扩大国内需求，使国内市场与国家工业规模相适应。显然，这种认识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形成中没有跟进。
有人以为，干预职工劳动时间、限制职工加班，会阻碍经济发展。持这种看法可能与人们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错误理解有关。人们会简单地以为，工资水平是由劳动市场决定的，只要劳动市场存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状况，工资水平就无法提高，国家不能干预;若干预了，劳动资源就不能有效配置。早两年曾有一位儒商跟我说，他是看到了在一些高度竞争的产业部门中工人劳动时间很长，例如每天工作在12小时左右，但这是工人愿意这样啊，他们为了多挣钱啊，限制他们的工作时间，不是要打掉他们的饭碗么?我以为这个说法很没有道理。但仅仅懂得这一点还不够，我们还应知道，只有工作单价很低的时候，工人才愿意加班工作;工资一旦上升到一定水平，工人就会追求闲暇。可还要懂得，工资低的原因正是他们在加班工作。想一想，若全国每一个工人每周工作80小时以上会挤占多少个工作岗位啊!已经就业的劳动力的过度劳动，就好像陷入经济学家常常讲的“囚徒困境”一样，自己想进天堂，但脚底下是地狱。把这样一种机制搞掉，换一种新的机制，难道不需要政府介入么?
前面提到的儒商还告诉我，如果政府干预工人的劳动时间和工作水平，像“珠三角”一带的许多企业就要关门了，因为他们没有垄断资源，老板们经营企业如履薄冰，只挣了一个辛苦钱，抑或可以说老板们比工人更辛苦。在这里我无法多用笔墨分析老板们和工人之间的价值取向，但我想说，如果这是中国工人不能减少工作时间和提高工资的理由，那趁早把中国的现代化之梦扔到太平洋中去吧!
明白了上述道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很容易地解决城市劳资关系方面的问题呢?也未必。像山西那样的“奴隶工厂”难道还要等待新的法律出台以后再制裁么?那种明火执仗的犯罪还要什么高技术侦破手段才能发现么?自然不是。有官员和不法资本纠缠在了一起，官员们就自然容放纵资本对工人的盘剥，这不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么?
调整劳资关系中央政府要担起责任
希望是有的。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然后还要解决体制方面的问题，扎扎实实做些事情，使得我们的各级政府真正能响应中央建立和谐社会的号召。
影响中国劳资关系调整的许多原因当中，最重要的方面是一些政府部门不能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对企业用工行为进行监督。现实中甚至有一种由“囚徒困境”理论所描述的恶性循环机制在起作用。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用不正确的理念来保护自己的“投资环境”，结果放纵了一些企业对职工的肆意盘剥。地方政府在“环境”方面彼此竞争，纵容企业克扣工资，最终形成的宏观环境益发加强了资本的力量，使工人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也给地方“改善”投资环境带来更大的压力。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地方政府严格执法，真正在企业监管中落实中央“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不要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厚此薄彼，过分疼爱资本。要懂得，过分疼爱资本最终会害了资本，因为低工资低福利只能保证资本的一时之欢，长远看他们会牺牲效率、丧失市场。
调整劳资关系的关键举措是严格执行各项涉及劳动保护的法律法规，制定行之有效的劳动纠纷案件侦查、诉讼规范，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权、休息权、健康权和报酬权。国家机关应率先执行劳动法，严格限制公务人员加班，并严格依法支付加班工资。国家机关要通过下放和精简权力的办法减少文案工作，以减轻工作负担。改变部门主导立法的现行格局，增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功能，实现立法的专业化，有助于减轻政府机构的文牍工作。企业的工资集体谈判制度应全面加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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