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因为广场舞引发的矛盾时有发生。近日，由于广场舞的音乐声干扰到附近学校上晚自习的学生，北京市丰台区的城管发放了倡议书，劝导跳广场舞的大妈们在高考来临之际和高考期间，暂停广场舞或者降低声音。城管走后，舞照跳，音量则调低了，可见劝导不是没有效果。
而在上海，广场舞大妈的身影已不仅出现在广场上了。在当地地铁四平路站3号口出入口的一块空地上，每晚都有一些市民跳广场舞，影响了乘客的正常出行。地铁方面表示，他们无法采取强制手段予以禁止，但会予以劝导。劝导效果会如何，人们将拭目以待。
跳舞的要娱乐、要锻炼，不跳舞的要休息、要学习，都有主张各自权利的依据。假如是在人声鼎沸处跳舞，或是在人迹罕至处跳舞，那么音量开到最大，大约也不会对旁人造成大的困扰，但在特定的时空就不免发生碰撞，甚至导致激烈冲突。而基于权利主张的碰撞，相信会越来越成为生活常态，问题是如何减少此种碰撞的频度以及降低其烈度。
“地大物博”是从前国人引以为豪的国情，但现今最大的国情乃是人多，特别是在大城市中，每每人满为患。人要工作要生存，人要住而且要住得好，人要吃而且要吃得好，于是高楼大厦挤满城市，钢筋水泥堆满城市，绿地、树荫日益被蚕食，空地日见其稀少。因此，城市看起来是超大型体态，而生存其间的人们的活动空间却显得十分逼仄。就说跳舞或其他形式的锻炼，又何尝不是见缝插针?广场舞大约更适合在广场跳，但看看现在的城市，叫广场的不是购物的地方，便是居住的所在，有几个是供市民活动的场所?
“加强市民免费体育场所建设”一类建议，自然正当合理，在理论上也是治本之道。但这一要看城市政府是否把民众的这一需求纳入建设规划，二要看在城市中还有多少空间能实现这一需求。然而，即使没有大量的免费活动场所，生活总还要继续，该跳舞的要跳舞，该高考的要高考，该休息的要休息。如果人们在主张权利的同时，也同样考虑权利的暂时避让，那么，碰撞或许依然难免，却很可能较少产生严重后果。比如，“一切为了高考”固然是极端化主张，但高考毕竟是人生大事，关涉数以万计的学生和家庭。如果跳舞会影响到学子们的学习和情绪，那么在备战高考及高考期间，选择少跳或不跳，把影响降到最低，就是一种合理的也是值得称道的权利避让。
权利碰撞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似乎是权利觉醒之后的产物，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从公德的角度来思考此种场景中的行为表现。梁启超说，“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主张自我权利未必有违公德，但眼中若只有一己权利，认为只要自己合适了就行，则必定是背离公德的过度主张。在举手投足受限的时空中，“相善其群”尤为必要，否则，碰撞将无日无之，冲突将无处无之。而如果都有公德心，则权利避让就会成为一种自觉，跳广场舞即使无人劝导，也绝无演化成公害的可能。(滕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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