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钊，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摘自《中国经济未尽的改革》
农村向城市的移民以及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标志，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动力。但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在大规模农村居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伴随着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但城镇化水平依然较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相比之下，由于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对移民的限制，城镇化进程滞后，未能充分促进国内消费增长，因此，理解人口迁移和城镇化是理解中国增长模式的关键。显然，任何有关中国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的分析都应该为中国目前的增长模式给出解释。
许多实证研究都对劳动力迁移的决定因素进行了探讨，对于中国移民的研究，经典的理论框架也非常有用。在对四川农村地区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存在共性：男性劳动力移民率较高，老龄人口和拥有较多家庭承包土地的农村居民迁移率则明显偏低。农业和非农活动之间的收入差距将对迁移决定产生影响，这符合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的推断。虽然中国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大于中部与东部之间的收入差距，但相比之下，从中部向东部地区的劳动力迁移更普遍，而从西部向东部的迁移则相对较少，这又似乎与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的结论存在矛盾，但这可以用距离效应解释。
近来的研究表明，社会关系网也是影响迁移决定的因素之一。拥有城镇社会关系的农村居民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比率较高。在劳动力跨省迁移中，随着在迁移目的地原农村移民数量逐渐增大，原农村家乡的迁移率也随之升高。某地向外迁移的人数越大，该地区其他居民外出打工的概率也越高，她认为同乡之间分享就业信息是这种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
但是，目前的研究尚无法对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进程这一现象作出解释，这促使我们进一步探索劳动力迁移的决定性因素。本章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邻里效应，即决策过程中的相互依赖性如何影响中国农村居民的迁移决定；第二，社会距离的差异性如何影响迁移决定中的邻里效应。正如Bauer et al.（2002）所指出的，同一群体的同伴关系增强了同群效应即邻里效应，也增加了群体成员行为的相互依赖，即使在存在移民关系网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在中国农村地区，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非常牢固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纽带，在此背景下，个体行为往往受到邻里行为的影响。Bauer et al.（2002）和Araujoet al.（2004）发现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墨西哥农村劳动人口向城市地区以及墨西哥劳动人口向美国的迁移过程中都存在邻里效应。我们对中国农村地区劳动力迁移进行了研究，进一步确认了邻里效应的存在。目前，有关劳动力迁移过程中邻里效应的文献尚未对如何确定邻里效应的程度和社会乘数提供分析，本文利用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PS 2002）数据发现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中国农村居民向城市的迁移决策中存在邻里效应。由于邻里效应或者所谓“社会乘数”的存在，加强农村居民教育等各项政策的实施效果都会大于预期。
邻里效应的存在导致劳动力迁移过程中存在多重均衡，一个是低层次均衡，正如本文模型所示，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符合这一均衡特征，另一个则是高层次均衡。如果不同类型和不同频率的社会互动会对迁移过程中的邻里效应产生不同的影响，那我们就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推动人口迁移和城镇化进程。如果政府希望鼓励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则应加强村民间的信息共享，同时向农村居民提供更完善的社区服务，以之替代村民在农务中的互助。一旦人口迁移陷入低层次均衡，社会乘数效应和直接推动劳动力迁移的各项政策都难以打破这种均衡。因此，决策者应该大力消除城乡差距、取消偏向城市的政策、加快城乡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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