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一种言论已经构成了明显的冒犯,但只要停留在言论层面,就不能随意拉扯到法律上去。认为受到了冒犯的人们可以同样行使自己的言论权利,但无权要求国家公权力介入。
“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类措辞,以往主要出现在外交场合,虽然听起来很严重,但毕竟离我们这些寻常“中国人民”的真实生活十分遥远。
因此,这几天当我听说自己的“民族感情”被一个电视小品和一部电影伤害了的时候,不由得吃了一惊。
因为没有人见到过古代鲜卑女英雄花木兰的长相(这里顺便说一下,这是个虚构人物),所以当演员贾玲将她塑造成一个性格有些顽劣的胖姑娘时,许多人一口咬定,自己的“民族感情”受到了严重伤害。不仅如此,当中国木兰文化研究中心(这里再顺便说一下,素来爱好乐府诗歌的我是头一回听说中国还有这么个“中心”)在向贾玲和电视台抗议时,显然还大义凌然地代表了其他所有胸怀爱国主义精神的中国人——比如我,虽然我其实一向认为姑娘还是丰满一点更美。
借着迫使贾玲和电视台的道歉示弱的势头,某些护教心切的道教界人士恍然发现,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道士下山》严重伤害了自己的感情。他们现在要求这部电影必须立即停止播放,而陈凯歌及相关人等必须向道教界作出公开道歉……
所有这些,都令人费解:我们的感情何以竟变得如此脆弱!
当年吴承恩在他的《西游记》中将中国历史上最受敬仰的高僧和最杰出的翻译家玄奘法师(这可不是个文学虚构人物)描写成一个婆婆妈妈、不识好歹的人,既没有受到过爱国主义者的批判,也没有遭到过佛教界人士的抗议。现在想起来,幸亏吴承恩没有生在今天,否则这部伟大的古典小说的命运可真是凶多吉少。
先撇下“恶搞花木兰”小品以及《道士下山》电影的内容本身究竟是不是像批判者说的那么不堪不论,就我的常识而言,感情这种东西只能存在于一个个具体的个体身上,因感情而被伤害的也只能是与之有直接关系的个体。比方说,有人以侮辱性的话语调侃了我的祖父母、父母,我当然有充分的理由说“自己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但假如他(她)调侃的是一个我不能证明与之有直接亲缘关系的历史人物(甚至是历史上没有存在过的虚构人物),我有资格宣称“自己的感情受到了伤害”吗?
如果有人教导我说,因为我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所以,中华民族历史上所有伟大人物(不管是否真有其人)受到了调侃,都是对我感情的伤害,那么,遵循同样的逻辑,因为我是人类的一份子,所以人类历史上所有伟大人物——比如说日本人丰臣秀吉——受到了调侃,也都是对我感情的伤害。这么说下去,我感情的边界就像宇宙一样大,别人随便说句什么,都可能伤害了我的感情。
以前有个北京的教授,在大街上正好见到一位老人在痛数某个过去的政治人物的不是,这位本来应该文质彬彬的教授跑上前冲着老人就是一巴掌。据他说,自己这么做的理由是:在他心目中,那位被老人批评的政治人物比亲爹还要亲。我觉得,这个在运动和斗争年代成长起来的教授犯的是同样的错误——除非他能证明那位政治人物就是他亲爹,否则,他的感情受到伤害的说辞就纯粹是胡扯(当然,即便那样,他打人也是不对的,但那是另外的话题)。比方说,我对中国现代大学者 陈寅恪先生的敬重可以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如果有人诋毁了陈先生,同样姓陈的我有权因为自己“把陈寅恪当亲爷爷一样敬重”就认为自己受到了名誉权侵害,进而要求得到赔偿吗?
这些本来都是应该是常识,无奈这就是一个常识不被尊重的时代。
不过,有一种情况比较特殊,它主要是发生在对一些著名的宗教先知或民族文化始祖的态度上。我们应当承认,对释迦摩尼和孔子的不敬的确会导致对许多人的感情伤害。因为佛教和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以至于我们每个人都受到过释迦摩尼和孔子的恩惠。因此,即便在西方这样崇尚言论自由的社会里,随意地调侃(遑论诋毁、侮辱)摩西、耶稣这样的宗教先知,也是重大的言论禁忌。但这里面依然需要分清楚一个关系:丑化一个宗教人物是否等同于丑化了那个宗教的伟大创始人、甚至等同于丑化了那个宗教本身?
也许我还有必要澄清这里面的另一层关系问题:即便一种言论已经构成了明显的冒犯,但只要它停留在言论层面,就不能随意将它拉扯到法律上去。认为受到了冒犯的人们可以同样行使自己的言论权利,对冒犯者及其所属机构展开批评和施压,使之纠正其言论错误。但他们无权要求国家公权力介入,随意压制、惩处一种他们认为是可恶的言论。
也就是说,不管我们这些对花木兰长得胖一点表示无所谓的人心里多么不爽,那些认为自己感情受到伤害的人的确有权对此作出批判。贾玲的道歉和电视台的停播也终究是一种受到了压力之后的自主行为,因而是完全应该得到理解的。但是,如果国家主管部门响应了那位道教界高层人士的呼吁,对《道士下山》这部电影以及陈凯歌导演本人采取了什么强制性措施的话,那就将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最后我忍不住想要发出一点感慨:产生过王重阳、丘处机的道教曾经是一个伟大的宗教,何以它到了现在竟变得如此弱不禁风,如此渴望得到国家公权力的垂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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