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任 远
大迁移时代儿童留守的复杂模式
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较，还是在历史视野下进行观察，我国当下正经历着规模巨大的人口迁移流动。“大迁移”背景下的社会分化问题被广泛加以关注，大量迁移流动人口难以有效融入城市，带来城乡之间、城市内部的社会分化。与此同时，“大迁移”背景下也出现相当严峻的“大留守”问题。我国当前有6000多万留守儿童、5000多万留守妇女和5000多万留守老人。
虽然在任何时期的迁移流动过程都存在移民过程中的家庭成员留守，大迁移时代的“大留守”在这个意义上似乎是必然的。但是迁移家庭的生活分离和成员留守的比例太高，仍然构成了不正常的现象。“大留守”说明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突出的家庭分离。城镇化发展将家庭扯碎了，或者说由于城镇化过程中的制度壁垒和不当安排，对移民家庭生活中带来不利影响。家庭作为社会运行的微观基础，家庭结构的被撕扯和家庭功能的弱化，使得这样的城镇化影响了人们的生活福利和城乡社会发展。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留守儿童问题和留守儿童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尤其突出，与留守儿童关联的意外死亡、自杀问题、安全问题、心理问题和教育问题等等都说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据报道有1000多万留守儿童“一年到头见不到爸妈”（《东方早报》2015年6月19日），成为了实际生活中的“孤儿”。应对解决大迁移过程中的儿童留守，成为保障城镇化过程中家庭幸福和民众福利的重要社会问题。
我根据最近国家妇联（2013）关于流动儿童的调查数据略算了一下，在发生迁移的有子女的家庭中，学龄前儿童的随父母迁移率基本上是29.5%，小学和初中的义务教育时期儿童随父母迁移率大约是33.8%，高中阶段的儿童随父母迁移率大约是32.2%。也就是说，在有未成年子女的迁移家庭中，子女未随父母一起流动、留守在农村的比例基本超过三分之二。在当前的人口大迁移流动过程中，留守儿童的规模和比重显得非常巨大。婴幼儿和儿童总体上随同父母迁移率较低，较多地被留守在农村中，因此带来家庭生活分裂。
大迁移过程中的留守儿童具有分年龄上的差别性。按照罗杰斯（A. Rogers）等的经典论述，认为婴儿和儿童跟随父母的迁移率随年龄增加会递减，就是婴儿和学龄前的随迁率更高，到学龄阶段后逐步降低。但是中国的婴儿和儿童的分年龄组迁移率的情况是不同的。虽然目前还缺乏准确可信的分年龄组的迁移率数据，但是根据对六普数据的初步分析证明，0岁的人口迁移率是显著更低的。流动人口在生育的时候多数会选择返乡生育，实际上降低了婴儿和幼儿的迁移率。流动家庭在生育期返回农村和流出地进行生育，以及进行婴幼儿健康护理和生活照料，突显出城市对流动家庭生育服务水平的排斥性。在婴儿和幼儿逐步长大以后，他们才随着父母开始迁移。数据还表明婴幼儿阶段的男婴随着父母迁移实际上是高于女婴的，也就是迁移家庭往往更将男孩带在身边共同迁移，而女婴则有更大的概率被留守在农村。
除了婴幼儿和儿童随迁率较低而成为在农村中的留守儿童。出现留守儿童还有另外一种原因，即对于随父母流动的儿童队列来说，他们在学龄阶段后开始出现返回农村就读的情况，特别是10-11岁以后初中阶段的流动儿童的返乡更加明显。初中阶段流动儿童的返乡，实际上受到城市中考和高考政策的显著影响。因为流动人口不能在流入地进入公办高中和参加异地高考，所以被迫回到家乡。而不同地区的中考和高考的教学内容还有差别，因此如果要在流出地高考，就必须要早些回到流出地。在高考的竞争压力下，一些流出地甚至还要求考生必须在高中就读一年以上才能报名参加高考，这样逼迫流动儿童需要在初中或者高中时期回到流出地的中学参加当地的中考和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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