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北京房地产学会常务副会长陈贵最近撰文表示，高房价、高租金和高生活成本，是控制北京等特大城市人口无序膨胀的唯一生态门槛。
以提高生存成本的方法控制人口增长，这一思维让资本的傲慢体现得淋漓尽致。确实，从效果上看，比起其他社会动员方式，没有哪一种方式具有资本的特有本事让人口资源快速实现重新配置。如果北上广深这样的特大城市以高昂的房价、车价做城市门槛，那么低于门槛的多数人就只能被迫做出理性选择，逃离大城市另寻发展。事实上在房价飙升的前一阵子，这样的事已经在不断发生。可以说，陈贵的理论是有先验性的支持依据的。但缺乏过程正义的效果即使再卓越也是缺乏法理性、站不住脚的。
资本经常对弱势者态度不屑，这是人们常常会遇到的现实，但这样的现实不能成为控制人口增长这样一项公共政策的基本依据。公共政策之所以不同于私域政策，原因就在于它不仅要考虑财产水平高的人，还要考虑财产水平低的人，甚至主要应该向后者倾斜。一项合理的、善的公共政策，就是要在不同财产水平的人之间摸索并找到最大的利益交集点。北京等特大城市确实面临人口压力，但是消解压力不能用衡量腰包厚瘪的方法去解决。抛开民生平等的理论不谈，一方面，北京的第三产业有许多领域是那些达不到陈贵式门槛的人支撑的，都市的建设有其一份汗水和功劳。富裕者与贫穷者，客观上是一个互相离不开的共生生态；另一方面，富裕与贫穷本身是经常转化的，如果一个够门槛的人突然因投资失败，是不是必须离开北京另寻生路？这有悖于社会管理的常识。
尤为要警惕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概念的滥用。在现实生活里，每个人都可能会面临丛林法则的考验，但是公共政策应该是阳光，而不能选择谁强大就照耀谁。将这二者混淆并成为政策，则社会共同体所必须依赖的和谐基石就会动摇，竞争关系将取代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合作关系。如此，非乱套不可。
没有人不愿意自己的城市井然有序文明规范，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不能靠拒人于城门之外，而要靠扎扎实实地提升城市的产业水平和社会文明水平。高等级产业和文明程度自然对高素质者的吸纳力强而对低素质者的排斥力强。
大城市的人口控制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今天，我们也发展到了这个节骨眼。解决难题不但要有相应的物质能力，还要有与之匹配的思维。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大都市应该有的包容胸怀和大度气质。有了这样的内涵加之贫富者都可接受的刚性公共政策，控制人口的难题才有望破解。以邻为壑式的控制方法一定是错误的解法，如果用这样的思路去解题，那么城市化这一战略进程将走向其目标的相反岔路上去。（徐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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