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小传】
作者:王润泽
方汉奇,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祖籍广东,1926年12月27日生于北京。1949年毕业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后并入苏州大学)新闻系,1950年任上海新闻图书馆研究馆员,1951年起,先后在圣约翰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从事中国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出版著作《中国近代报刊史》《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等,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及该委员会第四届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在方汉奇的领导和努力下,新闻传播学成为一级学科。1992年他和复旦大学的宁树藩教授等一起发起成立中国新闻史学会,成为国内新闻传播学一级学会,并担任第一、二任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目前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总顾问,继续活跃在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
方汉奇先生的住处是学校将两个两居室打通改成的四居室,因此格局不是很规整。书房是四个房间里最大的一个,有30多平方米,类似一个四边形。
书房是方先生平时工作和学习的地方,也是他接待亲友、学生、拜访者的场所。客厅四面定制书柜,顶天立地,上面三分之二部分是按照书籍实际高度设计的开放书架,下面三分之一则是可以存放大量报刊的带门书柜。实际上,整个书架的厚度可以容纳两本书摆放,也就是说,这里的书籍存量足足是一个普通书房的两倍,甚至更多。据师姐介绍,先生书房里曾配有望远镜和梯子,欲找一本书,他就从书桌处用望远镜“侦察”,确定方位后,再登梯取下。我目测心算了一下,先生的藏书绝对在万册以上。
方汉奇在家中查阅资料(摄于1969年)
书房除各种历史、新闻史、新闻学方面的书籍外,还有很多宝贝,报纸原件就是其中之一。方先生的新闻史研究就是从集报开始的,最多时约有3000多种(5000余份),而且不少是海内孤本。史料对于史学家的意义不必多言,如良种之于农夫,弹药之于士兵。
书房更是方先生研究新闻史开始的地方,大学时代,他写的《中国早期的小报》和一篇未曾发表的有关宋代报纸的文章即诞生于此。对于这些珍贵的史料,先生并不自珍自藏,而是广散学界,其中大部分捐给了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资料室(现存于人大新闻学院资料室);剩下的则分给了做研究的同人和学生。
从前,方先生座椅后背有定制的一些卡片抽屉,是整个书房最夺目的部分,那里藏着先生的心血,也是他治学精神之所在——学术卡片。
当年,因坚持“近代无产阶级报纸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存在历史传承关系”的观点,方先生成为批判对象之一。十年浩劫中,又被打成“牛鬼蛇神”,挂牌游街。
没有时间和条件做研究,方先生就埋头做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他后来回忆说:“只是尽可能地利用边边角角的空隙时间,多看一点书,多作一点积累。”就这样,先生积攒下数万张学术卡片。现在他已经将这些卡片交给我辈保存和使用了。
宁静质朴的书房接待过各种政府要员、社会名流、专家名师。这里更是方先生所有研究生一月一次的面授辅导场所,学术传授、论文讨论、课题组织,甚至一些学界前辈终身奋斗的学术方向,也是在这里和先生讨论后达成的。初到书房,即是震撼和骄傲,有师如此,夫复何求?后来是被宝贝吸引,因为书房里的学术资料实在太多太珍贵了!现在,这里又是一座心灵的港湾,一杯清茶,可以隔绝尘世的喧嚣和琐碎,回归纯粹。
方先生的书房就是我的精神家园。
《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27日 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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