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 杨朝明
今人认知世界文明,多提及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的“轴心期”概念,认为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二世纪,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进入了社会发展的特殊阶段,人们熟知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认知到中国思想、中国智慧的繁盛与高潮。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它不是中华文明的初期,也不是所谓中华文明的“形成期”。实际上,雅斯贝斯的所谓“轴心时代”理论,并没有关注中华文明在诸子时代以前的漫长发展。
近40年来,学术研究的重要进展与考古材料的发现都一再证实,尧舜以来尤其夏、商、周“三代”时期的中国文明已经有漫长的发展历程,有较高的发展水准。上世纪80年代,李学勤先生就呼吁人们“走出疑古时代”,“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其实,无论3000多年前甲骨文完备的文字形态,5000多年前良渚文化精美的玉器,还是8000年前舞阳贾湖遗址中的骨柄笛,都使我们重新认识古代文明的发展水平,理解我国先民的深邃智慧和文化创造。
人们看到,“百家争鸣”其实是对历史文化的继承、总结与反思,诸子思想的形成有广阔的文化背景。在雅斯贝斯所说世界文明的“轴心”之前,中华文明已经有了漫长的发展历程,有了丰厚的文化积淀,有着自身深沉的精神凝结与创造。在中华文化的早期典籍中,“天下”“万方”“四海”之辞层出不穷,这源于中华文明的天下观、世界观、整体观、系统论,在与世界互动中,他们深刻理解“天道成而必变”“道弥益而身弥损”之类的道理。
如果更多走近中国早期文明,了解其高度与深度,就会看到这样一个越来越清晰的事实,早在孔子以前数千年的“三代之明王”时期,中华文明就已经为人类文明确认了坐标。当下,中国正逐步成长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动力源”和“稳定锚”,中华文明也将为世界文化贡献“定心丸”与“稳定剂”,这需要我们怀着温情与敬意加强对自身文明的认识,找准坐标。
传统属于历史,但传统绝不意味着过时,未必与现代社会不能相容。比如孔子倡导“天下为公”,是希望天下的人都按照“社会人”的要求修养自身,而不是只考虑一己之私,包含了“天地之美”“万物之理”。我们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需要认识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气象和思维模式。
每一种文明都有它的精神气象,中华文化追求以王道行天下。《孔子家语》有《王言》篇,孔子思考“王天下之道”,希望听“王天下之言”。孟子则言及“王”“霸”之别。霸道,靠的是兵甲之力,使人被动屈服;王道,以德行仁,人们心悦诚服。
王道使得中华文明有着多姿多元而又贯通如一的气质禀赋。中华文明崇尚礼让,源于礼让,使得许多矛盾不解自消。内心有王者情怀,才会能让则让,让于可让,同时还会在原则面前当仁不让。这种王道精神经得起时空的检验,乃是从人心与人性出发,致力于满足人们的需求。向上仰望,是深远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天地智慧的体悟;向下扎根,是对多方利益的兼顾与平衡,求得最大公约数,昭示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象、气质禀赋、价值追求,夯实了中华文明在世界价值体系中的坐标。
西方思想家说“知识就是力量”,我们还要补充说“力量需要方向”。思维模式标识、代表着价值取向,决定着行动走向。比如,以何为本,以何为末;以何为先,以何为后;以何为始,以何为终。在中华文明的思维模式中,讲求兼顾多方利益,遵循并行并育。更可贵的是,它以“一以贯之”的思维模式来落地,关注根本,将个人的修养放于中心点,反求诸己,从而聚焦于发展,聚焦于成长。
加深对中华文化高度、气象、思维模式等方面的认识,其实是在思索中华文化的竞争力,思考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值之间的关系。对我们自身的文明有更多符合历史真实的认识,这不是盲目自大,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达致真正的文化自信;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可以与全人类共享中华文化的伟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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