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张旭、郭贵春
科学解释的产出机制与结果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主体作用的影响和约束。将研究者或解释者作为解释主体是传统意义上约定俗成的规则，但这又无法保证解释的纯粹客观性和科学性。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中，逻辑经验主义之后兴起的历史主义和修辞学等潮流已经很好地昭示了，科学并不是纯粹依靠逻辑、数据、推理规则等的简单堆砌和复合。所以说，主体性问题关系到如何在一种综合角度上保证科学解释的客观、合理和有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代科学解释研究中有关科学实在论的辩护。针对这一问题形成了两种研究趋向：一种是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思路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主体性“重建”或“重构”；一种是以科学修辞学为代表的有别于传统认识的新兴解释，它们讲求主体性问题及其结构的“再语境化”。
主体性问题的解构与重构
当以研究者作为解释主体和出发点时，科学与人文的对抗中存在着一种互补的张力，同时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比如，如何确保研究者的自然差异与客观选择，如何弱化、排除科学研究和科学解释中非理性因素（心理状态、宗教信仰、科学态度、权威影响、文化背景、性别歧视、个人喜好等）的干涉作用。这种矛盾任一方的极端化都不利于科学研究的整体进步：如果任由主体性问题无限放大，则会走向一种相对主义乃至虚无主义认识，这容易引起科学解释及其概念的混乱甚至消解科学对象和科学命题；而单纯追求科学性和逻辑性又会走向某种程度的教条主义，最终也不能全面而完整地统领科学解释。对于主体性问题的考量一直是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后现代主义研究视角对于主体性问题同样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与对待其他预设概念一样，后现代科学哲学思想以摧枯拉朽的破坏力对科学解释主体性问题采取了解构思路。然而这种解构行为致使主体性问题的研究流向了“怎么都行”的历史主义和虚无主义。这演化成一种解释主体性的丢失现象，进而导致了许多棘手的问题，例如限制了修辞等非理性研究方法在解释过程中的自觉使用，或者从另一种角度将它们推崇到一个不合时宜的高度。但从本质上而言，后现代科学哲学并不局限于解构行为，而是旨在在推翻权威的过程中构建一种均等、平衡、协调的状态，所以解构意味着可能会存在一种重构或重建过程，由此后来的科学解释大都遵循了这一“解构—重构”模式。科学社会学领域内的知识建构论就是这种典型代表，SSK的这种思路既可以认作是一种主体性的肢解，又可以称为科学解释主体性的外在决定论。而社会学为我们解决此问题所提供的启迪远不止这些，特别是它们对于社会行为中的动态性探求具有重要价值。其一，以哈贝马斯社会交往理论为代表，社会学研究对社会阶层交流问题的关注顺应了解释主体性的弱化趋势，这种社会学角度的互动模式为其他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例如，推动了新修辞学等学科对解释双方主体性问题的关注，从而将修辞学域面内的解释行为理解为一种交流行为，在根本上否定了传统意义上研究者主体对解释的决定性作用。其二，正是由于主体性的弱化，使得解释双方在参与到解释过程中时能够发挥各自能动性作用，并形成一种动态的解释与反馈效果。这种整体角度的动态解释模式给出了一种超越科学文本静态分析的思路，从而为科学修辞学等思想的兴起奠定基础。
当代科学哲学仍在不懈寻求一种基底或平台，从而在此基础上为科学解释提供动力支持。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解构和重构的反复更迭过程并没有彻底解决主体性问题所带来的困惑。科学解释虽然可以通过具体领域内多种形式的重构获得新的解释效力，然而这种进程在为科学认识论增添多元化解释时并没有形成一种凝聚力，或者说在跨领域研究层面难以找到一个基点使得各方达成共识。
修辞重塑：一种再语境化思路
相较于“解构—重构”思路，科学修辞学等新兴解释追求一种思想观念上的“哥白尼革命”。这种认识转变反映了后现代哲学研究中对非理性方法论工具的重新挖掘，也见证了科学修辞学等研究方向的自身发展历程。科学哲学家面对愈发复杂的科学解释理论和模式，将主体性问题融入到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论争过程中，这为科学修辞学等新兴解释提供了引领新时期科学哲学风潮的契机。
早期科学修辞学研究同样受困于主体性问题的困惑，但它最终坚持了一种弱化主体性的趋向。科学文本作为科学修辞学最主要的研究领域，文本解释模式总会倾向于一种主体视角研究，即以文本构建者或修辞解释者作为理论解释的出发点。这种解释模式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和修辞学兴起时。针对研究者主体性所存留的问题，上世纪兴起的新修辞学采取了一种对主体性的削弱态度。新修辞学理论的最大特征在于伯克（K. Burke）等人的“认同”观点，也就是通过修辞策略使得交流过程、交流双方、交流观点等达到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和契合度，从而推动修辞解释的进行。新修辞学所追求的“同一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科学解释和范式等的通约性问题，比如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上促使科学研究趋向统一。这种同一性与社会学的交流互动模式在本质上是殊途同归的，它们对解释者主体模式所具有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提出质疑，这反映了在当代社会进步趋势中对科学解释问题的民主化诉求。随之而来的，科学解释的主体性不再集中于解释者身上，而是隐匿于解释行为和过程中。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上世纪的科学哲学研究形成了一股复古潮流，“语境论”思想就是这种潮流的代表之一。它实际上是回归了语言学层面的解释效用，尤其是在对科学对象展开研究时注重语形、语义和语用分析。语境论点醒了科学研究和科学解释中的共性：不论是自然科学家所做的工作还是社会科学家进行的分析，都潜移默化地将科学语言语境作为最基本的出发点和基础，因此在语境平台基底上就可以完成概念、观点、解释的转换与融合。
科学修辞学传承了新修辞学思想并植根于语言学研究，它在对主体性进行怀疑的基础上完成了重塑：首先，将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研究者们、其他受众等都统一视作平等的科学参与者，弱化研究者在解释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其次，将上述科学参与者纳入解释过程，将主体性转嫁于解释行为和解释过程中，从而实现对其整体角度而言的主体性考量。科学修辞学对主体性问题的这种重塑做法，带来了科学解释认识上的一些变化。首先，使得主体性问题不再取决于解释者单方面的因素，而是强调了解释行为及解释过程整体的主体性，使它们最终达到一种多因素的、多语境的平衡态。其次，使得实体性问题扩展为科学解释的整体实在性，这进一步引发了关系实在论向语境实在论的演化，从而将科学解释对象的主体性、主体间性等问题统一于同一解释平台和模式下，为科学实在论的辩护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同时，这种重构思路使得非理性解释逻辑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应用空间，为模糊逻辑和语境逻辑等非理性工具参与、完善科学解释提供了合理性论证。
科学修辞学对解释主体性问题的处理方式，不同于新修辞学的同一性追求，也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思路。修辞重塑在本质上类比于一种再语境化方式，即在弱化修辞解释主体的同时，将修辞概念语境化地内含于修辞过程的诸要素中以作为科学研究的根隐喻和基本属性，从而将主体性问题转化为对解释参与者所使用的策略研究，大大降低了研究的难度和复杂程度。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注意，这种修辞解释行为中体现的主体性与作为整体意义上的主体性之间存在的联系与区别，以及这种平等互动模式的理想化与现实差距。
（本文系2016年山西省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科学修辞学的路径、问题与趋势研究”（2016BY040）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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