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宽锋
中国政治哲学史的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热点，甚或可以说，它也是整个中国哲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但是，毋庸讳言，现有的研究状况并不尽如人意。诸多中国政治哲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仅谈不上是新瓶装新酒，也不是旧瓶装新酒或者新瓶装旧酒，而只不过是给装着旧酒的旧瓶贴上了一个新的标签。更为令人沮丧的是，人们对自己所摆弄的这些新标签还缺乏基本的了解，常常是想当然地赋予这些新标签本来并不具有的意蕴，甚或在误解这些新标签的前提下创造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新新标签”。比如，我们看到的儒家的正义论研究、老庄的正义思想研究和中国正义论的重构之类的东西，大致就属于拿着自己并不了解的时髦标签贴在装着旧酒的旧瓶上的结果；再比如，谈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某家某派的“伦理正义思想”，大致就可算作令人啼笑皆非的“新新标签”之创造了，因为所谓“伦理正义”的概念就像“方的圆”之概念一样的荒谬。
毋庸赘言，中国传统思想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政治谈论和政治论说，而现代中国学者研究中国传统的政治谈论和政治论说的角度和路径大致也不外乎以下几种。第一，以传统的方式来研究这些传统思想。比如说，以经学的方式来研究和传承中国传统的政治谈论和政治论说，就属于这一路径。这一路径的一个修正版本则是力图对西学实施彻底的现象学“加括号”程序，力图排除任何的“偏见”或“前见”，摒弃现代的“学科”观念，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把握和呈现中国传统的政治谈论和政治论说的本来面貌及其固有的思想逻辑。第二，接受现代的“学科”观念，从“政治学”的视角出发来梳理和重释中国传统的政治谈论和政治论说，这种研究通常被我们看做“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归属应该是“政治学”，而不是“历史学”。但并不出人意料的是，在中国学术界，“中国政治思想史”在一定程度上恰恰被理解成“中国思想史”的一个分支学科。但如果我们淡化甚或抹杀了“政治学”与“历史学”的视角之间的差异，或者说，如果我们从一种模糊不清的学科视野出发，来研究中国传统的政治谈论和政治论说，那么这种研究很可能会表现为这样的形式，即不加分别地对某家、某派、某人或某一文本的政治谈论和政治论说进行梳理和重述。第三，无疑就是从“哲学”的视角出发来梳理和重释中国传统政治谈论和政治论说。我们知道，对“政治”的哲学研究当然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政治哲学”无疑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当我们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梳理和重释中国传统的政治谈论和政治论说的时候，我们所做的自然就是“中国政治哲学史”的研究了。与此相关联，“中国政治哲学史”的学科归属是“(政治)哲学”，而不是“历史学”。
回头来看，第一种研究路径与“中国政治哲学史”的研究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而归属于“政治学”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虽与“中国政治哲学史”研究共同分享了现代的“学科”观念，但两者的学科归属和学科特性却并不相同，前者属于“政治学”，后者则属于“哲学”。反过来，如果我们模糊了“(政治)哲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性质差异，甚或从某种含混不清的学科观念出发，那么我们对中国传统的政治谈论和政治论说的研究就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表现为第二种研究路径之下的诸种形式或样态，而不再具有“政治哲学”的意味了。进一步地说，如果所谓的“中国政治哲学史”研究既不清楚自己的学科归属和学科特性，也没有自己区别于“政治学”的研究视角，那么它就很难避免与以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混同了。如果是这样，那么所谓的“中国政治哲学史”研究就丧失了自己存在的必要性和价值。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本文力图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出发，来梳理和解读《韩非子》中的政治谈论和政治论说，与此相关联，本文也是“中国政治哲学史”个案研究的一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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