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自己的命确实比较困难。但如果由此推论说革自己的命是不可能的,那就意味着在放弃改革”
10月31日是钱学森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众多教育学者缅怀钱老,他生前难以释怀的那个“如何培养创新人才”的世纪之问犹言在耳。过去一年间,在教育改革的诸多疑难和困惑中,能否挣脱束缚创新人才成长的羁绊,能否探索出有利于培养创新人才的路径,被概括为“改什么、为何改、怎样改”的热议,依然在学界持续。
今年秋季开学,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开学典礼上,该校校长李培根的16分钟讲话,先后82次提到“质疑”,要求学生学会质疑,哪怕是质疑学校和校长。但在那样的场合,他来不及对当今既没有质疑精神,又不敢质疑的中国大学生们以往十多年的教育环境作纵向性的分析。
创造性不是教出来的
“我们应该怎样培养孩子”,是旅美教育学家、迈阿密大学孔子学院院长黄全愈从2000年开始,每到暑假就回国到各地作报告时,被很多人问到的同一个问题。许许多多甘愿把巨大的付出用于孩子教育的中国父母,一直以为可以像训练技能那样去训练孩子的创造性。黄全愈告诉他们,创造性只能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培育,创造性教不出来,但不适当的教育足以把创造性扼杀在萌芽中。
2000年,南京一个房地产老板建的一所中英文学校,邀请黄全愈在学校办了个“素质教育实验班”。开班第一天,黄全愈给刚上小学的孩子们讲第一课。他看到孩子们全都挺直腰安静端坐,就要他们放松自己,可以坐也可以站,孩子们一下子活跃起来。黄全愈讲课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孩子们饶有兴致地七嘴八舌回答。下课了,一个小女孩走上前问:“黄爷爷,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月亮老是跟着人走呢?”黄全愈心头一热,蹲下身说:“等爷爷明年从美国回来,相信你一定会有答案了。”
一年后,黄全愈回国到这个实验班,把上一年的问题又问了一遍,结果所有的问题孩子们都答得很好,还反过来问了不少让他“难堪”的问题。他听孩子们用英语做“拔萝卜”游戏,当“小虎”、“小猴”、“小猪”、“小兔”合力把萝卜拔出来吃,并且用英语说“萝卜真甜”时,他听到那个小女孩自言自语地用英语嘟囔:“老虎是不吃萝卜的!”黄全愈心头一震,这不正是“实验班”要培养的能独立思考的孩子吗?
又过两年,黄全愈第三次到实验班,看到的却是一群怯生生的孩子,虽然都能讲流利的英语,却不见了个性奔放、活泼好问,他们的灵性在两年的应试教育中已经荡然无存。房地产老板向他道歉:“对不起,我没能继续按你的理念教他们,因为我也有很多无奈……”黄全愈的眼睛湿润了,也许他真切感受到了什么叫“前功尽弃”。
中国传统的基础教育从幼儿园起,孩子就被要求听话,“不听话”的孩子被斥为调皮捣蛋。进入中小学盛行的“圈养教育”,学生们不需要思考,只需按照老师的讲解领会,记住标准答案即可,课堂上不能有“奇思怪想”,发言时也不敢“随心所欲”,作文时如果写了“我不喜欢世博会,挤死了”,那很可能会不及格。
那些中规中矩的孩子后来的表现又如何?在一个为教育改革建言的座谈会上,某大学教授披露近年间自己所阅读过的毕业论文:“如果哪一篇写得很通顺,那十有八九是在网上抄的。”某律师事务所主任评价近些年前往应聘过的大学生:“基本上不具备任何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被称为“最了解中国的美国专家”奈斯比特夫妇,近日在他们的新书《梅林:我的中国》中分析说,中国青年进入国际大公司后往往会很顺从,但每到需要他们决断时,总是瞻前顾后,害怕承担责任。于是,很难独当一面,成了中国员工被许多大公司炒掉的重要原因。作者认为:“这是教育的问题。中国的教师们把所有学生都用一种方法培养,一旦发现某个学生与众不同,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学生可能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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