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理由

主讲：苏童（作家）

　　时间：2009年8月8日

　　写作的理由：生命当中到处充满文学

　　写作需要理由吗？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说这个问题其实是在说一份非常漫长的答卷，我想从很多年前我遇到的一件事情开始说起。大概在90年代，我们一帮写作的朋友在福建参加一个文学笔会。有一天吃晚饭，喝了一点酒，那天我们也没有在意谁喝得多，谁喝得少。但是，酒席快散的时候，我们这里有一个军旅作家，他突然有一点状态了，突然就哭了，一桌人都愣了。当时大家下意识的反应真的很有意思：有人说他失恋了，但是又不对，他已经40多岁了，那么是婚外恋失恋了？都是这样的猜测和想法。因为他哭得很厉害，安慰了半天，这个作家突然抬起头，满眼是泪，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我真没想到我都这个岁数了，我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怎么跟你们这帮文人混在一起了？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写的题材都是军旅方面的。说完了他就把我们一扔自己就回房间了，一桌的人都愣在那儿了。我也愣了。为什么发楞？倒不是情绪上的，因为“酒后吐真言”真的是一种非常准确的描述。所以，从一种意义上来说他醉了，但是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他没有醉，异常的清醒。这个作家比较特殊，一家的军人，兄弟姐妹都是军人出身，只有他一个虽然是军人，但是写起了小说。那一天对我造成最大的冲击是我突然如此近距离的发现了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那种事实来自于一种拿惯枪杆子的人对笔杆子的一种蔑视，一种轻视，尽管是用这样一种方式表现出来。

　　这件事情过去以后，不能说我以前从来没有思考过任何写作的意义方面的问题，但那件事情给了我一个契机或者说一个刺激，让我很多时候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会思考写作本身它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一直在说，有一个问题问好多的作家他其实会愣，就问这样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一个作家写了一辈子，为什么写？你冷不丁问他的时候，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作家都会张口结舌。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你用任何一个词汇，任何一组词汇其实都不能精确的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为什么写作，你给出一个写作的理由”其实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份答卷，是一份卷面非常大的答卷。做这份答卷，我想从我个人的经历说起，我们经常说文学充满每个人的生活，只是你没有自己去梳理和发现而已。我自己写作过了很多年以后，我自己回味自己的生活甚至生命，我都觉得是一个非常具有文学化的细节。我是1963年出生，我在我们家排行老四，我的父亲是机关干部，父母的工资很低，当时是80块钱不到，既要养这个家庭，又要养乡下的奶奶和城里的外婆。

　　所以，我的母亲怀我的时候根本不想要，是一定要打掉的。但是，她是一个工人，她要到医院去做流产，那个时候要非常严格的请假，找到厂家请假，没有想到这个厂长说：“生产这么忙，你怎么还跟我来说这个事情，不批。”他又说：“你怀孕了？怀孕了又给我们生一个祖国的花朵，挺好的事情，不准请假。”我的母亲就是在这“两个不准”的情况下把我生下来的，她也是挺听话的，既然领导不允许，这个孩子就生下来了。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我的生命才正式的有了一个权利。我之所以说生命是一个奇迹，这里面有很多的悲喜之处，我出生3年以后文革开始了，我的母亲是一个水泥厂的工人，厂也挺大的，属于中央建材工业部，这个厂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被斗得很厉害。那个厂长因为被斗，被揭发很多莫须有的问题，他很脆弱，被斗得有一天想不开了，他就跑到工厂的水塔里吊在一根管子上死了，好几天都找不到这个人。副厂长就觉得很奇怪，最后就找到水塔里面，一推门就看见厂长。副厂长看见了，吓得一下子瘫在地上。这个副厂长是谁呢？告诉大家，是我现在的岳父。我岳父发现这个厂长的尸体，是我跟我太太结婚了以后才说起的，我觉得生命当中到处充满文学，在生活的流淌当中、细节当中，我自己真的发现所谓的文学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无处不在。

　　这个事情我知道了很多年以后，有一天我回苏州去，因为那个时候用煤气包，我丈母娘看见我回来了，正好换一个煤气包，因为是春节，所以我的丈母娘要做很多菜，老嫌煤气不够用。所以，我到工厂的换气站换大煤气包。但是，我一个人拿不动，我丈母娘就帮我找了一个帮手，说你帮我们一起搬回去，他说没有问题。然后，我就跟那个小伙子一起搬到丈母娘家。他走了以后，丈母娘就问我，你知道那个小伙子是谁吗？是当年那个厂长的儿子。过后很长时间我一直非常遗憾的是，我没有说谢谢他，我要对那个厂长的儿子说一声谢谢，当然我不会提到他父亲的事情。但是，这么一件事情对于我来说是奇迹一样的回味，就是所谓的生活当中处处充满着文学，一旦表述的时候你的生命的结构都非常的紧凑，是一篇长篇小说。对于我来说是这样一个认识。

　　我觉得自己文学生活的开始，所谓我给出的写作的理由，第一个是跟好奇有关。爱上文学，我觉得有几个先决条件，爱文学首先是爱文字，爱幻想，对于文字和幻想的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有好奇感。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因为当时是文革的后期，我现在清楚我人生的第一次文学演绎是标语写作。在化工厂的门口有一个水泥地，我就从家里跑回去拿了一个粉笔写“革命委员会好”，别人说这个小孩子真聪明，而且写这么一个革命的标语，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假象，事实上对于文字的喜好，这只是我文学幻想萌芽的第一片叶子。

　　我小的时候得过一场病，是肾炎，这个病其实并不可怕，只是它有一个并发症，这就变成了一个可怕的病。所以，我也没有办法，那年我10岁了，天天就坐在家里，我妈给我准备了一个竹榻，那一年的生活是我人生记忆当中最深的记忆，因为是在死亡的门口边缘，而且小孩子并不懂得太多关于自己身体上的问题，只是觉得有一点不舒服。那时候我母亲老在外面哭，她不会当着我的面哭，我就知道这是和我的病有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父母跟我说你不能上学，你只能呆在家里，而且天天要熬药吃。他们都要上班，没有人照顾我，只有自己照顾自己。那样的原因，我自己熬药，因为肾炎大家都知道，小便特别多，黄梅天的时候是滴滴答答的下雨，我觉得自己也是每天都滴滴答答的，觉得日子特别的难熬。我很想动，我也有力气动，但是医生和父母说我不能动。后来实在无聊，我就找家里父亲扔的《水浒传》、《三国演义》来看，但是那个时候看不懂，因为它是繁体字。但是我就看认识的字，我姐姐偶尔也会给我带几本书过来，都是讲革命的。我找最简单的字在哪儿呢？在我们家墙上，因为我们家有一个非常长的走廊，那里糊满了报纸，我记得有一份报纸是《苏州工农报》，我因为实在无聊，所以我就蹲在走廊上，那个时候也没有电灯，我就把门打开，借着河面的反光投射到走廊，我可以看见报纸上面的字。报纸上面的字都是非常空洞的，有那个时代背景的那些字。

　　所以，我觉得我最早接触文学，准确的说是接触文字，我最早迷恋文学是迷恋文字，迷恋文字也可能跟我的境遇有关，也可能是一种孤单的生活。所以，从很大的意义上来说，我感激文学，因为从童年时期，文字首先成为了我的朋友，它陪伴着我。这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记忆非常深刻的事情，所以，爱文学我觉得首先是从爱文字开始的。

　　还有一个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所谓的幻想精神。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写作必需、必备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大概我上中学的时候，因为那个时代做棉袄，如果要做一件非常正式的棉袄，尤其是给大人做，他是不到商店里买的。那一年我父亲应该是过40岁的生日，我母亲做了一件丝质棉袄，所以，家里有一些活就找了一个女裁缝，把她请到家里来，每天要管她的饭。这个女裁缝就住在我们街上，其实我以前也见过她，那年大概60多岁的样子，整天穿黑色的衣服。她拎着一个篮子，这个篮子里面有她的剪刀、尺子等工具，她已经干了好几十年了。有一天这个女裁缝在家里做，她把篮子扔在我们家里，我一翻就发现她里面有一个发黄的画报，我就一把拎起来，是一本被撕掉三分之一的上海滩的画报。打开一看，里面有几个穿旗袍的女人坐在一条船上，是要去春游。这本画报我很有兴趣，我倒不是对美女有兴趣。我跟老太婆说，你这个画报能不能借给我看看。她说没问题，要我给她拿几张旧报纸来。对她来说画报只是垫篮子的东西，那个画报我就收藏了下来。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对那本旧画报兴趣那么大，恐怕是那个时代非常特别，所有老的东西，旧社会的东西，发黄的东西是看不到的，当我偶尔得到这本发黄的东西我会很认真的“学习”。当年那张画报其实是苏州一家当红的演艺公司组织一批演员去旅游而已。这本画报，我现在回想起来，自己第一次所谓的幻想是这本画报带来的，因为它给我带来了一个依靠，让我开始胡思乱想。当然，这是所有年轻时候的胡思乱想。我现在想起来，我在写妇女生活，估计就跟这个画报有关系，慢慢发酵的。

　　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经验。大概是1971年，我现在记得很清楚是巴黎公社成立100周年，那个时候有线广播都在播庆祝巴黎公社100周年，我为什么印象如此深刻？因为当时我们的广播电台以一种非常隆重的形式在庆祝，这是关于革命的一个信息。而我们几个孩子聚到自家对面的一个院子里的天井，去缠着当时的一个青年工人，他知道很多故事。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在院子里坐下来，对面那个邻居大哥哥说，给我扇扇子。我们就很殷勤地给他扇扇子，他就会讲故事。他们在听巴黎公社的背景，关于革命慷慨激昂的故事，我们在听一个《绿色的尸体》的故事，在7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小抄本，光是这样一个名字对小孩子就有极大的诱惑——尸体，而且是绿色的。所以，这个是我自己青少年时期记忆深刻的印象。

　　我自己的成长背景当中，跟文学有关的东西有的刚才我已经说了。还有一个，我一直觉得跟我写作有直接关系，这种关系是写作的腔调，我一直觉得写作有腔调，这个腔调一直很难去描述，但是它是有腔调和节奏的。我一直觉得我小时候在苏州街道生活当中，有一种声音对我的影响挺大的，那个声音就是苏州街道上空气当中弥漫的，苏州评弹的声音。但是觉得苏州评弹是软的，苏州评弹是非常随意，非常慢，非常悠闲的一种节奏，苏州唱的都是节奏很慢的。我在小说里面捕捉的片头都是广播里说书的节奏，因为苏州的创作是非常奇怪的，每一个故事都有那么一个出点，但是经过几十年艺人的加工和演艺，有了很大的改造。有时候一个长篇故事要十几天来说一个故事，不急不躁的在那里说。所以，我觉得这跟我的写作有非常大的关系。

　　我自己真正的创作大概是从大学时期开始的，大概是80年代，那个应该是一个黄金时代，我在那个时候开始写作，自然带有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色彩。比如说好多人今天提出来的问题，问我为什么写作，你写作的理由，你以前写作吗？如果明天告诉你地震，或全球毁灭你还会写作吗？如果这种极端的问题放在80年代我是没有办法回答的，因为80年代是这么一个氛围，你是一个青年人，你就应该写作，不写作你不是有病吗？就是在这样一个状态下，一个是处于我自己本身的爱好，另外一个，在80年代青少年写作是一个特殊人群，尤其在中文系，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所谓真正的写作。从诗歌写到大小说，一直持续了我的整个大学生活。我的大学生活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一直觉得我写作的理由跟一个词有关——运动。大家会觉得不解，你怎么会提到运动？我觉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精力过剩。我每天都要到北师大的篮球场上报到，无论刮风下雨，不管有没有伴，我是每天下午4点钟必去。我现在分析觉得自己身体里都有一种叫运动的欲望。

　　另外一个方面，我运动完了以后我天天晚上要写作。我现在总结一下，我觉得我的身体迷恋运动，我的内心在迷恋另外一种运动——文字的运动。我一直觉得在大学时期，我对文学强烈的追逐其实是喜欢那种文字的运动，所以我从写诗歌，最后写到小说。我一方面在操作我的身体让它一直处于运动当中，晚上我在操作文字，让文字在我手下不断的运动，我觉得文字很像一个运动的身体。比如说田径运动我们讲爆发力，我们讲节奏，我觉得在写作过程当中，你目睹的文字运动起来了，它以它的方式，以它的节律运动起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没有考虑过写作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我写作真正的理由是对运动的专注和迷恋。文字的状态在不同的文体当中是让它奔跑，还是任它跳跃，我觉得这是对一个作家未被发现的乐趣。我是发现了这种乐趣，一下子陷进去了。现在想起来我仍然坚持自己对于写作的———可能并不是我个人的发现，首先文字本身的运动感是我在大学青年时期对于文学一直的迷恋，一直坚持下来的理由，我迷恋的是这个东西。

　　写作与我的生活状态：我能够打理所有的小说，但是我无法打理一个作家的生活

　　我交代了我的童年、青少年时期关于写作上面的一种背景，我自己真正的写作，或者大家知道苏童这么一个人，在文学圈里或者说在某一个狭小的圈子里面。我从81年开始一直在写，到83年偶尔发表了一两篇小说，我的处女作。我写稿子的成功率那个时候是非常低的，到我写20篇的时候只有1篇能够用，是这样的节奏和概率。到86年的时候，我记得情况有改观了，那个时候我写了很多的小说，我一直形容我的小说做过很多旅行，从这儿寄到那，寄到全国各地。那个时候我在三家全国著名的刊物上同时发表了小说，87年的2月份开始，说实在的，从那个月开始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作家了，在这么一种情况下，我觉得我所谓的文学之路真正走向了一个台阶了，有了一个台阶或者说有了一个平台。从那个以后，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我觉得一直都有“运”，这个“运”不一定是说有一个大吉大利的人在帮助你，而是说思路是一条路走到某一个道路上的时候路障消失了，曲径通幽的感觉有了，你感觉到在这条道上走。从87年2月开始我带着一个写作者的意识去做，我87年秋天的时候发表了我的第一个通篇小说，88年我发表了第二个比较重要的通篇小说。

　　现在在学校系统或者在评论界，说苏童是一个“先锋派”的作家，那是因为文本，在87年到88年之内，我留下的文本带有一个强烈的实验性。我自己解释，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的心态就是一个破坏秩序，这是一个最原始的动机，这个动机无所谓好坏，我并不是说那个心态是好的或是坏的，我也不是说那个状态是好还是坏的，因为那个状态所留下的文本就构成了我写作的那么一个时期。所以，既使是今天，20年以后，还是好多人说苏童是一个“先锋派”作家，或者有种种的名分。“先锋”这个词本身是挺美好的，但是离我自己的写作是非常遥远，非常的模糊。其实我的所谓的成名作大家都知道，《妻妾成群》被改编成《大红灯笼高高挂》，这是传播最广的一个小说。其实想起来，这个小说是1989年写的，它离我写《1934年的逃亡》的写作时间仅仅是2年。在这2年之间，我是通过我自己现在留下来的文本，反过来再梳理自己的创作背景，我觉得可能也是年轻的好处，年轻的时候我自己的文字发生了多次灵魂上的革命，可能是因为年轻，思想比较活跃，更多的可能是我对外界好奇在趋势我。我对另类的东西好奇，当然，也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的，我在87、88所谓的当“先锋小说家”的时候，我有一个江苏的同事非常瞧不起我，别人都在夸我。他的理由非常简单，他说苏童，你的小说不稀奇，要人物没有人物，要故事没有故事，你不是存心让人看不懂吗？还不如写一本天书。我从来没有在你的小说里头读到一个故事，我在你的小说里面从来没有看到过你塑造过一个形象，为什么要读你的东西？非常的直接坦率。其实对于我来说不光是一次批评，我还是挺谦虚的，这么尖锐，不留情面的话我都听进去了。

　　这两方面的结合使我后彻后悟了。有一次我约马元，大家知道马元是先锋小说的“带头大哥”，他是这么一种形象。有一次我跟他约了，他给我回信说，我最近正想写一个古典的中篇小说，我未来如果给你一部小说，一定跟原来的瞎说都不一样，是一个古典小说。当时他说的这个“古典”用词并非是现在的“古典”，我知道他的意思，他其实是要离开所谓的“先锋”写一个非常“老实”的传统的小说。马元的那封信也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启发，我确实很好奇，这类小说我写过了，以前对创作的要求是走在前面。在当时我觉得我有一个新的想法，往后退，往后退一步，退两步，我还能写什么。所谓退就是写我们的传统小说。《妻妾成群》正是在这么几个背景下的产物。

　　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写完我心里特别没有底。这个小说是89年春天写的，一直写到初秋，寄出去的时候我自己觉得一点都没有底，我不知道它是好是坏。然后，寄出去以后也没有给我任何信息，之后我确实没有想到，这个小说发表了大概一个月之后，我收到了最多的群众来信，群众来信还不稀奇，因为我当时在南京住在一个破楼里面，非常容易找到。我记得最奇怪的事是经常有一个中年女人来找我，她找我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你写了《妻妾成群》，你对旧社会封建家庭的生活非常熟悉，既然你非常熟悉，我有一个比《妻妾成群》更精彩的故事，我的家庭比你写的《妻妾成群》的家庭有意思多了。她一定要跟我谈，一定要我帮她把家庭史写出来，而且跟我许诺，一定会精彩多了。我开始以为这位妇女有什么问题，我没有这样去帮别人写一个家族史，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妻妾成群》带来的影响。

　　让我的生活发生改变的，或者说让我的生活热闹起来，让我的发生改变的就是《妻妾成群》，大家知道《妻妾成群》后来非常的火爆。我记得很清楚，电影大概是1992年上映的，我那个时候的生活经常会被这部小说打断，因为我原来真的是过着非常清贫的生活，非常的安静，来的都是朋友，大家都是喝喝酒。但是，那部小说出版以后让我的生活发生了改变，那个时候家里也没有电话，有一个公共电话在我们家的破楼后面，有一个老太太管着。《大红灯笼高高挂》参加奥斯卡评选没有得奖，只是提名的时候，我觉得那两个月的时间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甚至是混乱，因为经常会有莫名其妙的人，甚至有国外的，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外国人突然开口说中文“我是挪威出版社”，说要买小说的挪威文版。有很多的形形色色的事情发生，我住的那个破楼的大门是坏的，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比较好，大门的锁看上去是锁好了，但是来过的人都知道稍微一转就可以开的。我在上面一听到声音就知道有人来了，我能够听出脚步声，不同的声音我知道是什么样的人来了，我的生活一下子就变得不设防。

　　那个时期我也很佩服我自己，那个时候我写了很多的东西，真的是年轻气盛，那是一段生活完全被破坏的时光。我记得很清楚的，我跟我老婆结婚以后一直分居两地，我老婆来了以后就变成家庭妇男了。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那个时候住的破楼是在西街口很繁华的地带，《大红灯笼高高挂》那个电影当时很火爆，我一出门一转弯就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天天从那里经过。但是，我的生活要继续，我要换煤气包，天天从那里经过，所以好多人说，苏童我看见你了，你换煤气包往广告牌旁经过。有一天我经过那个广告牌的时候，自行车倒了，把广告牌上巩俐的腿给撞断了。

　　我一直觉得写作对于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同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那个时期的写作非常累，我的累有多重的。那个时期是我写作生涯当中写作最多的时候。我有一个心态——感恩，可能跟我自小性格当中的某些东西有关系，我从来不认为任何的东西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对所有文学刊物的编辑，对发表自己文学作品编辑的感恩。所以，就导致我性格当中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个时代我从来不说“不”，没有一个朋友，尤其是那些约稿的，我无论如何都说不了“不”字，也不像现在年纪大了知道外交辞令了，委婉拒绝等等。那个时候真的不会。所以，我在那个时期我真的是疲于奔命，我觉得那个时代我的疲惫是因为我就像一个提款机，不断的被掏空，还有我的精神。那几年我记得我特别恐惧跟人交流，而且恰好那几年是所谓的苏童书最火爆的时期。《苏童文集》在90年代非常的奇怪，江苏文学版是为了我的一篇长篇小说《武则天》。所以，在我的记忆当中我的个人生活发生了一个变化，出版社跟我做了一笔交易，但是没有想到，真的是很奇怪，事实上那个《武则天》他们要过去以后卖得不怎么样，但是《苏童文集》90年代版的卖的真是火了，谁也没有预料到，这是一个意外。而且出版社拿了我的版税，当时是版税制，出版社的领导跟我们说的，“苏童，我们是朋友，所以我买你的版税也买得不多，也就是4、5万册，大家是朋友，不要来查了。”我说：“好，不查了。”有一次我从南京回苏州去，对面坐着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大学生的样子，她在看书，看的就是《苏童文集》，看《苏童文集》不要紧，那个书上还是有封面照片的，我那个时候年轻，还是挺帅的。我看到那个女大学生在看我，我还一阵暗喜。我后来有一个动作，那个女孩真的挺漂亮的，但是，最后我逃了。那个时候有一个座位很不容易的，因为那个女孩子的书正好对着我，我时刻担心那个女孩子的眼睛抬起来看着她对面的乘客，这样就得要交流，但是我怕，所以，我站起来拿起包到别的车厢找座位去了，离开这个看《苏童文集》的年轻的女大学生。

　　这个是我那个时候的一个状态，我自己觉得那个时候整个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出了问题，这个问题有可能跟性格有关系，可能更大的方面是我从来没有承受过，我从来没有预想过我是这样的生活。别人说你是故做谦虚，找一个说法给自己做铺垫，其实我从很早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写作，对于自己写作的前途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要求。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出小说集，我的第一本小说叫《1934年的逃亡》，出版社是上海社科院出版社。这个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呢？我们的领导非常好，现在已经去世了，我在中山当编辑，帮中山赚了很多钱。我们四个小伙子都写书，我的第一本书是用我们的公款出的，我难忘的是第一次拿到人生的第一本书，那个书是有香墨的书，但是现在想起来那个封面是及其难看的。在这样的心态下我有这样第一本书的，我想这3千册书应该能够卖到2千册，我就展开了丰富的想象，买这2千册的读者会是在什么地方，可能是在云南，或者在其他的地方，当时就是这样的心态。

　　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到现在可以非常客观的，非常的坦诚的谈我生活当中出的很多事，或者说出来别人觉得不太符合我，但是它都发生了，这些事情跟写作本身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跟我这么多年所谓的一个作家的成长都是有关系的。刚才一直在说我自己一直处于这么一种对自己可以说是不自信，也可以说是一种无法打理自己生活的情况不断出现，我能够打理所有的小说，但是我无法打理一个作家的生活。所谓当时的名著，但是，我后来发现我的名气渐渐的小了，别人都不会相信我是一阵暗喜，我发现自己可以安静了，我可以认认真真的不用去应付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也不用老是到人前处于一种紧张状态，我突然松下来了。我以前说过，不红不紫是一个作家最好的状态，就像我现在就挺好。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跟所有的写作的理由有关，在我的写作当中，从过去到现在，可以发现一个作家怎么判断，怎么组织自己个人生活，所谓自己的生活和写作的关系，对于我始终是一个矛盾。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我一直是处在一个矛盾当中，在解决这个矛盾，我有一个最大的感受，我以前的小说都有这么一种印象，有人称为“新历史”，其实不是，其实是瞎掰的。我有几个长篇小说，写的都是旧时代的东西，跟我自己没有关系。所以，我遇到一个问题，不是用文学上的术语或者用文学上的说法可以解释的，有一个问题我必须要面对，因为我发现所谓我自己个人写作的文字跟现实生活那种很奇妙的否定关系，我一直觉得现实生活，所接触的这个现实生活也好，我的小说一直在倒过来在否定我的现实生活，这个是一个双重的否定。比如说我自己一直在回头想，一个作家他是写什么？当然，我很了解我的读者会说，苏童一个是写乡村的小说，也有个别所谓现实题材的小说。但是，我自己在梳理这么一个关系的时候发现一个很大的矛盾，这个矛盾甚至是无法解决的。比如说，我真正最有感情的，是我自己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块宝藏一直始终没有开发，也不敢开发。一般来说作家对什么最有感情就写什么，我对产业工人是最有感情的，因为我自小生活在工厂区域，从小就是在工人群中长大的，因为我母亲是一个工人，我小时候吃饭都要到工厂里面去吃，我母亲在车间的时候我就要到车间里面去吃饭，在水泥厂的那些粉尘当中吃饭。这是很奇怪的，我从来没有写过一个表现产业工人的故事。

　　还有一点，我也是从小一直到前几年，我觉得始终生活在低层中，我的房子也是在低层中，我小的时候也是低层人家，我父亲虽然算那个街上的一个干部，但是整个街是一个非常市井化的，非常低层的一个苏州居民的街，所以我对它很熟悉。这些东西零零碎碎都曾经出现在我的作品里面。我到南京以后，我写《妻妾成群》的时候是住在一个破楼里面，是解放前就有的，后来这个破楼的周围有很多70年代下放到苏北80年代回城他们搭的那些窝棚，我的那个房子是被一些窝棚包围的。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回城的人员下放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非常奇妙的职业，都是铁匠，所以我每天都是在“丁丁当当”的声音当中写作的。但是，这些我也没有写这些故事。后来我搬到另外一个居民小区，这个居民小区住了很多的回民，我记得我在这个小区住了近10年，到了第6年，邻居才知道这个人是写小说了，因为他看了《羊城晚报》，上面有一个关于苏童的照片。我天天走过去的时候说，这个男人挺有力气的，因为我负责买米，我一买就是20斤，我会提着米从这里走过。所以，我小区的邻居对我就是这么一个印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这个作家的生活跟窗外的世界确实是分开的。

　　写作的意义：为大部分人服务

　　后来发生了一件在我生活当中特别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不便多说，但是全南京人都知道的，就在我楼道的隔壁，可能说起来不太合适，挺悲惨的。我的一个邻居因为炒股，这是07年以前的事情，很多人交钱给他，让他帮着炒。所以，他收了很多亲朋好友的钱帮他们炒股。但是，06年的时候股市一塌糊涂，我在小区经常出门，我路过他们家旁边的时候有很多气势汹汹的人，都是上门要钱的。这个中年人他实在是走投无路了，他的太太前一阵子得了癌症死了，他有一个女儿，他那天突然一下子就想不开了，说我不要再过这种生活了。这个事情说起来真的很难受，因为是一个邻居的事情，他不想让他的女儿也受苦，就把他的女儿弄死了，他不想要这种被追债的生活，他自己跑到云南，想看一看昆明，他想死了好几次，但是没有死成。关键是，我女儿早晨上学出门的时候，正好看见他女儿的尸体被抬下来，她回来很难受，说这是一个很难受的事情，很长时间，我走过那个门口的时候非常难受。

　　生活当中真的是有一些事情，就算我不是作家这个事情都会影响到我，但是我偏偏是一个作家，会大量的涉及到人类的生活。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非常重大，很长时间总有一个悲剧的阴影在困扰着我，这个是非常残酷的事情在逼我思考很多的东西。我突然想到，有几次在路上遇到这个邻居他看我的眼神，他明显知道我是一个作家，他是想跟我交流，但是我不交流，我跟邻居可能会说说天气，从来不谈这之外的事情。这个事情过去以后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触动，我并不一定会利用这个事情要写什么东西，因为一个作家在生活当中钻研一个事情是可以的，但是当一个事情发生在你头上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的生活跟外界没有太大的关系，所谓世上生活的喜剧也好，悲剧也好，它可能会帮助你思考。从这个事情以后，不能说这件事情改变我什么，因为这个事情并没有导致我写出什么小说，但是我一直记在脑子里。原来大家都说一个作家的良知感、道德感，是在抽象上都知道，但是，只有在一个真正的事情发生之后，当我想起这个邻居死之前，他跟他女儿散步看我的眼神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内疚，这个跟我的职业有关系，也许没有关系，但是它是存在的，它对我的创作可能会发生某些微妙的影响。

　　所以，我为什么要一篇一篇的写，有一个原因，我不满，更多的是对我自己的不满，因为我自己对自己的不满一直在挑动自己的作品，使自己能够写出一部我想象当中的小说。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60年代出生的人跟50年代、70、80后都有一个非常本质的区别，我觉得是这两个时代中间过度的这么一群人，对我们特殊的中国历史，文革也好，那个年月也好，我们是一个记忆者和旁观者，虽然不是参与者。从我们青年时期就是一个变革的时代，这个时代对于这个人群，我觉得它在情感上会有某一种特定的东西，我觉得这一代人爱和温情这个东西基本上是缺失的。但是，我们又没有那么多的恨，不像50年代以前，因为他们亲身经历了那种时代。这个时代里，我觉得这一代人爱也缺失，恨也缺失，愤怒谈不上，所以我们这一代人跟自己的精神生活，跟社会生活的纽带一直处于非常松驰的状态，因为你对这个社会不充满强烈的爱，你对一个社会充满强烈的恨就会陷入得很深，恰好是60年代这一代人特殊的生活氛围导致我们跟社会若近若离造成一种非常冷静的目光，这个目光是有特征的。

　　但是，有一个危险之处，是我的问题，是我的不满，是我的冷静什么时候变成冷淡，这是我要想的。就像我常年的生活，我从小生活在工人阶级，因为这是一种疏离和冷淡，这可能是一代作家的问题，也可能是我个人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今天拿出来要跟大家探讨的。今天的题目是《写作的理由》，我想起来我开始说的那个军人作家，他现在真的不写了，因为我不知道他现在干什么，当年那种痛苦的时候他是很火的一个作家。现在细细一想，文学写作这个行当真的像一种交通工具，像一个船，对于很多人来说他像一个渡船，他渡过河到另外一个对岸就没有用了，这个船对他就没有用了，他就不搭这个船了。大家知道，文学现在有影响甚微，甚至有点边缘。但是在80、90年代，在中原的某几个省，文学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福祉，你只要在小说月报上选摘了一篇小说，你可以当上县上的文联主席，如果被选了几篇，可以当上地区的文联主席，所以写作有一段时间是被利用了。所以，对于这一批人来说，是渡船到了岸边他们就该下船了，他该干嘛就干嘛，这是一种消失。而写作对于更多的人来说，我觉得对于成功的人来说他也是一个船，但是他是豪华游。写作确实可以给人带来功利和名利上的荣耀，确实是一个豪华游。一路风光的这些例子也有，但是，我觉得必须要认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样的船，我自己个人觉得，它应该是一个救生船，我也许是夸大了写作对于生命的意义，我强调它是救生的意义有一点严重了，但是，我一直比较相信这么一句话，有一个美国的学者布卢姆说，写作文学跟人的精神的一些关系，他说写作这个行业从来不会让一个人变得更好，当然也不会让一个人变得更坏。但是，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写作最大程度教会了一个人品尝和利用孤独”，他是这样说的，他是这样阐述写作的发生和它的益处。当然孤独是一个说法，精神支柱可以是另外一种说法，也可以说是另外一种解释。

　　所以，我认为他这个话是指向写作是救生的。我刚才说出来的那段话太书面了，落到写作的理由是孤独，可能不太贴切，但是，我一直觉得写作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孤独这个词是一个很大的词。就像我所说的，我的写作跟孤独都有关系，我觉得孤独是有力量的。不要把孤独当做一种负面的情绪，一个人的孤独大家千万不要藐视，一个作家的孤独很多是社会化，一个人的孤独很可能是一千个人的孤独。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孤独是一种很大的力量，品尝和利用孤独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在我这里是非常认可的。还有一点，我对于写作并不是过于低调的原因，因为我一直在跟大家说，我的文学经历，我有文学的野心，但是不是太大，不是说我对自己的写作有非常苛刻的要求，但是这个要求可能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我记得特别清楚，卡夫卡有一个小说，叫《饥饿艺术家》，写一个艺术家关在一个笼子里表演他的饥饿，就是写绝食的。这部小说是一个很短的小说，但是，大家都会忽略在表演绝食的这个艺术家的一句话，他说我绝食你千万不要以为我是一种对抗，我是对什么不满，他说我不想吃东西是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我找不到我的食物。我觉得这个话不仅是这部小说的玄机，也是卡夫卡这样的作家的思想。我自己在想我自己的写作，高也好，低也好，我想如果能够提供给笼子里面的“饥饿艺术家”，哪怕是半碗水我都非常满意了。写作是为大部分人服务，但是你脑子里有一个想象，是那个“饥饿艺术家”的食物。　

主持人（陈实）：感谢苏童非常精彩的演讲，今天我们这个会场座无虚席，下面三楼也是座无虚席，还有很多站着的人，都是苏童的精彩演讲带来的效果。我自己的体会，今天苏童的演讲里面有三个词我们应该记住：第一个词叫充满，文学充满了我们生活，充满着我们的生命，一座山，一墙报纸，一本发黄缺页的画报，甚至巩俐的广告画面都可以给我们带来想象。第二个词叫感恩。虽然他没有写工人，没有写自己的窗外，但是他写出了人性，写出了生活的底蕴。而且他用了“尽量”这个词，就是要尽自己最大的力气来满足尽量多的人的要求。第三个词叫唤醒。你的生活与你的现实有太多的关系，你应该用爱和温情来唤醒自己的不满，来挑动自己的斗志，不要将自己的冷静当成冷淡。

　　我听了你的演讲也很有感受，虽然我们的论坛今天是第五讲，但是我每次走进这个论坛之后我自己都有一个感动。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个广州大学的博士，他场场到，场场听，而且把提问写到自己的博客上面。我知道有一个校长从几百公里外连夜赶路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的听众不仅是你的粉丝，也是我们文化论坛，是我们岭南文化的粉丝，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粉丝，是我们文化现代化的粉丝，是我们中国文化要大发展，大繁荣的粉丝。这个人不仅是我们在座的一百多、两百多、几千个、几万个人，我觉得为他们而写就是最大的理由。

　　下面我们还是按照论坛的惯例，到互动环节，下面请各位听众跟苏童一起来进行互动。

　　提问1：苏老师您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听到您的讲座，你说爱文学必须爱文字，爱幻想，今天在座的都是年轻人，都怀着对文学的一个梦想。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作为一个老前辈，您能否跟我们介绍一下在我们当前爱好文学的一些年轻人想从事文学创作的一些年轻人，在当前的情形下，因为我们现在的物质文化都太多了，在物质横流的社会如何做到未来创作之路，您有什么建议，谢谢！

　　苏童：创作之路一方面是越来越容易了，因为有了网络就变得非常便利，它的成本就很低，现在就很快捷和方便。一个人的东西传播给别人，现在有了科技的手段就很快。我们以前是用钢笔写在稿纸上，如果它要传播是经过人手一道一道传播，最后传到编辑部，那样传播是非常慢。现在传播就非常的便捷和容易。现在来说，写作之路我觉得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是越来越艰难，或者说必须要做非常艰难的选择，因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太多了，可以提供的有意思，或者说能够充填你灵魂生活的方式太多了。之所以80年代有那么多的文学老青年和从业人员，因为那个时候充填精神的东西太少了，大家一窝蜂都到了文学的路上。今天这个时代，青年人的写作可能是另外一种风貌。

　　首先，写作的质地恐怕也不太一样，有的不求社会功能或者说思想，艺术方面的，他想的并不是太多，只是我写了，我把自己倾诉出来，几个朋友一起看，有的甚至是逗你玩，逗你乐。所以，写作的目的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我知道不管是什么时代，不管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文学它总是有那么一群教徒一样，虔诚的教徒总会有，他们的生存可能跟我们不一样，因为他们有市场。但是市场是最不讲人情的，你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说实在的，爱文学是要有牺牲精神的，它也许会给你带来财富，像郭敬明这样的，但是带来财富的机遇太少了，像韩寒那样的。所以，我觉得不仅要有耐心，而且要现实。谢谢！

　　提问2：苏老师您好！在广州市有一个残疾人写作班，这个班的学员的年龄跟您差不多，今天这个班里来了很多学员，他们是慕名而来。我想问一个问题，这群残疾人生活已经很艰难，但是还在写作，我也跟他们写，因为我是他们班的任课老师之一，我想问你怎么看他们写作？很难说有一个统一的结论，我想您怎么理解这种状态下还是在坚持学习写作的精神，再想问您觉得他们写作会有什么光明的前景吗？

　　苏童：写作是最不影响残疾人的身体的，大家知道的史铁生、张海迪都是残疾人。另外还有很多所谓的大师都是有身体上有种种稀奇古怪的毛病，并不是说因为残疾人生理条件导致你可以干什么，并不是这样去说的，你可以干什么是一个出路。因为我个人觉得没有任何区别，残疾不残疾对于写作来说没有任何区别，你自己的感受可能跟残疾人有微妙的区别，就看自己去写。我们在看史铁生的作品的时候，如果别人不告诉他是残疾人你根本不知道他是残疾人，对不对？他写的完全是一个开阔的世界。他的文章里面充满着爱，充满回忆，那种感人的东西。同样的，他最早期的小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短篇小说，没有谈到他的境遇。所以，我自己觉得是一样的，残疾人和非残疾人对于写作来说都是一样的。

　　提问3：苏童老师您好，今天想问您两个问题，您说孤独有时候不是一个人的孤独，有时候是一个人的孤独或者是一个国家的孤独，一群人的孤独，我想请教一下，除了作家这一群人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人感到孤独。第二个问题，现在的社会环境或者说文化环境，您觉得我们国家有没有人可能会得诺贝尔文学奖，如果有的话，你自己个人猜想可能会是谁，这是题外话。谢谢！

　　苏童：第一个问题，其实我说的孤独同时是一群人的孤独，这个一群人不是只代表写作者，它就是代表一个群体，一个人的孤独可能就是一百个人的孤独，是一千个人的孤独。因为你的孤独有可能也是我的，当然有可能你的孤独并不一定是我的。但是会觉得孤独是非常书面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它是形容内心生活当中有矛盾的，有问题的，需要调试的最好的一个词。下面这个问题是不可以说的，我可以私下里告诉你，但是我不可以在这里告诉你。我得了奖金跟大家分。

　　提问4：苏老师您好！我想问的问题是您对现在网络写作的看法是怎样的？您认为网络写作对目前大多数的作家有什么样的冲击，谢谢！

　　苏童：原来老是网络写作跟纸面写作分得很清，我现在觉得它不好分了，大家知道安妮宝贝是特别有名的一个作家，它最初就是网络发家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据我所知，很多的出版商他们经常从网络上发现一些写手。其实网络写作，如果在80年代，我在当文学青年的时候我是万万没有想到未来有网络写作。有一种恐惧，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我始终觉得此A项会对B项发生某一种冲击，发生一种替代，发生一种破坏和产生一种消亡这种类型，我觉得真的不会。因为我们现在有网络，未来我们还不知道有什么，也许有声光文学，说不定的，可能来自于声与光的发明，谁也不知道。但是，这些人总是最需要最传统、最朴素的东西，拿一本书在灯下，有的人还喜欢在雨当中，这种习惯是没有办法替代的。所以，网络文学它的未来会如何，我们其实今天也不好说，但是，我一直坚信这一点，什么类型的写作都有好坏之分，都有精华的，都有糟粕。就像传统的小说也有很烂的。现在判断网络文学，你可以用判断纸面文学的标准，我觉得是差不多的，是相似的。

　　提问5：苏童老师您好！我在89年就经常看您的小说，我有一个疑问，您的小说里面很多故事是脱离时代的，看不出是哪一个时代的，或者说内容是否定现实的，或者说跟现实是脱离的。但是，您写的人性的东西又是很现实的，特别是写人性的阴暗面这一方面。我想问一下您的这些素材是从哪里来的，您这么多的故事是您自己想出来的吗？谢谢。

　　苏童：说实在的，一个作家通俗一点说就是一个编故事的人，编故事用学术的话就是虚构，用农民的话就是烂编故事，就是这种感觉。就看您从什么状态去描述。对于我来说，我所有小说的故事当中，你让我自己去分析我自己小说当中的故事来自于什么地方，其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说生活当中每一个有所触动的那一秒钟，那个瞬间都可能是未来一个小说题材。举个例子，我有一个短篇小说《吹手向西》，别人都看不懂它的名字，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这个字都是中国字，中国人都知道，但是都会一愣，什么意思？看完小说以后才明白。在苏北的那个农村里我看到了“吹手向西”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很有代表性，但是这种瞬间真的是在你写作的时候很奇妙。所以，你搞不清楚哪一部分是虚构的哪一部分只是文字的唤醒，小说的故事对于作家来说就是这样。

　　提问6：苏老师您好，我是快报的小记者。我想问一下，有人说过您在写作上是只虎，在生活中是只羊，您又是怎么看待这个评价的呢？

　　苏童：我在写作上还没有到虎那么凶猛，也只是一个普通的肉食型动物。我在生活中就像刚才陈实老师说的比较听话，我在家就听我的太太指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生活。虎和羊，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其实我觉得自己基本上还比较统一，我也是属虎的，我对虎是有好感的。可是这个羊，我尽管很听话，但是我还不喜欢羊。在家庭当中我对我老婆和孩子确实是挺听话的，很温驯。

　　陈实：时间到了，我们还是按照惯例，突然袭击一下苏童，请您用比较简单的三五句话来告诉我们大家，什么叫文化，就是您给文化下一个定义，您心目中的文化是什么。

　　苏童：什么是文化？就跟什么是文学一样，比问什么是文学还复杂一些。我觉得文化跟意识形态有关，文化跟人的精神生活有关，这个有关是一种所谓的占领地位。文化无处不在，甚至是一个杯子都是文化。另外还有一个，文化就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