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亚洲国家变得更为富有,它们将不可避免的变得更像西方国家吗？换句话说，为了变得繁荣和“现代”，它们必须具备让西方国家成功的特征吗？
这个问题常常引发有关当今中国的相当肤浅的讨论，中国结合快速经济增长与一党制，还打破了外界的预期，即随着中国变得更为富有，它将不可避免的变得更加民主。有两位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为严谨的探讨，一位是最近去世的颇具影响力的亚洲学者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另一位是最近出版有关亚洲的论著《Somebody Else’s Century》的作者帕特里克•史密斯(Patrick Smith)。
两位学者从非常不同的角度对下列看法提出质疑：要变得现代，一国必须吸收西方思维，尤其是西方国家中最成功的美国。约翰逊对这场辩论的最著名贡献是，他对日本令人瞩目的经济腾飞的经典描述：《通产省与日本的奇迹》(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在对当时日本通产省(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的研究中，他提出了“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理论。
他的“出格”结论是，日本并没有实行美国所理解的自由市场政策，而是发展了一种由政府领导的资本主义。在这种模式中，官僚们催生了国家冠军企业，并引导资源流向受青睐的行业。用约翰逊的话来说，日本并非“一个学习并效仿其战后导师的小兄弟”。相反，他表示：“政府官僚机构为经济提供指引，确定社会目标，同时避免苏联和中国经济中典型的资源错配、激励缺失和极度僵化。”
当时，约翰逊的观点受到广泛攻击。一些人辩称，政府不可能有效扮演这一角色。其他人则在他的研究结果中看到了某种“敲打日本”。但他的观点后来得到认可，以致这些观点现在经常被用来解释日本经济自90年代初以来的僵化状态。
政治博客Washington Note出版人史蒂夫•克莱蒙斯(Steve Clemons)在纪念约翰逊的文章中写道：“他种下了这样一种理解的理论根基，即其它国家并没有试图靠拢及追随所谓的美国模式。”对于仍对日本抵制股东价值理念、或中国在很多地方显然不理会经济回报（从建设高速铁路网，到向国家冠军企业提供廉价政府融资）感到困惑的投资者和分析人士而言，这些话带有警示性。
史密斯的观点与之不同，但并不矛盾。例如，在中国，他将疯狂的寻求物质发展视为不仅仅是一种效仿西方的企图。他写道：“整个中国现在出现的这种破旧立新，无法单纯以经济必要性来解释。”相反，这意味着，“一种再创造的强烈冲动，要使‘中国式’具有新的内涵”。他主张，我们仍无法预见中国未来的样子，他辩称，当今的共产党是封建王朝时代中国的延伸，有朝一日将为真正现代化的体制让路。
对于史密斯而言，与约翰逊一样，亚洲的现代化并不总是在模仿西方。日本、印度和中国呈现出了现代主义的物质外表：摩天大楼、轨道交通系统、电信网络、议会、司法体系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投票箱。但它们一直在寻找现代化的新途径。
例如，日本拥有一套强盛的民主体制，能够以超过意大利的速度更换首相。但几乎无人将其误解为西方的翻版，或未能注意到，日本吸收了一种共识决策的形式，与西方更具对抗性的制度相悖。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解释一个拥有1.25亿人口、50年来一直能够自由投票的国家，会始终选择同一个政党？用史密斯的话来说，在其它领域，日本也已经学会穿着和服走向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