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亚洲国家变得更为富有,它们将不可避免的变得更像西方国家吗?换句话说,为了变得繁荣和“现代”,它们必须具备让西方国家成功的特征吗?
这个问题常常引发有关当今中国的相当肤浅的讨论,中国结合快速经济增长与一党制,还打破了外界的预期,即随着中国变得更为富有,它将不可避免的变得更加民主。有两位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为严谨的探讨,一位是最近去世的颇具影响力的亚洲学者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另一位是最近出版有关亚洲的论著《Somebody Else’s Century》的作者帕特里克•史密斯(Patrick Smith)。
两位学者从非常不同的角度对下列看法提出质疑:要变得现代,一国必须吸收西方思维,尤其是西方国家中最成功的美国。约翰逊对这场辩论的最著名贡献是,他对日本令人瞩目的经济腾飞的经典描述:《通产省与日本的奇迹》(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在对当时日本通产省(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的研究中,他提出了“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理论。
他的“出格”结论是,日本并没有实行美国所理解的自由市场政策,而是发展了一种由政府领导的资本主义。在这种模式中,官僚们催生了国家冠军企业,并引导资源流向受青睐的行业。用约翰逊的话来说,日本并非“一个学习并效仿其战后导师的小兄弟”。相反,他表示:“政府官僚机构为经济提供指引,确定社会目标,同时避免苏联和中国经济中典型的资源错配、激励缺失和极度僵化。”
当时,约翰逊的观点受到广泛攻击。一些人辩称,政府不可能有效扮演这一角色。其他人则在他的研究结果中看到了某种“敲打日本”。但他的观点后来得到认可,以致这些观点现在经常被用来解释日本经济自90年代初以来的僵化状态。
政治博客Washington Note出版人史蒂夫•克莱蒙斯(Steve Clemons)在纪念约翰逊的文章中写道:“他种下了这样一种理解的理论根基,即其它国家并没有试图靠拢及追随所谓的美国模式。”对于仍对日本抵制股东价值理念、或中国在很多地方显然不理会经济回报(从建设高速铁路网,到向国家冠军企业提供廉价政府融资)感到困惑的投资者和分析人士而言,这些话带有警示性。
史密斯的观点与之不同,但并不矛盾。例如,在中国,他将疯狂的寻求物质发展视为不仅仅是一种效仿西方的企图。他写道:“整个中国现在出现的这种破旧立新,无法单纯以经济必要性来解释。”相反,这意味着,“一种再创造的强烈冲动,要使‘中国式’具有新的内涵”。他主张,我们仍无法预见中国未来的样子,他辩称,当今的共产党是封建王朝时代中国的延伸,有朝一日将为真正现代化的体制让路。
对于史密斯而言,与约翰逊一样,亚洲的现代化并不总是在模仿西方。日本、印度和中国呈现出了现代主义的物质外表:摩天大楼、轨道交通系统、电信网络、议会、司法体系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投票箱。但它们一直在寻找现代化的新途径。
例如,日本拥有一套强盛的民主体制,能够以超过意大利的速度更换首相。但几乎无人将其误解为西方的翻版,或未能注意到,日本吸收了一种共识决策的形式,与西方更具对抗性的制度相悖。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解释一个拥有1.25亿人口、50年来一直能够自由投票的国家,会始终选择同一个政党?用史密斯的话来说,在其它领域,日本也已经学会穿着和服走向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