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前四史”中的最后一部，西晋陈寿的《三国志》。
首先我们要说明一下，“前四史”，也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是按照朝代更替的顺序排列的，但如果按史书完成的时间顺序进行排列，就不是这样了。上一讲我们讲《后汉书》时，说到它的作者范晔是南朝宋时的人，而《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则是西晋时人，陈寿比范晔早了160余年，也就是说《三国志》完成在先，《后汉书》完成于后。
《三国志》这部书从书名来看，我们就知道它是记载三国时期历史的史书。很多人都读过《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也会产生一些疑问，比如华佗真的给关羽刮骨疗毒过吗？诸葛亮七擒孟获，真有此事吗？这些就要从《三国志》中寻找答案了。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今天的四川南充人。生于蜀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即公元233年，死于西晋惠帝元康七年，即公元297年。陈寿的父亲做过马谡的参军，我们知道马谡因失守街亭而被杀，这就是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陈寿的父亲也因此受到惩处。
陈寿本人少年时就很好学，师从当时颇负盛名的史学家谯周，擅长文学和史学。由于他为人正派，不愿意在当时作威作福的宦官黄皓面前溜须拍马，以致长期得不到重用。
蜀汉被曹魏灭亡后，仍然有人中伤他。直到西晋取代曹魏政权后，司空张华发现他的才学，地方官才举荐他为孝廉。
陈寿并未因受到歧视、打击而自暴自弃，相反，他发愤读书和著作，编辑了《蜀相诸葛亮集》，上奏于西晋武帝，他的史学这才能获得承认。于是，朝廷正式任命他为负责修撰史书的著作郎，负责修撰魏、蜀、吴三国的史书《三国志》。后来，他虽然也担任过一些官职，但始终未能摆脱别人对他的嫉妒和陷害，官运不佳。但是，正因为如此，却成全了他的史学与文学业绩。正如他的老师谯周所说：你陈寿只能靠自己的才学成名，在成长的道路上受到挫折，并不是坏事，你必慎重对待，切不可气馁。
在陈寿撰写《三国志》之前，已有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广为流传。我们知道，《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而《汉书》是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者虽然一为通史，一为断代史，但作为纪传体的史著体裁却是共同的。这就是说，司马迁与班固，为陈寿撰写《三国志》提供了纪传体史书的范例，也决定了他的《三国志》将采用同样的体裁。但是，《史记》有《表》、有《书》，《汉书》也有《表》、有《志》，《表》《书》与《志》与《纪》《传》配合，这种史体结构，能使史书的内容比较充实和完备。按理说，《三国志》应当于纪、传之外，也写表、志，然而《三国志》却既无表，也无志，以致研究三国时期的典章制度，需要上查《续汉志》，下查《晋书》诸志，因此，后世多以认为这是《三国志》的重大缺点之一。
《三国志》由《魏书》三十卷、《吴书》二十卷和《蜀书》十五卷三部分组成，共六十五卷。有人也以《魏志》《吴志》和《蜀志》命名，但《志》在《汉书》中是讲典章制度的，为了避免误解，还是以《魏书》《吴书》与《蜀书》定名为好。
《三国志》的三个部分，《魏书》讲汉末董卓之乱以后到曹魏建国和灭亡的历史，《蜀书》讲刘备建立蜀汉和刘禅统治蜀汉以至灭亡的历史，《吴书》讲江南孙氏父子建立吴国直至被西晋灭亡的历史。从三书的卷数来说，显然《蜀书》最少；若从书的分量着眼，《魏书》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吴书》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蜀书》仅占全书的六分之一，是三书中分量最少和内容最贫乏的。例如，以考察三国时期的兵制、田制和税制来说，魏、吴二国多少可以寻其发展脉络，而蜀汉则往往空缺不明。
陈寿《三国志》的最大特点，是引文精练，叙事简约，史实准确，取材严谨，不失为一部好的史书。正因为有这样的特点，此书刚刚问世，就引起了当时社会各界的很大反响，纷纷予以肯定。《晋书·陈寿传》说：“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还说：当时有个叫夏侯湛的人，也写了一部《魏书》，当看到陈寿《三国志》中的《魏书》以后，“便坏己书而罢”，即销毁了自己的稿子，显然是觉得不如陈寿的《魏书》。当时的高官张华，对陈寿的《三国志》也“深善之”，并且对他说：“当以《晋书》相付耳。”意即要把撰写《晋书》的任务交给他。据《华阳国志·陈寿传》记载，当时赞许陈寿《三国志》的高官，除张华之外，还有不少，他们认为对于陈寿的《三国志》，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不能方也”，即无法与《三国志》相比。此话虽然有些过誉，但反映了当时社会名流对此书的高度评价。这大约是后人把《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及成书于《三国志》之后的范晔的《后汉书》并列而称为“前四史”，长期受到人们赞誉的原因。
但从客观上讲，陈寿的《三国志》也有其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缺少表、志，显得内容匮乏；二是对原来已经成书的史料，删削过多。最明显的例证如马钧、张仲景这样的伟大科学家，他没有为之立传；许多见于鱼豢《魏略》的少数民族史料和曹魏统治少数民族的特殊制度——护军制，他都删之殆尽。这两个问题，从史料学的角度着眼，几乎都是致命伤。
说到《三国志》，我们就不得不提另外一个史学家，他就是南朝宋的裴松之。那么，裴松之为什么要为《三国志》作注呢？正因为《三国志》删节过多、过于简略的缺点。在不改变陈寿《三国志》的体裁和框架的前提下，要扩大其史料的容量，最好的办法是以其他史料去补充《三国志》的相关原文。这个任务就落到了裴松之的头上。
裴松之博览史籍，学识很深。刘宋初年，他被征为国子博士，潜心于注释《三国志》的工作。他的做法是：“鸠集传记，增广异闻。”
具体来说，裴氏的《三国志注》具有三大特点：一是补阙，凡陈寿所未能见到的史料和虽已见而删削不当的史料，均补入；二是纠缪，即通过增补史料，纠正陈寿《三国志》的错误之处，或进行必要的考证；三是存异，即对同一件事或人物，几种史书有不同的说法，裴氏均录而并存之，给后人留下了思考与考证的余地。
因此，裴松之注《三国志》的最大功绩，在于改变了传统的以音义训诂为主的史注体，创建了一种以补遗、纠缪和存异为主要目标的史注体；也在于通过这种史注体，保存大量的史料，使之不至于散佚无闻。这正是裴氏《三国志注》的最大价值所在。
经过裴松之注后的《三国志》，分量大增，只注文所引史料，就超出了《三国志》正文数倍，从而使裴注的价值甚至高于《三国志》本身。有学者统计，裴松之引书，共计274种，其中比较准确的有258种，存疑待考的有16种。引书之富，确实是惊人的。
正是通过裴氏引用大量史籍以补《三国志》，从而使得《三国志》的内容大为丰富。这些大量且有价值的史料主要表现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民族融合、民俗以及人口史等各个方面。
这里举几例加以说明：
比如，关于曹操的家世以及青少年时期的情况，《三国志·武帝纪》中只有廖廖数语，而裴注引王沈《魏书》记载了曹氏的起源、地望等情况，注引《曹瞒传》、司马彪《续汉书》、郭颁《世语》和张潘《汉纪》等史籍，后人得以了解曹操的小名、其父曹腾的为官经历以及曹操青少年时期的许多轶事，从而为研究曹操的政治才能和性格特征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关于曹操从军、为政时期的性格特征和从政风格，《三国志·武帝纪》语焉不详，但裴注引《曹瞒传》记载曹操“马腾入麦中……援剑割发以置地”、棒杀幸姬，以及借主粮官之命以谢自己无力筹集军粮之罪等故事，为后世《三国演义》所本，成为千古流传的话题。
此外，裴注还博引《傅子》及王沈的《魏书》，记载了曹操勤政、勤学、才学卓识和“雅性节俭”的生活作风，对后人全面把握其性格特征和公正地评价其历史功绩，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又如，关于蜀汉先主刘备与曹操“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的对话，以及刘备依附刘表后所发生的事情，裴注引常璩的《华阳国志》、胡冲的《吴历》《献帝起居注》、王沈的《魏书》《九州春秋》《汉晋春秋》《英雄记》等史籍，补充了大量的相关史料，不仅有助于后人研究刘备其人其事，而且许多故事是以后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所本，为后世《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再如，关于“诸葛氏”的姓氏来源，《三国志》只字未提，而裴注在《诸葛瑾传》中引《吴书》，记载了诸葛氏的来源、地望、迁徙过程以及诸葛瑾的治学情况，从而为研究姓氏起源和人口迁徙提供了佐证。
关于“草船借箭”的故事，《三国志》只字未及，而裴注引鱼豢《魏略》补充记载，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实际上是孙权“乘大船来观军，曹公使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覆，孙权因迥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故事的翻版。可见，《三国演义》为了塑造完美的诸葛亮形象，实有张冠李戴之嫌。
关于曹魏时期重要的名士孔融，《三国志》语焉不详，以致后人对孔融的生平、事迹和个人秉性难以了解。而裴松之通过在《崔琰传》《邴原传》中注引《原别传》、司马彪《续汉书》等书，详细记载了孔融的家族世系、为官经历、学问、品德以及得罪曹操后被诛杀的经历。
由此可见，通过裴松之的注，大大丰富了《三国志》的内容，有助于我们弄清《三国志》正文许多无法弄清的问题，从而使《三国志》与裴松之的注，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三国志》得裴注而益明，裴注附《三国志》而流传。二者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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