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修氏族志

​贞观六年（632年），李世民对宰相房玄龄谈到近代士族卖婚弊病时，提出了“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的建议，接着就下令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负责修订，以便“刊正姓氏”，撰为《氏族志》一书。

这是唐统治者为了压抑士族势力，加强皇权巩固统治，复辟关陇军事旧贵族采取的重要措施.唐初士族，主要有四个地域集团，并各有所尚：山东士族尚婚娅，江左士族尚人物，关中士族尚冠冕，代北士族尚贵戚。李唐起自关中，唐政权中关陇士族最强，左右着唐初的政局。江左和代北士族，至唐朝已经没落；以崔、卢、郑、李、王为首的山东士族，虽经农民战争打击，但根深蒂固，到唐朝时，仍有一定势力。唐李世民的大臣房玄龄、魏徵都争相与山东士族联姻，山东士族依然保留着他们的社会地位。士族势力的强大，对皇权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李世民尤其不能容忍山东士族凌驾于自己所属的关陇士族之上。为此，他命高士廉等刊正姓氏，修撰《氏族志》。

贞观十二年（638年），《氏族志》修成，仍列山东士族崔民干为第一等。李世民看后，很是不满，他指出：山东士族“世代衰微，全无冠盖”，而靠以婚姻得财，“不解人间何为重之？”遂命高士廉等重新刊定，并指示“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

新修订的《氏族志》“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基本贯彻了唐太宗的指示，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崔民干被降为第三等。

李世民修《氏族志》，打破了以往纯以郡姓作为门第等差的传统，至于划分门第等级的标准，更不考虑过去做官的情况，只看在唐朝的官爵高下。

李世民的“尚官”原则，只是代替魏晋以来“尚姓”的修谱标准，不等于否定了门阀观念，而是更多侧重扶持统治集团，调和门阀间鸿沟以期保持大体平衡。通过修《氏族志》，使一部分做官的庶族地主取得了士族身份，没落门阀士族受到进一步打击，只有关陇士族大致保持了旧日地位。

大门阀的出现，虽然不是历史存在的必然，但也是某个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绝对现象。他们的存在基础无非就是两个方面：一是强大的财力，二是绝对的权力。

为了打破一种旧的豪强势力而滋生新的甚至更为恶劣的豪强势力，虽然得到了暂时的统治稳固，但也无异于饮鸩止渴，其结果只能是恶性循环而不能根治社会存在不公平的根本现状。

借“人民”之幌子，而做利益之争斗，也是永远不能解决问题的实质所在。

李世民错了，他错就错在他目的之狭隘上，错就错在他欲借“打击山东豪强氏族巩固中央特权威信”转而铸就新的豪强势力。虽然达到了扶植庶族地主、压抑门阀士族，加强皇权、巩固统治的目的，但是却让武则天“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篡了唐，而这还不是最坏的局面，最坏的局面是：经过《氏族志》的重新修订，新的贵族阶层凭借合法的权益去享受代代相传的特权，从而危及百姓的利益，并且长此以往。而这些新的贵族阶层绝大多数正是跟随李世民东征西讨和“玄武门”的功臣。

一切宗旨让位于中央集权，可恰恰是中央集权给新贵族的垄断地位创造了特权便利，旧的利益格局既被打破，新的利益格局也必然血雨腥风。武则天时代的前期，李世民留下的顾命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由于反对武则天立后，或自尽抄家或流放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