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人们很容易对那些在某一行业工作多年并因职务发明获得专利授权的发明人表示认可与敬佩，但却往往忽略了另外一种人，他们有一定的技术背景，却并不属于某个特定的行业，他们善于从独特的角度发现不同行业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又因为他们没有被特定行业所禁锢，更加善于综合不同行业的优势，创新性地提出着眼于未来的技术发明方案。对于这样一个蕴含着巨大的发明创新能量的非主流群体，甚至没有一个正式的冠名，我们暂且称之为“独立发明人”。
曾经的辉煌之路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记者与独立发明人刘杰、卢泳夫妇相识。在一次关于专利资本化的沙龙活动上，在一大群来自国有机构、大公司和事务所的高级白领中间，他们显得格外突兀。他们来此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与专利投资机构的合作机会，但结果却是再一次的失望而归。
面对眼前这位长相略显土气而又不修边幅的中年男人，让人无法想象他竟是一个拥有多项专利的“发明达人”。几番交流过后，刘杰充满睿智的言谈和丰富的技术知识，给记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不难看出，他也曾有过意气风发的青春岁月。究竟是怎样的人生路径造就了反差如此之大的面容，这背后又有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辛酸故事？
毕业于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的刘杰，早年曾在兆维集团的前身--北京738厂第一研究所（计算机应用研究所）工作多年。在该厂任职期间，参与了多个与其它单位的合作项目，并在其中承担重要工作。
在大多数国人还不知计算机为何物的1981年，刘杰就参与了北京国绵三厂“计算机自动配棉及库房管理系统”的软件设计，并掌握了棉花配比技能及纺织行业的仓储规律。次年，他又参与鞍钢“均热炉计算机自动控制系统”的设计，担任软件主设计，掌握了冶炼行业的控制技术特点。1983年，他参与交通部公路所“公路汽车流量测试系统”的设计，担任软件主设计。率先提出并实现了在单板机上采用RAM流动存储体，解决野外终端数据的采集难题。
1984 年， 刘杰提出的“ 单板机自动控制系统工业化生产模式及模块化结构”，成为“工控机”的雏形，曾在《计算机报》上刊登有关文章，并在华东工学院毕业班及各种培训班讲授相关内容。这一年，他还参与哈尔滨量仪研究所“多参数表面粗糙度测量仪”项目，担任项目主设计之一，提出了软件矢量设计模式及两位浮点运算方式，该项目通过了国家鉴定，填补了国家空白，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1986年，他参与北京丝绸厂“计算机自动控制及管理系统”项目，担任项目主设计之一，该项目为联合国援助第三世界专项基金扶植项目，负责归纳及制定工业企业的生产数据模式及数据流的分配，并采用“行为科学”方法核定操作规程。1987年，他又参与矿业学院北京研究生院的“锅炉自动控制系统”项目，担任项目主设计，主持建立了燃煤最佳利用方案，并主持建立了智能型一次仪表的计算机回控模式。
多年的企业一线工作经历，使刘杰深谙计算机软件的基本原理和运行规律，并在相关的产业化实战应用方面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实战经验。
出于对未来技术转化前景的自信，1988年，刘杰在原单位办理了“停薪留职”，并从此踏上了作为独立发明人的漫漫征程。
与刘杰一样，妻子卢泳也曾经有过令她引以为荣的事业和相对丰足的生活。从北京体育大学体育教育系毕业后，她曾经在一所职业高中当过教师。后曾就职于信息技术公司，作为项目经理，主管体育信息的整合与信息增值服务的产品设计。作为组委会I T部主要成员之一参与了“2003年国际足联女足世界杯”的I T项目设计与实施。九十年代中后期，卢泳主要从事体育市场的运作，参与、主持了国家体育总局相关部门体育产业论坛、体育产业化发展模式及多种体育项目市场推广的组织策划工作，并参与主办首次中英超级足球对抗赛，该赛事对中国体育商业化运作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段时间，卢泳有着让他人羡慕的工作和高达八千元以上的月薪收入。
此后，卢泳与刘杰一路相伴走来，自己也从一个完全不懂技术的外行人逐步发展为职业发明人。
从这些专利证书上可以看到4任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局长的签名
量产的发明之路
刘杰夫妇的发明成果之多足以令人叹服，简直称得上是创意无限，甚至达到了“批量生产”的程度。从他们提供给记者的“专利申请情况一览表”中可以看出，他们二十年来走过的一条不平凡的发明之路。
自1988年起至2005年间，刘杰致力于技术产品的发明，先后申请13项专利，其中11项（5项发明专利，5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外观设计专利）获得授权，另外两项因未能按时缴纳相关费用而被视为撤回申请。由于专利本身具有的绝对的创新性而难以被当时的社会所认可，以至于因无力缴纳专利维持费而放弃专利权。但经历若干年以后，其巨大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才逐渐得以显现，其中尤以以下几项最为突出：
数字式复印机： 发明专利， 授权后放弃。率先提出了数字模式的复印机，但由于缺乏经费，无力做出样机。若干年后，国际著名复印机企业施乐等公司才陆续推出了同类产品，而现今，数码模式的复印机已成为市场主流产品。
移动电话防盗码系统：发明专利，授权后放弃。该发明涉及一种利用动态冗码技术，预防移动电话号码被盗取的方法，可使手机用户从被动防范转为主动设防。据说，本方法已被外国用于军事通讯领域。
随形枕：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后放弃。该专利率先提出将传统的枕头分为头枕、颈枕两个部分与人体头部、颈部自然配合，预防传统枕头的颈部悬空问题，从而使人体躺卧时可充分放松颈部，有益于治疗颈部伤痛。当今，这一设计被众多厂家采纳，并冠以“太空枕”、“保健枕”等高价畅销于市场。
电表、水表、气表自动数据采集系统：发明专利，授权有效。该发明率先提出了利用远程计算机抄收居民用户水表、电表、气表数据的实施方，提高了相关行业的工作效率，降低了人力成本。目前市场涌现的多种类似系统产品，都与其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
餐厅计算机管理系统：发明专利，因个人未按时付费，被视为撤回的专利申请。该发明采用了条形编码菜谱、光笔、存储体、ＣＰＵ等构成的点菜机及接口机等设备，对餐厅服务进行计算机管理。当今，该技术已被广泛应用。
计算机语音合成控制系统：发明专利，因单位未按时付费，被视为撤回的专利申请。率先提出了数字化语音合成与输出的技术应用。当今市场热销的各类数字音频产品及计算机多媒体等大都使用了此类技术应用模式。
在此期间，刘杰还针对互联网的发展应用，在1995年间即提出了交通运输服务网络及以建立航讯、运输、仓储为一体的网络服务概念。并以此为依托撰写了相关技术方案。此项目如果被予以实施将对在我国的交通航运体系中降低空驶、提高有效搭载、降低能源消耗等有关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根据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需要，提出了“连锁式物业管理模式”的新概念，并撰写了相关的计划书。其模式用于物业管理将使物业管理公司提高经营效率，为物业管理在我国的发展提出了新的途径。
可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刘杰从事发明活动的“高峰期”，也是专利申请较为密集的阶段。此后，由于伤病及忙于诉讼等原因，发明活动被迫中断。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自我调整之后，刘杰夫妇再拾激情，重新上路，近年来的专利申请又相对活跃起来。
2005年至今，以刘杰及其它人共同申请并已获授权的实用新型专利权有三项：一种通讯装置；一种家用无线局域网系统；一种移动终端查杀病毒装置及查杀病毒系统。
以卢泳为专利权人及发明人，拥有以下五项发明专利权及专利申请权：1、一种电能表抄表方法、系统和用户终端器，已获授权；2、一种蜂窝式供电网络及其智能网关、供电控制方法，公布实审；3、电能表智能显示控制装置及其控制方法，已获授权；4、信号采集、传输、编辑、播发及收视的方法和系统，公布实审；5、单兵信息采集系统终端和信息采集方法，已获授权。
沉重的生活之路
“没有生活，只是活着！”谈到目前的生活现状，卢泳显得很是无奈。
与多数民间发明人一样，刘杰也是那种对于发明创造十分专注的人，有时甚至接近于“走火入魔”的状态。
“他经常会一边看着电视，一边脑子里就会冒出发明创意。刚才还跟你有说有笑的，一下就变成一言不发，这期间你要是打扰他，就会跟你急。”卢泳向记者讲述，“有时，他会从梦中突然醒来，辗转反侧，在地上走来走去，然后又叫醒熟睡中的我，说他刚刚想到了一个什么创新发明。”
可以说，在刘杰身上具备了作为发明家的一切特质--独立，倔强，游离于社会，有些不食人间烟火……如果一定要给他们加一个定义的话，只能称其为“社会绝缘体”。
“ 如果在小时候， 一提到‘ 发明家’，会让人感到很神圣。但是在今天，如果有人称我为发明家，我会觉得是在骂人。说的好听一点，我是个独立发明人，说的难听一点，我就是个无业游民。现在都说在中国的专利里面有95%都是垃圾专利，这也让我觉得自己是在与垃圾为伍。虽然我坚信，我更应该属于那剩下的5%。”卢泳自嘲道。
原本以为从事发明可以带来丰厚的回报，至少应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然而残酷的现实给了他们沉重的一击。与当年的美好憧憬不同，这些年来所获得的如此之多的发明成果，并未使他们从中受益。与此相反，自打成为独立发明人以来，他们的生活水准一落千丈，直跌谷底。
“早期的发明成果本来应该是最有发展前景的，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专利由于过于超出当时社会的认知水平，均未能得到机会去实施或转让，加之难以承受四年翻番的专利维持费用，最终都不得不放弃权利。然而，最让人感慨的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专利所包含的核心技术后来都被别人认可，实现了转化，只是这些成果已经与我无关了。十几年过后的今天，在从每天的生活中都能够看到我们发明的影子，比如汽车自动报站，比如餐厅的智能点餐，比如智能电表，比如数字式复印机，比如保健枕头……”说到这里，刘杰的神情格外沉重。
“专利维持费用实在是太高了，远非个人所能承受。中国又有几个人能够把一个发明专利维持到15年以上？但是我做到了。”刘杰苦笑到。
人们经常可以从报刊上看到有关民间发明人生活窘况、命运凄惨的报道。与他们相比，刘杰夫妇还算是比较幸运的。毕竟他们二人都是地道的北京人，早年也有一定的物质积累。但随着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持续投入，并且是只出不进，他们的日子已经开始变得越发艰难。
“没有保障，常常为明天担忧--这就是独立发明人的活法。”卢泳说。
无助的维权之路
“多年来，我们非但没有从发明成果中得到过任何实际收益，却曾遭遇过无数次被骗的经历。”卢泳气愤地表示。
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一家国企看中了刘杰的一项发明成果，决定与其合作，共同开发产品，并设立了研发小组。在那段时间里，由于居住地距离企业太远，为了尽快将成果转化为产品，刘杰干脆就在办公室支上一张简易小床，没日没夜、废寝忘食地坚持了数月，期间他的腿还意外受伤。就在样品即将完成的时候，对方却说该项目在技术上不成熟，没有市场前景，决定单方面终止合作。无奈之下刘杰拖着伤腿、拄着拐杖，带着满腔的困惑暗然离开。
可就在他离开的第二天，就听说原合作方有一支技术攻关团队当晚悄悄进驻研究室，完成产品研发的最后定型。不到一个月，该企业就举行了产品鉴定会和新闻发布会，并邀请电视台大加宣传。得知此事后，刘杰将该企业诉至法院。但因刘杰无法提供证据保全所需的上百万元费用，最终被法院驳回。该案入选了当年的知识产权典型案例，用刘杰自己的话来形容，也算是“用血肉之躯对国家知识产权的法律建设作出了一点小小的贡献”。由于自己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将专利成果转化成产品，刘杰夫妇只能选择与他人合作搞开发，但这也使他们掉进了另一个陷阱。
1996年，上海一家公司表示愿意与他们合作，并签了合作协议，但被要求由他们自己垫付资金生产样品，在样品完成并验收合格后再支付开发费用。待样品完成，对方验收合格并收下样品后被告之，让他们先回去，一周后就会给他们汇款。然而，一周过去了，一个月又过去了，始终没有得到回音。最后等到的却是一个意外的答复：对方决定不合作了。后来才得知，对方已将此专利转手出售给了另一家公司。那家公司通过在英国上市获利数千万元，在公司的相关上市材料中该专利介绍赫然在目。
为此，刘杰夫妇向上海仲裁机构申请了仲裁，经过了数次开庭审理，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之下，却迟迟不做出裁决。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只好给市长信箱写信，后经司法局过问，仲裁结果才得以最终出笼，判罚对方赔偿20万元。
虽然裁决已经生效，但对方仍不予支付款项。仅凭相信法律的坚强信念，最终选择通过法律途径，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查封了对方的一套价值1400多万元的房产。可是四年过去了，刘杰夫妇仍未能拿到应得的赔偿款。
在此期间，刘杰夫妇聘请的代理律师突然意外病逝。在走投无路之时，他们只好到最高法院去上访，上海法院方面表示“重视”。但直至今日，仍未解决。
“我们现有五项专利发现有国内外大企业涉嫌侵权，但咨询多位律师，均被告知要想维权‘很难’。国内标杆企业，可以肆意仗势欺人。国外企业可以明目张胆地说：在中国以你的能力，你告不了，也告不倒。”卢泳说，“我们其实没有更高的奢求，只希望能够有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
艰难的转化之路
专利只有通过转化才能实现其价值，这一点在今天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对于独立发明人来说，一直以来却苦于找不到实现专利转化的有效渠道。民间发明成果转化难已经成为目前国内普遍存在的现象，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手里没钱是最大的问题。卢泳认为，在资金资助方面明显存在着对个人的歧视。虽然按照《专利法》的规定，个人与机构具有同等地位，但在实际操作中，政府、银行、风投等等都只资助企业。在向政府部门寻求支持时，经常是“碰一鼻子灰”。在与投资人沟通时，被问到过最多的问题就是“你是公司吗？”，得到最多的答复“我们的政策不对个人。”另一个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你有样品吗？”。对于一个涉及到某个领域、某个系统的发明，做出样品所需要的费用不是个人能承担的。
目前，专利质押贷款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但这种模式也主要是针对企业，对于独立发明人，是很难获得信贷支持的。有些独立发明人难免会因此认为，当前各方对于专利转化的扶持，并没有着眼于专利本身的价值，更多的是着眼于专利背后的企业。
其次，行业垄断也是一大障碍。卢泳直言，垄断行业对于局外人的创新，总体来说是予以排斥的。对于行业专家，依仗本身的行业优势，以及某种思维上的惯性，往往是还没有了解我的发明内容，只因为我没有行业背景就断言“你不可能比我们那个行业无数专家、博士想得更好”。即便是有个别配套生产企业看中了我的某项专利，但由于行业垄断的采购者严格依照旧有标准进行产品采购，为了产品的销路，为了企业的生存，他们最终也放弃了“越创新雷池半步”的勇气。
“除了梦想天上掉馅饼，偶遇贵人之外，我还没有看到中国有任何有利于独立发明人专利转化的制度与途径。可悲的是，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以‘专利转化’为口号来行收费获利之道的。专利转化毕竟不是简单的‘说媒拉纤’。”面对专利转化的困境，卢泳内心除了无奈还是无奈。
此外， 本刊记者在调查中还注意到，专利持有人与购买者对于专利价值的估值存在巨大的反差。作为企业当然希望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专利的使用权，加之侵权成本低廉，更不会愿意出更高的价格。曾经有多家企业向刘杰夫妇提出以极低的价格购买发明专利权，均被拒绝。而作为专利权人，刘杰夫妇仅仅是希望能以科学的价值评估结果作为定价基础，体现发明的价值。刘杰夫妇的几项专利曾打包参与过专利拍卖活动，最后就是因为定价过高而未能实现成交。
发明专利到底价值几何？这的确是个问题。对于这一点，刘杰有他自己的解释：“其实并不是我们要价高，这其中我们也是有苦衷的。且先不谈专利在未来可能带来的产业化价值，仅就一项专利本身来说，发明人所付出的成本也是相当高的。不仅有人力、物力和时间上的投入，而且几年下来，专利的维持费用也要好几万元。最后如果只卖个十万八万的，再扣掉所得税之后，真的就是所剩无几了。”
“大家都知道苹果公司起初很少对自己的产品申请专利，而在2006年，创新科技状告苹果的产品侵犯其专利并索1亿美元赔偿费后，乔布斯发誓要大打专利战，于是苹果拥有了4000多项专利。试想，如果当初只判苹果赔偿10万美元，其后情形又会怎样？而在中国，导致专利价值低的深层次原因，并不在于专利本身，而是由于侵权成本太低。你想，与其花上百万元去买一项专利，还不如直接用侵权手段来获取，大不了最后打官司赔你几万块。这样的环境下，还会有谁肯花大价钱去购买专利呢？”刘杰说。
发明、专利转化成产品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它远远不是一个独立发明人所能承载的。发明、专利只是一粒种子，只有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才能发芽、生根、开花、结果。就像姚明，无论他多么优秀，如果没有团队，如果没有赛场上另外四位伙伴，他不可能战胜任何一个对手，更不可能获得现在的成就。刘杰夫妇也在苦苦地寻找，希望找到一个团队，一个平台，以他们的智慧，与大家一起共同成长。
看似就在脚下的路，却走得如此艰难，很多时候甚至是走投无路。听了两位独立发明人的讲述，人们不禁要问，独立发明人的生存发展之路究竟在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