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鸦片战争的发生是综合因素所致，但其中最重要的不是文化因素，而是经济原因，在于茶叶、白银、鸦片等。”作者在文中分析了与鸦片战争有关的三个因素，即茶叶、白银和鸦片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本文出自《近代的开端：鸦片战争》，载《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郭卫东，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从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谈起
1841年12月，战事正酣，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亚当斯(J. Q.Adams)发表演说：“一般的看法都以为争执不过是为了英国商人输入几箱鸦片，中国政府因其违法输入而予以查抄，但是我却认为这完全是错误的看法。这只不过是争端中的一个偶然事故，而并不是战争的原因……战争的原因是磕头！”此言何来？指1793年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率英国使团的来华经历。当时清朝没有近代外交理念，只有宗藩观念。马氏抵华后，清廷一如既往地视为“贡使”，朝见中国皇帝依例当行三跪九叩大礼。马戛尔尼抗不遵从，认定他只向上帝和女性下跪，清帝不属此列。经反复磋商，清廷同意屈一膝以为礼，并拒绝马氏提出的交涉要求。1816年，英王侍从官阿美士德(W.P. Amherst)率使团再度来华，因拒绝叩首，连嘉庆帝都未见到就被遣送回国。这个使团只是为囚禁在圣赫勒那岛上的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提供了一点借中国人来发泄其刻意嘲弄英国人的材料。亚当斯的解释是：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无法构建平等的国家关系，只有诉诸战争。
因此之故，西方学界十分流行“文化价值冲突论”，认为鸦片战争的爆发主要是文化观念不一，古代中国人不以磕头为耻，但西人难以接受。看法有些道理，却不全面，可以说没有把握战争最主要的根源。鸦片战争的发生是综合因素所致，但其中最重要的不是文化因素，而是经济原因，在于茶叶、白银、鸦片等。
“古”丝绸与“新”茶叶
古代中外贸易，以丝绸为开端，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已越过帕米尔高原到印度、波斯，渐至欧洲。“丝绸之路”也成为古代中西交通的代名词。但从18世纪初叶开始，茶叶取代丝绸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从而结束长达两千余年丝绸在中外贸易中的霸主地位。茶在中国的培植饮用可溯商代以前，但到16世纪中叶才为西人所知，与同为中国远古产品的丝绸相比，何其“新”也！
茶叶在外贸中地位的崛起突然而急速。1550年，欧洲人第一次听说“茶”，知道有这种奇妙物品的存在。1559年，威尼斯商人拉莫修（G. Ramusio)将“茶”的字眼载入其著，茶形诸欧洲文字。1606年荷兰人从万丹将第一箱茶叶运抵阿姆斯特丹，茶首抵欧洲。1635年，这种新饮料在法国露面。1657年，荷兰人把少量红茶转运英国，茶叶登陆英伦。1662年，英王迎娶葡萄牙公主凯瑟琳（Catherine），茶饮带入宫廷，凯瑟琳被称“饮茶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失时机地迎合王室嗜好，1664年，公司购2磅2盎司茶叶“作为一种珍奇的礼品”赠送英王，据称“香味隽永作用柔和”，“每磅获奖五十先令”。茶叶最初在欧洲还另有功能，就是被当作药物，甚至“被释义为救命之物”。 1667年，伦敦街头广告：茶能“舒筋活血……治疗头痛、眩晕忧伤，消除脾胃不适”。经销茶叶已具有看得见的商业价值。1668年，东印度公司抢先在政府注册，获运茶入英国的特许。18世纪初，茶叶开始向大众饮品过渡。1766年，茶叶在英国每磅平均售价约5先令，几乎每个英国人的钱包都负担得起，“从公爵到最卑微的挤奶女工都要饮茶……连洗衣妇也认为，在早餐时她不能没有合适的茶”。茶叶给英国人的生活带来变化，“中午稍晚一些时候，人们要停下来喝茶，在18世纪，午茶演变成一顿分开的饭点”。中国茶叶竟然能使整个外国民族的作息习惯发生变化！茶叶的流行，还缔造出一批依靠茶叶为生的经销商。1765年，英格兰有大约5万家小酒馆和小食店出卖茶水。同时，英格兰和威尔士有32234名有执照的茶商，这些都是合法茶商，如果加算没有执照的茶商，数量可能翻番。茶叶还成为英国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1723年，开征茶叶税，“在7年中，税额每年上涨12万镑”。茶税不断提高，在18世纪中叶保持在100％或更高的税率水平上。高关税带来走私猖獗，造假也应时而生，曾发现“有数百万磅计的野山梨叶、桦树叶和其他树叶被掺杂在茶叶中出售”。茶叶的普及也引出担忧。克来顿(J.Clayton)宣称：“饮茶嗜好可耻地吞没了人们的时间和金钱”。诗人摩尔（H.More)将茶叶的提神作用同骚乱联系在一起予以痛斥。旅行家海崴(J.Hanway)声称喝茶对女性的损害来得特别大：“有多少你的甜蜜的性奴隶，由于喝茶使得她们的消化能力萎缩，精神低迷，无精打彩，郁郁寡欢，神志恍惚，尽管本能还存在，但通常已是打不起多少兴致。”但民众的消费才不管文人的诅咒，到18世纪末，作家又留下这样的文字：“除非有人断言：谈论茶叶是在谈论流言蜚语，那么，联合王国的每个人都在谈论流言蜚语，因为他们都喝茶。”华茶征服英伦不可阻挡。
1720年代前后，是丝绸和茶叶贸易地位互换的转折点。1717年，在英国对华贸易中，“茶叶已开始代替丝成为贸易中的主要货品”。1722年，在垄断英国对华贸易的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总货值中，茶叶占56％的比例，1761年更达92％。18世纪末，公司索性把丝绸、瓷器等留给私人“优待吨位”(privilege tonnage)去经营，公司集中经营茶叶。在1834年公司解散前的最后几个年头，茶叶干脆成了公司“从中国输出的唯一的东西，……以至国会的法令要限定公司必须保持一年供应量的存货。在垄断的最后几年中，茶叶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平均每年三百三十万镑，从中国来的茶叶提供了英国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和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荷兰的转折也大致相同，1729年，茶叶在荷兰输出华货总额中的比例已占85.1％。美国也出人意外的一致，“在18世纪20年代，这种饮料（茶）已成为新英格兰日常伙食的一部分”。但北美十三州的茶叶贸易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控制，利用垄断抬高价格；英国政府也借机剥夺殖民地，1769年5月，英国决定废除《托时德法案》（Townshend’s Revenue Act）其他物品的关税，茶税除外，使得北美茶叶价格居然高出英国本土一倍。他国的低价走私茶也大批量进入，1769—1772年，英国输入该地区茶叶10619900磅，法国、瑞典、荷兰、丹麦四国输入的茶叶19902000磅。英国因此颁布《茶叶法案》(Tea Act of 1773)，旋引发波士顿骚动，愤怒的民众把297箱英国茶叶倾到海湾，进而成为独立战争的导火线。这段历史人所熟知。茶叶这一小叶片的威力直可洞见，居然在北美引发了一场大革命！缘此，美国独立后，1784年 “中国皇后号”首航带回的货值中茶叶占92％。到1796年，美国在中国收购的茶叶数量已比除英国外的所有欧洲国家的总和还要多。因茶叶的关系，太平洋上“最年轻与最古老的两个帝国”建立起了直接联系。
茶叶成为18世纪国际贸易的最重要货品，无怪乎，人们要将此称为是欧亚贸易的“茶叶世纪”。丝茶贸易地位的互换不能单纯视为两个出口货品的消长，内中包含深巨的“历史意义”。从为高等人提供华贵锦缎到为大众提供日常饮料，转折的确是历史性的。由于生产水平的落后，交通的不发达，高昂价格使得古代国际贸易主要是为皇家贵族服务；近代国际贸易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服务对象由上流社会转向民间大众，丝茶贸易地位的升降典型地反映出这一时代的重大转变。
茶叶在近代西方的流行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随着地理大发现，几乎在同一时期，非洲的咖啡、美洲的巧克力和亚洲的茶这三种“异国嗜好”不约而同至欧洲。巧克力入欧是1520年；咖啡1615年由阿拉伯中传威尼斯。这些“提神醒脑”的新饮料几乎同时在欧洲大行其道，从人群嗜好的角度透射出社会业已出现或正在酝酿着重大变化：人们比以前有闲了，城市生活更丰富了，公众活动更多了，品茗喝咖啡都有人聚才好，咖啡馆等应运而生，并屡屡成为近代欧洲重大革命和风潮的策源点，巧克力、茶叶、咖啡都属“兴奋剂”，在欧洲各国革命的前夜流行起来，中世纪毫无生气少有交往的黑暗封闭的时代已经或即将结束，旧时宁静的心态不再平静，躁动的人群需要“兴奋剂”来温润和发酵。另一方面，茶叶普及又与英国等的清教运动有关，18世纪早期在牛津大学任教的韦斯廉(J.Wesley)就主张圣公会徒以茶代酒，“茶叶对那些严守教义墨守成规的人是一种很好的饮品”。还有价格因素，“酒的价格对于平民来说还是略为昂贵了，茶叶却较便宜”。有大宗消费才可能有大宗生产，而大宗消费必有特定的环境，中国古已有之的茶叶偏偏在18世纪后的欧洲获得广泛市场，绝不偶然。东西方的联系前所未有的紧密，主要不是通过某些政治制度，而是通过经济，通过与普通人群日常生活相关的一件件物品。
茶叶引出的问题：白银、人参、棉花和鸦片
西方需要茶叶，拿什么来和中国人交换呢？当时的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在西方之上，又加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支配，和时紧时松的海禁闭关政策的作祟，使海外商品在中国的市场十分狭窄。所以，中西贸易呈单向流态，西方人需求中国的东西却拿不出相应的交换物品，形成贸易一边倒的格局。中国并不需要西方的一般产品，但有例外，就是银子。自五代以来，白银作为货币的使用酝酿数百年，到明朝成不可遏制之势。
凡贸易金太贵而不便小用；米与钱贱而不大用；钱近实而易伪易杂，米不能久；钞太虚亦复有溢滥。是以白金之为币，长也。
1436年改行以银为主的币制，而银的产量比之需求在中国更显匮乏。 自13世纪以来，云南即是中国银矿的最大产区，但明代中叶，云南年产银不过34万余两；到清中叶，云南银矿的年产额也不过46万余两。外商所能做的就是以白银来购华货。据统计，只是英国人，在1721—1740年间，用来偿付中国货物的94.9％是金银币，只有5.1％是用货物来冲抵。入华白银的主要来源地是当时世界银的最大产出地——美洲。作为西班牙殖民地的秘鲁和墨西哥的银产量在16世纪时占世界产银总量的73％，17世纪占87.1％；18世纪占89.5％。无怪乎，魏源对当时中国流通白银的来源作出让人惊心的估计：“银之出于开采者十之三四，而来自番舶者十之六七”。问题随之而出，长期的恶性开采使美洲银矿枯竭，并拉动世界银产量的下挫，世界银产量在1781—1800年是28261779盎司，到1811—1820年，降至17885755盎司，1821—1830年更跌到14807004盎司。而工业革命的开展和殖民者的称霸战争使得用度剧增，再是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开展，不再向欧洲宗主国提供白银；还有1779年后，西班牙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其银元市场被封闭，所以从1779年至1785年“没有一块银元从英国运到中国”。几相夹击，欧洲白银的缺口愈益严重。
在严峻形势下，除英美外，大多数原先对华贸易的西方国家只有淡出中国市场。以欧美各海上贸易国对华出口来说，1764年，总值1908704银两，其中英国为1207784银两，占63.3％的比重，其他欧陆国家总合为700920银两，占比36.7％。此时的美国尚未形成独立国家。英国虽占大头，其他国家的份额也不为小。到1795—1799年度，情况显著变化，欧美各海上贸易国年均对华出口总值为5908937银两，其中英国占90.9％的份额；美国占6.3％，而其他所有欧美海上贸易国只占2.8％；到1825—1829年，欧美各海上贸易国年均对华出口总值为9161314银两，其中英国7591390两，占82.9％；美国1534711两，占16.7％，而其他所有欧美海上贸易国只有35213两，占0.4％；连1%的份额都不到。再看欧美各海上贸易国从中国进口，1764年，总值为3637143银两，其中英国1697913银两，占46.7％，其他欧陆国家总合起来为1939230银两，占53.3％。到1795—1799年，欧美各海上贸易国年均从中国进口总值为7937254银两，其中英国占72.1％；美国占17.6％，而其他欧美海上贸易国只占10.3％；到1825—1829年，欧美各海上贸易国年均总值为14390108银两，其中英国10215565两，占71％；美国4116182两，占28.6％，而其他所有欧美海上贸易国只有58361两，所占份额与出口值同样为0.4％；同样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
唯有少数国家还能维持并发展对华贸易的不坠。一是美国，依靠的是几种特殊货品。人参，据说这种人形草根植物在当时的新英格兰等山林中有成片野生，运至广州后以每担170两售出（上好洋参可售188两），“花旗参”自后在中国消费者的心目中奠定了鼎鼎大名。皮毛，约从18世纪90年代成为输华品的大宗，以海獭皮、海豹皮为主要。此外还有来自土耳其等地的转手鸦片。同时，美国人依靠同西属美洲殖民地的传统友谊及与当地独立革命者们的密切关系，还能从美洲弄到若干输往中国的白银。
二是英国，鸦片战前，在中英贸易中能够改观对华贸易入超局面的不是来自西方的货品，而是来自东方印度殖民地的货物，先是棉花，后是鸦片。中国的植棉史可上溯商周，渐成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棉花在中国有着极广阔的市场需求。1704年7月21日，东印度公司船“凯瑟琳号”(Catherine)运入厦门1116担原棉，是输印度棉的开始。不过，印棉在中西贸易中取得决定性地位还是70年以后的事，1770年代，中国发生饥馑，政府鼓励种植粮食，导致对进口棉的需求加大，1775—1779年，在广州贸易的主要输入品中，印棉的价额是年均288334银两，首次超过英国毛织品的输入价额（年均277671银两），定位在英国输华第一大货品的位置。此局面延续到1819年。从事印棉输华的多是“散商”。东印度公司把最赚钱的茶叶贸易垄断不放，在其他货物上对散商开些口子，以“许可证制度”等，从中获利，并通过散商赢利部分改变中英贸易英方逆差的局面。1774—1797年，印棉交易额占散商贸易总额的95％以上。但情况并不总是顺利，印棉输华同时受到中国和英国市场的制约。在中国，印棉只是补缺，没有也不可能替代中国的棉花生产，受中国国内棉市的影响很大。1805年，“麦尼克商号”运至广州一批棉花，到港后，“行商都不肯碰一碰棉花包”。末了，由“浩官”降价收购，为此亏了一万多元。谁知，翌年，因为中国棉花歉收，转成俏货，这年输入了大约14万包（31万担），正常年景约输入6万包，价格也好得惊人，过去不太好销的孟加拉棉创每担十四两五钱银的新高；这只是广州价格，在南京可以卖到32两。但随后，“广州市场上的棉花又几乎等于是死货”。因交易量巨大，印度棉花成为此间广州行商亏本的重要导因。此事甚至引起乾隆帝的几次过问。印棉入华还形成与英国本土棉纺业的原料竞争。兰开夏的温湿气候极有宜于棉纱的纺织，棉织业因此成为近代大工业的历史起点。1785年，机械织机诞生，纺织业通过蒸汽机率先实现由小手工业向近代工厂的过渡，工业革命在凯歌行进。棉纺业的迅猛发展又带出“棉荒”，英国不产棉，原料依靠进口，殖民当局鼓励印度植棉。18世纪下半叶，引进中长纤维的陆地棉，从此印度成为世界棉花的最大出口国之一。1701年输入英国的原棉不过100万磅，1802年达到6050万磅。既然英国本身的棉花都不够用，又岂能坐视印棉的大量流入中国？
故，造成19世纪初叶中国与西方贸易全局变动的不是棉品，而是鸦片。16世纪中期，葡萄牙人、荷兰人将印度麻洼（Malwa)及果阿（Coa)等地出产的鸦片和枪管灼火吸食法传入中国。1773年，英国驻孟加拉总督哈斯廷(W.Hastings)提出由东印度公司承揽鸦片，建立“收购承包人制”，英国的鸦片贸易以政府同大公司联手实现垄断专营和规模体系，迅即成为对华鸦片输出的最大商家。而前此的普拉西之战使英国征服了孟加拉，当时世界上几个最大的鸦片产地——麻洼、比哈尔（Behar)、八达拿（Patna)等均在英国控制下。1820年，英国输华棉花和鸦片的份额逆转，鸦片输出值首超棉花。
输华鸦片在毒害中国人身心的同时榨取其财富，西人几百年追求未得的白银由中国转流欧洲的企望，经鸦片贸易得以实现，完成英国对华贸易长期逆差的改观。通过鸦片究竟有多少白银流出中国，统计很不一致，有研究表明，1807—1829年，中国有4000余万银元被英国人运出广州口岸，而1829—1839年，中国的白银净流出量约为6500万银元。结果是“纹银为内陆之至宝，今外夷烟土不以货物与我易，必以纹银向之买”。1836年后，清朝有关方面展开鸦片弛禁的讨论，观点两立，却又殊途同归，立足点都是从日趋严峻的白银危机来考虑，反对弛禁的想以严禁鸦片来防止白银外流；赞同弛禁的则主张以高关税来实行鸦片贸易合法化，杜绝走私，以货易货，不让银子出现在鸦片交易渠道。时人把“一年数千万之纹银不为外洋席卷”看作是那个时期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若能解决，“从此民财日盛，催税日盈”。情势到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的地步，终于促使道光帝在1838年下了严禁鸦片固塞白银外流的决心。
在1835年前的十年中，鸦片使印度的“土地价值提高了四倍”，使印度对英国制造品的消费量增加了10倍；鸦片收入提供英印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七分之一。鸦片堪称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中期中英印三角贸易的基石。于是乎，在1838年清政府实行严厉禁烟政策后，英国政府要作出如此强烈反应——为邪恶的毒品贸易不惜打一场国际战争，因为这个基石在英国殖民者是万万不能抽动的。战争不可避免。这就是1840年代之前中国和西方交往的主要历史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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