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红船班”
旧时粤剧戏班有很多不同的叫法，如“本地班”又称“土班”，是相对于“外江班”而言的。
粤剧戏班还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叫法，如“广府班”“过山班”“下四府班”“阳江班”“惠州班”“北路班”“八仙班”“氹仔班”“包袱班”“阴阳班”“志士班”“全男班”“全女班”“男女合班”“基本班”“兄弟班”“大包细班”等。
“红船班”是根据粤剧戏班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来命名的，而“省港班与落乡班”则是根据粤剧戏班在城乡不同的演出空间来划分的。
这些都是粤剧戏班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演剧空间的不同表述。从“省港班与落乡班”的界定标准可以看出城乡不同的演出空间对粤剧的影响越来越突出。
1875年创建的澳门清平戏院，为粤港澳地区最早建成的粤剧戏院之一。
从黑船到红船
红船班是粤剧戏班早期的主要形态。
因早期粤剧主要是在乡野草台演出，以红船为交通工具，游走于河道纵横、水网交织的珠江三角洲及西江、北江、东江一带，靠岸演出，一年四季大多在船上度过，所谓“东阡西陌，应接不暇，伶人终岁居巨舸中，以赴各乡之招，不得休息”。
光绪以前所用的戏船，都是普通货船，船身多髹黑色，故称“黑船”。
光绪十年，粤剧界已有专供戏班使用的特制的红船出现。自此以后，广州一带的戏班，即被称为“红船班”。
红船不仅是戏班的安身之处和交通工具，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早期粤剧戏班的班社组织和管理模式，是粤剧成熟、成型的重要标志之一。
曾创造“八字二黄”板腔，并有“小生王”之称的粤剧名家白驹荣。图为白驹荣早年在美国三藩市演出时的剧照。
红船的坐舱、大舱、棚面、柜台
早期粤剧各类船班内部机构、编制基本相近，唯因戏班大小有异，人数编制各有不同。在鼎盛时期，红船班分“全班”和“半班”两种，全班有160人左右，半班也有80人左右。人数众多，组织颇为庞杂。
粤剧红船班由坐舱（司理）总管，分大舱、棚面、柜台三部分。
“坐舱”为全班行政与业务的总管。这个职位必须有相当经验的人担任，他即熟悉演出地点及江河行船状况，又掌握着戏班的生命财产和对外经营大权。
伪时期广州的粤剧演出。
“大舱”即演员，末、净、生、旦、丑、外、小、贴、夫、杂等十大行当演员均属“大舱”，因演员的铺位在船舱里。
“棚面”即乐师，早期粤剧多在乡野草台演出，那时还没有布景，所有音乐伴奏人员都坐在舞台的正面，面对观众，故称“棚面”。
“柜台”，又称“鬼台”，本指设在红船的办公室，但也可泛指红船上除演员、乐师之外的全体事务人员，包括负责班务工作的“柜台”管理人员、负责管理服饰冠履及一切行头道具的“衣杂箱”人员和负责戏班衣食住行的工作人员三大块。
以扮演旦角成名的粤剧名家陈非侬。
红船的“四大头人”
红船班采用班主制的管理模式，除了班主之外，还有“四大头人”协助管理。
所谓“四大头人”，是指戏班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从各个行当中民主推选出来的代表，是没有薪金的义工（只是师傅诞分烧肉、派节钱等时，分双份而已）。
“四大头人”和红船坐舱的职责不同，坐舱代表公司，只负责财务和行政管理，其他演出业务和艺人福利全部由“四大头人”负责。
1948年11月香港华仁书院师生创作演出英语粤剧《花木兰》。
“四大头人”的管理权限有：
①除主要老倌外，一般演员全由“四大头人”派角；
②掌管艺人们的福利金（戏行叫“众人钱”）；
③处理演员之间的纠纷和违法违纪行为等；
可见，红船班时期，粤剧班社各行当之间密切配合，各职务人员各施其责，建立了较为严密的组织机构。
独创“马腔”的粤剧名家马师曾，图为其早年剧照。
红船的铺位安排
旧时戏班，为方便来往各乡演出，都自租戏船两只（小班则只租一只，故称“半班”）。这两只戏船分别称为“天艇”和“地艇”。
按规例，“柜台”人员，生、旦、末、净等文脚色和“棚面”乐师，住在“天艇”；武生、小武、六分、大花面等武脚色则住在“地艇”。
至于铺位的分配，不分演员或“棚面＇，也不分大小老倌，一律参加拈阄，唯“柜台”人员在船上自有固定的办事及住宿场所，不须拈阄；
“督水鬼＇、衣、什箱＇、“衫手”、“伙头＇等什员，向例在船上没有固定的铺位，只能在仓、蓬面露宿，不能拈阄。
1953年12月，广东省广州市戏曲改革委员会在广州举办广东地方戏会演。图为由卢启光主演的粤剧《薛礼叹月》的剧照。
红船的膳食制度
清末民初，红船班到各乡演出，例由主会供给伙食，称为“中消”（“中宵”）。
供应的食物及其他物品，在合同上均详细开列。
如1919年4月13日台山水楼乡定到咏太平班为列圣千秋演出，在合同中就写明：
“每日中宵白米二石六斗，要官斗，鲜鱼一十六斤，猪肉一十三斤，豆腐十斤，青菜三十斤，姜盐糖各二斤，生油七斤，干柴七百斤，以上俱用司码秤足。·····上馆居住，上下马，中宵多一日，水夫二名，床铺、板凳、柴水足用，过驳盘船每日白米二石六斗，官斗，生油七斤，鱼菜折银二大元，干柴足用。原应有中宵，毋得包办，如违照罚。”
广州粤剧工作团1954年7-8月间上演新粤剧《李闯王》。图为粤剧著名演员薛觉先在剧中饰李岩的剧照。
本来主会的供应足以使艺人饱食，但由于班主往往从中剥削，使得艺人的伙食多为青菜，鱼和肉只有很少量，一般老倌每日都要自备副食。
因此，“十八年以后， “寰球乐”的班主何浩泉借词改善艺人生活，首倡取消“中消”，除油、盐、糖、茶叶仍供应实物外，其余统由“主会”折发现金，不分大小班，一律每日发给卅八元，由班主转交“正印伙头”承包，原由戏班负担工资的全部炊事员，亦改由“正印伙头＇包干。”
因此，在1929年的订戏合同中，便可看到关于戏班伙食的不同规定。1929年8月15日中邑小杭定到一统太平班为北帝千秋演出，合同中写明：
“一凡班到步，主会应给中宵柴米鱼菜油盐姜糖等，每日每个中宵折银三十八元正，倘有低折亦作欠戏金追收。···一凡路途远涉必须上馆居住者，谓之上馆台脚。订明戏船泊某处，主会备足人供一齐起扛，或备足供艇一齐起扛，或备足盘船若干只一齐开行，接运戏箱行李伙食什物人等到步上馆居住。床板凳柴水供足，应用水佚二名。另搭大厨房一所、司事馆一间、上下马中宵多一日计，杂用各项均照合同交收。戏完，主会即备足人供或艇或盘船若干只一齐起扛，送戏箱行李伙食什物人等回某处，该班戏船交收，毋得失漏延误。如遇过驳住盘船，另每日中宵柴米鱼菜油盐等亦有每日折银三十八元正。”
1955年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薛觉先在粤剧《清宫恨史》中饰演珍妃、光绪皇帝的剧照。
红船上的日常生活
红船既是交通工具，又是住宿的场所，因此，船上的勤杂人员相当多，有负责行船的、伙食的、洗衣的、剃头的，等等。由于组织庞杂，他们的分工细致明确，而且界限分明，不可逾越。
在船上，艺人如需托人买东西，也有一套传统规例。
如买日用杂物，日间可差遣“督水鬼＇，（但必须俟船只泊定，“督水鬼”开好葵笪以后。）夜间则须找值班的“下手”或看更的“衫手＇；
如买药物，则无论何时，都只能找掌班，因为捡药是一件不吉利的事，不能随便请人代替。艺人演出以后，需水洗面洗脚，在戏棚上可找“衣箱”或“杂箱”（视自己所担任的角色而定），回到红船上，则需找“衫手＇。但“衫手＇只管端盘，从河里提水上来，却又属“督水鬼”的工作。
为了打一盘水，往往要经两个人的手。
1955年，红线女、马师曾在粤剧《昭君出塞》中饰王昭君、毛延寿的剧照。
红船的收支分配
粤剧红船班的收入，就清代的收入情况来看，主要以演会戏收入为主，约占全部收入的90％以上。堂会及宴请等不多，其收入占10％左右。
红船班的庙会包金，因戏班大小不同而不同。
大型班一台庙会戏按惯例演出三日四夜，可得戏资五百元到六百元左右。中型戏班，排列名次为五名以内者可得戏资四百元左右，十名以内者可得戏资三百元左右。这是指广州一地的情况。
50年代，著名粤剧演员白驹荣（右）、文觉非在粤剧《拉郎配》中的剧照。
粤剧船班的年份收入总况，大班若以三日四夜为一台，一月可演九个台口，每台戏资均以五百五十元计算，每月可得戏资四千九百五十元。一年可演十一个月，共得戏资五万四千四百五十元。
以此类计，每台戏可得四百元的中型班，每年可得戏资三万九千六百元。每台戏资 为四十元的小型班，全年可得戏资三千九百六十元。
粤剧红船班的支出，主要包括艺人及职员的薪金、戏船租金、化妆费和其他支出等。
1959年，马师曾、红线女主演粤剧《关汉卿》剧照。
红船上信仰的神
在传统社会中，从事粤剧演出的艺人具有一种特殊的行业组织和行业习俗。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红船班在艺人信仰、舞台演出和艺人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约定俗成的行规习俗。
在信仰方面，粤剧戏班所奉祀的戏神有华光大帝、田窦二师、张五师傅和谭公爷等，每逢戏神诞辰之日，粤剧戏班都会举行隆重的祭拜祖师活动，并且酬神演戏。
其中，粤剧伶人对华光大帝的信仰尤为至敬至诚。凡新戏台落成、开新戏或戏班到某地演出，开锣前照例必须要祭拜华光大帝祖师。伶人如违反行规，也要被拉至华光神像前受罚而不敢有任何怨言。
1957年，广东粤剧演员林小群主演《杜丽娘》剧照。
红船的“迎招牌”和“挂招牌”
在舞台演出方面，红船班定期一年一组班，组班散班时间和演出期限固定不变。一般是每年农历六月初一至十八日为散旧班组新班的时间，一个台期通常为三日四夜或四日五夜。
红船班开演之前，一般会举行隆重的“迎招牌”（班牌）和“挂招牌”仪式。红船班时期粤剧艺人形成了一系列与舞台演出相关的习俗和禁忌，包括上新台，丑生开笔，各行当演员的坐箱，未响锣鼓之开台，破台，发报鼓以及演出开台例戏等。
1958年，广州粤剧演员罗品超在街头用演唱形式宣传总路线。
红船艺人的衣食住行
在衣食住行方面，红船艺人常年行走江湖，生命和财产安全维系在一条红船上，为求平安，也形成了一些禁忌和规矩。
如不得站着向船外小解，红船中人认为向外小解会射着鬼魅，招惹鬼魅上身；
1965年，广东粤剧院演出的现代粤剧《山乡风云》剧照。
每天上午十时以前，红船上均严禁大声说话、行走船舷，不准穿木屐，否则任何人都有权惩戒；
开台之前，切忌下河游泳；
每天日戏完场，必须等到大花面的脚踏上红船跳板时才能开饭；
凡盲公、麻风病人及妇女，都不得上红船，否则将被视为大不吉利的事，等等。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红船班是粤剧班社的主要组织形式和演出模式，活跃于广大的城乡地区。
1966年8月，广东省、广州市文艺单位文艺宣传。图为佛山专区青年粤剧团宣传队正在南方大厦旁表演《捉牛》节目，抨击穿奇装异服的“牛仔”“牛女”。
广州的“省港班”
到了民国时期，军阀连年混战，粤剧演出市场深受打击，再加上乡村环境恶劣，匪盗横行，下乡不安全，很多粤剧艺人不愿下乡演出；另一方面，城市戏院逐渐增多，一些有实力的粤剧戏班开始以城市作为演出据点，下乡演出的戏班逐渐减少，红船班开始走向衰落，由此出现了省港班与落乡班的分野。
1974年时的粤剧彩色戏曲片《沙家浜》剧照。
省港班和落乡班的分野
省港班和落乡班，主要是从粤剧演出空间来进行界定的。
省港班是指从清末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在广州（省城）、香港、澳门等大城市演出的戏班。
相对而言，落乡班主要是指在广大乡村地区及其周边城镇演出的戏班。
省港班与落乡班的分野，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城市戏院的兴起和乡村治安的恶化，二者相辅相成。
粤剧曾经长期在乡村寺庙土台，走街串巷，搭棚演出。即便是广州的戏班，也只是在一年一两次散班时才回广州小休。
即使有演出活动，也由于城市里没有固定的剧院，戏班只是偶尔在城市搭建的戏棚里作临时性的演出。
粤剧演员文觉非、郑绮文表演现代粤剧《打铜锣》。
城市里戏院的出现
清末以来，广州城市先后建起了各种类型的戏院，包括同乐戏园、河南大观园（后改名河南戏院）、乐善戏院、海珠戏院、东关戏院、广舞台等。
同期，香港、澳门地区也兴建了不少戏院，如普庆戏院、清平戏院、重庆戏院、高升戏院、新戏院、和平戏院、太平戏院、北河戏院、利舞台、东乐戏院、中央戏院等。
大量戏院的兴起，使得粤剧在城市有了一席之地，省港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不断发展壮大。
相比之下，此时的乡村治安却在不断恶化，恶霸横行，敲诈勒索戏班演员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成为戏班艺人不愿意下乡、不敢下乡的重要原因。
民国八年以前，无论大小戏班，都以农村为演出的主要阵地；无论大小戏班，都间或会到港澳演出。
1982年6月，广东粤剧团赴加、美七个城市进行为期2个月的访问、演出。图为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陈笑风在粤剧《刁蛮公主》中饰凤霞公主、孟飞雄。
1919年后河道上的艺人屡遭洗劫
民国八年起，各乡河道已极不靖，艺人屡遭洗劫。
即使要到广州市郊地区平地黄、南湾等演出，亦须事先征得艺人同意，除红船原有的十二名“炮手”外，并须请“福”军“保商为旅营”增派十四名短枪队保护。
因这个班以在省、港演出为主，“省港班＇之名，便由此产生。”
国兴先生的这段话，指出了当时伶人不愿下乡演出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当时农村匪患严重，危及伶人的生命。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环境骤变，农村经济开始不稳，甚至破产，尤其是盗匪更是猖獗，甚至已向戏班及个别当红的老馆下手，致使戏班不敢贸然下乡演出。
1963年，广东粤剧院农村演出队演出的现代粤剧《夺印》剧照。
红船大班都以省港澳为主要市场
受此影响，红船班很快便陷于萎缩，勉强下乡者也只得少数的中下等红船班而已，有实力的红船大班都以省港澳为主要市场。
在这两大因素的驱使下，晚清民国时期，广州、香港两地出现了大量省港班，如成立于光绪后期的人寿年、祝华年、祝康年和民国时期的梨园乐、新中华、环球乐、大罗天等戏班，以及20世纪30年代薛觉先领衔的觉先声剧团和马师曾领衔的太平剧团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省港班。
1957年，根据广东粤剧团马师曾、红线女主演的粤剧拍摄的电影《搜书院》剧照。
省港班兴起之后，仍有大量的粤剧戏班没能进入或者不想进入省港地区等大城市进行演出，他们依旧长期驻守在广大的乡村地区，进行流动性的演出活动。逐渐地，人们就给这些戏班定义了一种与“省港班”相对的名称，那就是“落乡班”。
对艺人来说，很多粤剧艺人也逐渐形成了对城市演出和乡村演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认同方式。
对粤剧戏班经营者来说，他们也逐渐学会了根据城乡的不同需求为自己班社的演员进行不同的市场定位。可见，在这个时期，省港班与落乡班之间的分野已经逐渐明显。
独创“薛腔”艺术，并有“万能老倌”之称的粤剧名家薛觉先。
省港班的组织运作模式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省港班的崛起，迎来了粤剧在城市发展的重要阶段。为了适应城市观众的需求，省港班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戏班组织方面，省港班多属于资方班，分属经营戏班的公司如宝昌、怡和、耀兴、兴和、宝兴、宏信、宜安、联和、一乐、怡顺、兴利、汉昌、海珠、宏顺、怡记、太安、华昌等，按更商业化的模式运作。
在演出剧目方面，除了演出传统剧目外，多编演新剧，题材广泛，既有历史题材，也有国内外现实生活题材。
著名粤剧花旦楚岫云。
在音乐唱腔方面，小生唱腔使用平喉，并逐步以广州方言唱白，引进小提琴、色士风（萨克斯）等西洋乐器加入伴奏乐队；
在表演风格方面，演出逐渐侧重生旦戏，演员结构由原来的“行当制”变为“六柱制”，每班设六大台柱，即武生、文武生、小生、正印花旦、二帮花旦、丑生，行当减少，原来质朴、粗犷的风格渐淡，精巧、华丽的色彩渐浓。
在舞台美术方面，吸收了电影、话剧的长处，渐趋写实、丰富、立体。
省港班的出现及其与城市社会文化空间的互动，为粤剧在广州城市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契机和挑战。面对突变的环境，面对新的生存挑战，不同的戏班采取不同的生存策略，也造就了不同的命运，反过来也对粤剧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1990年12月12日至20日，首届羊城国际粤剧节在广州举行，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的36个社团，共2691人参加了演出。图为来自各国、各地区的粤剧花旦同台亮相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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