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最初是古代百越地区崇拜龙图腾的部族举行的祭祀节日。随后，因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在汨罗江投江自尽，人们便将端午作为纪念屈原的节日。虽然端午节与屈原沉江息息相关，但人们此后的纪念活动逐渐将端午节发展为综合性节日，具有多层内涵：“吃雄黄酒，蘸雄黄水于阴暗角落，小孩身上放一小包香药以避晦气，这都是卫生。龙舟竞渡，这是运动……吃粽子纪念屈原大夫，这是历史”。
《广东粽子的制法》，《三六九画报》1939年第3卷第11期
抗战爆发后，国家面临外敌入侵，端午节多样化的节俗习惯也经历了一场改造和重塑。民族英雄屈原在战争环境下得到广大中国知识分子的热切召唤，纪念屈原成为战时中国的重要文化事件。九一八事变后，“屈原爱国”观念的实现首先表现在学术研究上。1942年时，郭沫若注意到“学习屈原，研究楚辞，差不多成为了一种风尚。”与此同时，“屈原爱国”观念也开始日渐风俗化，节日纪念活动发生改变。端午节虽是中国传统四大节日之一，但民元以降，随着改历、废历运动与革命纪念日制度的推行，端午节的地位受到影响。全面抗战爆发后，官方开始主动、公开纪念端午节。1940年端午节前夕，国民政府便在重庆嘉陵江举办了一场有千余人参赛，五万余人观看的水上运动会。
《嘉陵江盛会——龙舟竞赛和纪念屈原》，《中央日报》1940年6月10日
至20世纪40年代，端午节所纪念的人物已从古老的忠臣屈原，演变为现代爱国诗人屈原。而“诗人节”作为一个新创节日直接反映了“屈原爱国”观念的落地，也进一步促进了这一观念的日常流播。1941年5月30日农历端午，《新华日报》公开发表《诗人节缘起》一文，并隆重举办第一届诗人节晚会。《诗人节缘起》以八百余字篇幅，综合阐释了前之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明确提炼出以“爱国家爱民族”为内涵的“屈原精神”。1942年，中苏文华协会组织了第二届诗人节晚会，国民政府积极参与其中，并试图主导纪念活动，进而使这一节日获得了合法地位，即“以每年阴历五月五日，爱国诗人屈原殉国纪念日为诗人节”。
《诗人节缘起》，《新华日报》1941年5月30日
1941年，革命圣地延安也开展了对“爱国诗人”屈原的纪念活动。一场以纪念屈原为主题的座谈会于端午节次日召开，诗人、名流、学者约二百人参加，范文澜、萧三、艾青等相继发言，“对于诗人的爱国思想和作品，颇多佳评”。座谈会还一致通过成立屈原研究会，重新翻译屈子作品和出版纪念专册。《解放日报》随后以“本市诗人作家集会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为题进行报道，称今天纪念屈原别有特殊意义，因为“其不屈服不妥协的爱国精神，为人民所感动所拥护”。1942年端午节，《解放日报》刊载的纪念活动预告亦称，端午是“中国爱国诗人屈原殉国纪念日”。由此，“屈原爱国”在战时成为国共进行抗成动员、政治斗争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在官方提倡、运用的过程中，“屈原爱国”观念被逐渐政治化与制度化。
《本市诗人作家集会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解放日报》1941年6月3日
自1930年代初，外敌入侵、国家危机的现实压力促使人民对端午节的习俗和意涵进行改造和整合，端午节的普通节俗面貌逐渐淡化，政治意义日益增强。民族国家层面上屈原的伟岸形象，也随着端午节的改造被重新唤起，社会中开启了一轮屈原纪念热潮。到了1940年代，知识分子以“诗人节”置换“端午节”，先前分散的屈原人格精神，发展成为具体的“爱国诗人”形象。而不断变化的战时屈原形象与端午节文学镜像，则体现出各种现实力量对特定传统资源的召唤、重塑和征用的言说策略。
参考文献：
王余辉：《解构·建构·实现——近代“屈原爱国”观念生成与传播的历史考察》，《史学月刊》2020年第5期。
高强：《战时中国的节庆纪念与文学镜像（1931-1949）——民族国家视野下的记忆刻写与话语争夺》，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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