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雄是民国乱世的传奇人物，他是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更是中共隐蔽战线的福星，不知道莫雄其人者，就不是一个真正了解中国革命史的人。他被人陷害时，孙中山的卫士秘书都能为其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护其性命；他与张学良素未谋面，却可以借到张的私人飞机；他被列入暗杀名单时，军统特务要么上门通知要么电话报信，让其赶紧避难……莫雄，字志昂，祖籍广东英德，1891年出生于韶关。他6岁丧母，只读三年私塾，十三岁当伙夫，十六岁加入同盟会，十八岁替人当兵。叶剑英任粤军第二师参谋长的时候，莫雄为第二师第三旅旅长。莫雄任梧州卫戍司令时，正值陈炯明炮打总统府，莫雄派部下张域连长面见困于永丰舰的孙中山，表达忠心，拥护孙中山。廖仲恺遇刺之后，许崇智被解除兵权，莫雄任师长的十一师被缴械遣散，自此成为一个失意军人。但因莫雄的军内资格及其为人豪爽、仗义疏财、助人急难的人品，无论红道白道、三教九流仍皆尊称其“莫大哥”。关于“莫大哥”的来历，据《莫雄回忆录》记载是这样的：“团长张民达宴请友好的几位军官。在明月之下，他趁着酒兴，对着在场的连我在内的五位营长问道：'你们五虎将，谁的年纪最大？’于是各人自报出生年月日，以我年岁最长被公推为'大哥’……自那次宴会后，我莫大哥之称便不胫而走了。”莫雄虽是在野之身，但他要去见蒋介石，“侍从室的人极少刁难，”“蒋见到我时亦是哼哼哈哈的应答我，颇具老同事的味道”，他可以直呼陈铭枢为“跛佬”（陈铭枢为逃避追杀曾从二楼跳下而跛脚）、称蔡廷锴为“高佬蔡”（蔡廷锴身材高挑），而张学良、宋子文、杨永泰、薛岳等人莫不对其尊重有加、推崇备至。莫雄“莫大哥”的两次闲荡溜达，让他与共产党紧密联系起来，并为共产党的胜利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莫大哥”第一次闲荡溜达是在1930年底，当时莫雄跟随张发奎反蒋失败，到上海后找到宋子文，宋子文给了他“财政部视察”这样一个挂名领月薪800大洋的官儿，因此终日闲荡，“有一天，我在街上（溜达时）遇到了我的旧部刘哑佛。”刘哑佛，原名刘和贵，又名刘定一，是鲁迅笔下刘和珍的哥哥。1894年生，安徽合肥人，后随家迁入南昌。1924年前后入党。在广东经同乡介绍认识了莫雄，时莫雄为粤军第四军十一师师长，“头脑清醒新颖，思想进步”的刘哑佛被莫雄任命为十一师师政治部主任。“但共事不到一个月，我便被蒋介石缴械，自此与刘分手。”“这次上海重逢，欣然道故，十分高兴。从此他常到我寓所闲谈，并介绍严希纯（解放后任全国计量局局长）、项与年（真名梁明德，解放后任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华克之（解放后在国务院外交部任职）以及袁良邹、何文风、莫钺等同志与我往来。我感到他们都是朝气蓬勃、革命精神充沛的人，我和他们相处，极感愉快。他们常把革命道理讲给我听，从言谈中发觉他们有崇高的理想和渊博的学问，使我非常拜服。”莫雄还向严希纯提出入党申请，希望严希纯能做他的入党介绍人，但严希纯在请示党组织后，告诉他暂以现在的身份为党工作为宜，莫雄听后也欣然应允。类似的场景和对话，我们在杨虎城、杜重远、杜斌丞、张学良、郭春涛等人的经历中都能看到，他们确实都是共产党最忠实的朋友和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注：杨虎城在1926年申请入党被拒，于1936年正式成为秘密党员）。“莫大哥”第二次闲荡溜达是在1933年底的南昌百花洲。当时莫雄参与的福建事变失败，“由于没有职业，我便到江西南昌找薛岳当他的食客去了。”一天中午，莫雄在百花洲的花坪中溜达时，一辆汽车在他身旁停下，杨永泰从车里走下，张开双手与“莫大哥”热情拥抱握手，听闻莫雄的近况后，杨永泰邀莫雄住在他家，大概一个月后，杨永泰为莫雄带来了两份蒋介石亲自签发的委任状，“一份是江西德安赣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委任状，另一份是江西赣北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委任状。”除此之外还有两份空白的组织表，所有人马全部让莫雄自主招聘录用，“言下之意，是极其信任了。”杨永泰同意莫雄到上海找人手的要求，并给莫雄开具了一张3000元大洋的支票作开办费。莫雄到上海后，“找到了严希纯、项与年、刘哑佛等几个中共朋友。待他们在我家客厅坐下后，我将两份委任状及组织表交给他们看。”并说：“请你们派些共产党员与我一起干吧！我当司令，你们来当我的部下。蒋介石要我剿共，我却要剿蒋。”上海中央局政治保卫部（以下通称“中央特科”）于是派出了阵容强大的精英队伍，“1934年3月底，我负责的江西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部以及负责的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班子，在上海地下党的研究安排下组成了。保安司令部副司令由胡毅、陈修爵担任，参谋长卢志英（又名卢涛，1948年牺牲于南京雨花台），情报参谋项与年，情报组长贾绍谊（又名贾作，解放后任四川长寿县狮子招待所所长）；专署主任秘书刘哑佛，专署文教科科长阮退之（解放后任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主任科员薛代旦（曾任中共广东顺德县县委第一书记，组织被破坏后逃到上海），科员丘镛（烈士），科长傅肖先（解放后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等人。这都是中共上海党组织研究商讨后派来的。组织表上介绍的几十名同志，大多数是共产党员，除了项与年、刘哑佛两人外，其余我都没有见过。”可以这样说，在莫雄负责的这两个机构中，所有重要岗位都由中共党员担任。除此之外，莫雄在南昌、九江都设有办事处，中央特科便在南昌办事处中设立了秘密电台，在九江办事处设立了秘密联络点。卢志英的妻子张育民在南昌设立诊所作为联络站，邱吉夫的公开身份是诊所药剂师，实际则担负着交通员的职责。莫雄在其回忆录中还写道：“上海的严希纯不时到我司令部作客，与刘哑佛、卢志英等秘密开会并与我会晤。他又往来于南昌、南京之间，非常忙碌。我却不知他干什么。”“与此同时，中共上海地下党还利用了蒋介石对我的信任，委托我介绍了好些地下党同志打入国民党高级特务训练班，在大特务头子康泽手下任职，又委托我介绍了10多人到蒋介石的南昌行营工作。”这些不知其名其姓的深海深喉，成了至今尚未揭秘的无名英雄。胡济邦，原名胡翠仙，浙江永康人，她“幼年丧父，母多病，祖母凶恶，大嫂泼辣……母亲常受冻挨饿，饱受祖母的虐待。”胡济邦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十五岁那年，在济南铁路工厂任技术员的二哥胡济川，将胡济邦接到身边，让她就读于济南东城根中学。“1928年，我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加入反帝大同盟。”九一八事变后，平津沪杭各地学生齐集南京大示威，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发生了“珍珠桥惨案”，中央大学“一百多名学生被逮捕，”被捕学生被关在胡逸民任监狱长的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胡逸民在其自述中这样写道：“有一天，有一个衣着入时的二十多岁的青年女学生来找我，她说，她叫胡春，和我是同乡。我接待了她，经过叙述我方才知道，这位胡春小姐是为她的被捕入狱的十几个同学来说情的……我审查了这些青年学生的卷宗，一看大部分是同乡。后来，胡春小姐三番五次来求情，看在乡友的面上，我也就把这些青年学生开脱了，记得这次就放了三十多人，在这些被放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中国共产党员。”胡逸民为蒋介石在南京、汉口、徐州建造了三座监狱，也被蒋介石三次投入监狱，其中前两次入狱都与共产党相关。除却这些秘闻逸事之外，杨虎城叛冯投蒋、入陕主政也与胡逸民密切相关。魏野畴、刘仲华、南汉宸、王世英等人在皖北杨虎城军中密谋发动兵变起义事泄，杨虎城被迫出国留洋。从日本归国后的杨虎城“不愿（再）跟冯走，意欲随蒋介石。”杨虎城便派胡逸民的好友马青苑到南京寻求投靠之门、进身之阶，“马青苑请求胡逸民介绍见蒋介石和何应钦，胡逸民答应了。”蒋介石正愁分化不了冯玉祥的部队，见杨虎城派人来投，“满心欢喜，立即召见马青苑密谈。”不久，杨虎城归附南京政府，其部队改编为新编第14师，胡逸民则被杨虎城任命为驻京联络代表。中原大战爆发之时，杨虎城师驻守河南南阳，时“唐生智部队集结于驻马店，向确山发起进攻，战事十分吃紧。”胡逸民冒险北上南阳，动员杨虎城、冯钦哉率部攻打唐生智，以解蒋介石的困境，杨虎城欣然同意。1929年的最后一天，杨虎城部雪夜奇袭驻马店，大获全胜，唐生智败亡天津。蒋介石提杨虎城为第七军军长，不久又委任杨虎城为第17路军总指挥，并命杨虎城攻占洛阳、回军陕西。杨虎城的重点在于陕西，他率部打下龙门后，绕过洛阳直取天险潼关，进入了陕西大门，接着取关中攻西安，冯玉祥最重要的后方根据地就此丧失，西北军也因此而分崩离析，走向没落。杨虎城从旧主冯玉祥手中夺取陕西后，延请南汉宸、杜斌丞等辅佐治陕，其政治生涯达到最高峰，胡逸民自然也是受益者，监狱建了好几座，姨太太也娶了好几房，向影心即是在此间迎娶的。胡济邦因参加学生运动被中央大学开除后，“我只身北上，在北京大学借读，后因生活无着落返回南京，”生活无着的胡济邦于是再次找到了胡逸民，通过胡逸民的引荐保举，浙江同乡、兵工署署长俞大维买了胡逸民的情面，录用胡济邦在兵工署预算处当会计，与其四哥胡济时成了同事。而在兵工署工作的楼震旦、杨余庆已经被蔡叔厚发展为情报员，国民党军政部编纂的送呈蒋介石的关于军队编制情况的绝密文件《兵工月报》，每个月都由杨余庆秘密拍摄后送交蔡叔厚。从1932年到1935年，从未间断，也没出过任何差错。共产国际中国组负责人、佐尔格的继任者华尔敦赞扬说，“这样辉煌的成就应该颁发列宁勋章”。胡济邦通过四哥的推荐，又担任了俞大维儿子的英语家庭教师，即使在胡济邦调到外交部工作后，也未中断这层关系。“圆融通达的胡济邦，颇得俞大维一家喜欢，俞大维本人也对胡济邦从不防范，常在公务之余，和胡济邦谈论国事。”胡济邦与王昆仑的两个妹妹王素、王枫交好，与王枫更是中央大学的同学和学运成员，通过王昆仑的引导培养，卢志英于1933年介绍胡济邦秘密入党。刘鼎（阚思俊）在吴觉农护送下乘上火车前往中央苏区后，吴先清在吴觉农家的阁楼里生下了儿子阚文木。已被肖炳实（肖项平）介绍到上海拉姆扎小组工作的蔡叔厚，依然与吴家时常走动，自然与吴先清常打照面，都是知根知底特科的老同志，蔡叔厚便向肖炳实推荐了吴先清，自此吴先清便成为肖炳实的直接下线。蔡叔厚及他的老朋友陆久之、老战友吴先清都成为肖炳实直接领导下的情报组组长，除此之外，肖炳实在南京内政部还有一个情报员刘思慕（刘燧元）。陆久之负责的东京情报组有沙文汉和陈修良，吴先清负责的情报组则有沙文威。吴先清通过弟弟吴全源结识了中统专员陈宝骅，通过留苏同学胡世杰找到了沙文威。沙文威被大哥沙孟海营救出狱后，被安排到南京电话局工作，与组织失联已达四年之久。当胡世杰告诉沙文威“吴先清要见你”后，沙文威如期赴约，见面就告诉吴先清自己曾被捕过，这样的坦率令吴先清感动，更有一种感同身受的亲切和同病相怜的爱惜，她自己的丈夫也曾被捕过，也是动用各种关系营救、办过必要的自首手续才逃出生天的，现在不是照样在继续革命吗！吴先清打消了沙文威的顾虑，先恢复了沙文威的工作关系，后来又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沙文威被重新激活的最大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个大哥叫沙孟海，担任着朱家骅的秘书，这对于一个情报机关来说，就像是地质勘探人员发现了富矿。远在东京的沙文汉、陈修良收到了来自上海沙文威的信，陈修良回忆道：“看口气他同组织有关系，因此我们决定问他同党的关系，他告诉我，他同我的留苏老同学吴先清有交往，这一来我可以断定他是有党的组织关系的，我要求他同吴先清商议，我要求见到她，面谈一切。他回信说吴先清非常想见我，这就是告诉我，中央允许我恢复工作了，我和沙文汉两人决定回到上海去找四弟，这样我们在革命道路上展开了新的一页。”“我和沙文汉匆匆搭上轮船回到上海，直奔徐家汇四弟的住所，他同胡世杰、林友梅夫妇住在一起，生活很苦，”沙文汉、陈修良又通过沙文威见到了吴先清，吴先清又带他们坐上黄包车来到西摩路的一处住宅，去见老肖同志，“老肖就是肖炳实，也是留苏的同学，他很知道我的底细，他是吴先清的上级领导人。”老肖让沙文汉、陈修良夫妇回到东京继续去做情报工作，当陈修良问陆久之是否是党员、是否可靠时，肖炳实回答道：“他也是我们的情报工作人员，因为保密，没有入党，完全可靠。”沙文汉、陈修良夫妇回到了东京，沙文威则到了南京，住在大哥沙孟海家里。而此时的德国退役上将冯·塞克特自1933年5月首次访华后，已经担任了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总顾问，他在深入研究了四次围剿红军的失败经验后，正在用德文制定一个新的围剿计划。潘文郁被王明贬到顺直省委宣传部担任宣传干事不到半年，顺直省委遭到大破坏，潘文郁从天津逃到北平，寄居在北平西交民巷附近的文宣公寓，仍于1931年7月21日被捕。已叛变投敌的原顺直省委军委书记廖划（华）平，到审讯室指证了潘文郁的真实身份，潘只得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原李大钊秘书、曾任北平市委书记的黎天才（李渤海），此时已成为东北军情报系统负责人和罗章龙的“非委”成员，他看中潘文郁的才华，希望潘能帮助自己撰写《炮火下的中国国防》一书，苦劝潘文郁留取青山，潘文郁“对前途迷茫，又不甘就此牺牲，在拒绝提供党内机密，拒绝做危害其他革命同志的事情的条件下”同意自首，公开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并由黎天才保释出狱。同年8月，潘文郁与罗绮园、廖划平一起被中共开除出党。《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一书中这样写道：“在北平和天津，张学良、阎锡山在叛徒张开运、廖华平、潘文郁等帮助下，组织了若干特务组，出版了用于同样目的的刊物。”潘文郁因此而思想苦闷，情绪消极，转而开始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他以两年时间先后翻译完成《资本论》第一卷二、三分册，署名潘冬舟，由北平东亚书局出版发行。吴成方通过考察，决定发展潘文郁为北平特科成员，而北平特科的王继之和李光伟是潘文郁的同乡好友，吴成方先通过王、李二人与潘文郁接触谈心，随后又亲自与潘文郁谈话。潘文郁表示“只要党还信任他，他愿意重新为党工作，”潘文郁于是在1933年正式加入北平特科。除了潘文郁，“写了悔过书后获释”的杨青林也在北平特科的动员下，继续为党工作。1934年1月，张学良从欧洲回国，蒋介石问他去剿土匪刘黑七还是去剿鄂豫皖，张学良选择了后者，遂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但这时的张学良已非昔日的张学良，他开始对马列主义发生兴趣，通过吴成方的暗中运作，负责东北军情报工作的黎天才将潘文郁推荐给了张学良，潘文郁由此开始为北平特科做情报工作。黎天才、潘文郁随张学良到武汉行营后，黎成为行营机要组主任，潘成为机要组秘书并兼管档案，武汉行营的一切机密就没有了秘密可言。北平特科指定杨青林与潘文郁单线联系，潘文郁获取的情报都经杨青林转交北平特科，“北京特科又及时电告中共中央，或者设法通过秘密交通传到苏区。”张学良就任剿总副总司令后，“从东北军抽调了八十多个团的兵力，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却被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打得落花流水，他很困惑，不论是武器还是装备，红25军都远远不如他的东北军，却让他的围剿计划一败涂地。”要知道当时的红25军仅仅只有不到3000人，而且战斗员的平均年龄不足18岁。张学良的这种困惑，一直持续到1934年11月7日北平特科被破坏。刘思慕，广东新会人，生于1904年，幼小家境贫寒，遍尝人生的辛酸。后经同学甘乃光引荐，刘思慕结识了苏联顾问鲍罗廷，又经鲍罗廷推荐，刘思慕于1926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与顾淑型成为同学。1929年又游学德奥，于1933年秋回国。因其写文章时才思敏捷，下笔如有神助，常常一蹴而就，即使时间再紧张，也不会耽误交稿时间而被誉为“快手”。经顾淑型牵线，刘思慕与肖炳实相识，刘思慕答应肖炳实为一个“进步的国际组织把中文资料译成英文”。肖炳实“便替思慕在八仙桥青年会租了一个单人房间，借给他一架英文打字机，并拿来一些中文文件让思慕翻译，约定译好后由他亲自来取。思慕打开一看，才知道都是机密文件，也就心照不宣地译起来。”不久，肖炳实直截了当告诉刘思慕，他帮助工作的进步国际组织就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也即我们现在常说的上海拉姆扎小组。肖炳实“还建议思慕利用与国民党的内政部次长甘乃光和立法院秘书长梁寒操的老同学关系，打进南京政府任职，替远东情报组织搜集情报。”刘思慕经过活动，成功打入南京政府内政部，担任了甘乃光的秘书，“肖炳实向他交待了搜集秘密情报的具体要求。要他搜集的情报包括：国民党关于剿共方面的情报，特别是绝密的军事情报，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日对苏政策……”“思慕在南京刚安顿下来，肖炳实就来看他，带给他一架德国莱卡相机和一些胶卷，约定每隔一两周由他来南京取情报。后来他另有任务，改由黄维祐（黄君珏）来取。”刘思慕“每天将近下班时，他便挑选出一批重要的绝密文件，托辞带回家去看……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便把楼上的房门锁好，放下厚窗帘，换上大电灯泡，在妻子曾菀的协助下，把密件逐张拍摄下来。”谢甫生，又名谢荫祥，湖北大悟人，生于1902年，1927年经刘仲华介绍入党。刘仲华负责中央军委情报工作后，将谢甫生调入军委。据刘仲华回忆：“1933年至1935年，军委的主要任务是配合红军反对国民党对苏区的几次围剿……军委做具体工作的人员有王世英、刘秉琳、谢甫生等人。”又据刘仲华回忆，1933年至1935年间，“正是瑞金被包围，我们集中力量反包围，主要是收集敌人围剿的情报；打入敌人机要部门搞情报网，爆炸、破坏敌人到围剿地区的交通线等工作……1933年，上海党中央调谢甫生去武汉，完成收集敌人战略情报的艰巨任务。”“1933年春，谢甫生到武汉后，径直去找老朋友刘景武。刘过去曾和谢在冯玉祥部队干部学校一起学习过。现在是曹浩森机要秘书，专管作战计划与苏区情报。”在谢甫生的努力下，刘景武向谢甫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情报，从“1933年初到1935年初整整两年，谢（甫生）往返上海40多次送情报。情报内容涉及敌人从何处向苏区进攻，兵力番号、配备、部署、指挥，以及作战地图。”谢甫生拿到情报后，“情报送上海，中央在上海有个电台，管电台的是毛齐华……毛再把情报发苏区去，发出的都被中央苏区收到，直到长征前也未被破坏过。”谢甫生后来回忆，他于1933、1934两整年中都住在武昌刘景武家中，刘景武“将他掌握的全部机密（战略与战役的）毫无保留地交给党，致使我全国范围内的各根据地红军完成反围剿的胜利。”这样的机密情报自然包括了国民党军围剿红25军和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等情报。红25军开始战略转移，即是在谢甫生往上海送一次情报后发生的。关于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据笔者目前掌握的史料，中共至少从以下七个渠道获取了相关情报：在写这些情报获取的经过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红25军是如何开始长征的。1934年四五月间，刘景武回家时带回了一份重要情报：国民党军制定的一个集中6-7万兵力围剿红25军的作战计划。谢甫生连夜摘抄了敌人的围剿计划，并将作战地图描绘下来，于第二天乘第一班客船亲自送往上海。这份情报又通过秘密电台及地下交通员被送到了中央苏区。1934年6月，周恩来找程子华谈话，让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鄂豫皖苏区。据程子华后来的回忆，周恩来的此次谈话大致有以下要点：1、中央已经决定了,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根据地；2、当前在鄂豫皖地区，敌占绝对优势，敌人用碉堡封锁线，把我根据地不断压缩并分割成几小块，红军有被消灭、根据地面临丧失的危险；3、红25军应立即撤出老根据地，另找地区发展新根据地。程子华接受命令后，先找成仿吾详细了解鄂豫皖根据地和红25军的情况，接着在几个交通员的接力护送下，经过闽西、汕头等地来到上海，与组织接上关系后，他又与鄂豫皖省委的交通员石健民接上了头。在石健民护送下，程子华从上海经武汉等地，于1934年10月来到鄂东北苏区，找到了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郑位三接待、听取情况后，立即修短书一封，派陈锦秀将信送到六安、霍山之间的红25军驻地。徐海东回忆这封信的内容是：“宝珊、海东、焕先：中央派人送来重要指示，已到我处，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领红25军到鄂东来找我们。”接信后的红25军于当日（11月4日）开拔西进，在穿越敌人四道封锁线后，于11月11日在殷家湾与郑位三等会合，“当日看了中央派程子华同志送来的指示。大意是红25军应离开老根据地，另找地区发展新根据地。”看了指示信后，鄂豫皖省委立即在花山寨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指示，决定红25军立即实行战略转移。两天后，红25军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向西越过平汉路，进入桐柏山区，一路征战至伏牛山区时，货郎陈廷贤为红军带路，专走羊肠小道，避开了重兵把守的朱阳关、五里川一线，得以顺利入陕。红25军的长征原本堪称完美，它是四支长征队伍中唯一没有过雪山草地的红军，它是四支长征队伍中平均年龄最小却率先抵达陕北、也是唯一一支人数不减反增的长征队伍，但它有一个最大的失误和败笔就是误杀张汉民等数十名共产党员并主导了陕北苏区的肃反。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始于1933年9月，德军退役上将冯·塞克特为蒋介石谋划制定了碉堡围困战的“铁桶计划”，而李德则为红军制定了“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和“短促突击”等战法，因此，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实际上是两个德国人之间的斗智斗勇。而国共双方的谍报战在此时更是演绎得惊心动魄、淋漓尽致，直接影响着战局的走向和胜负。1、“蔡叔厚在工作中，机智勇敢，多次深入国民党政府内部，发展工作人员，探取秘密情报，屡建奇功。例如：当时国民党军事总顾问赛克特（德国人）为国民党制定的对军队进行全面改革的计划和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梅花桩碉堡战术的计划等等，蔡叔厚都根据组织上的布置，多方设法，通过在敌人内部工作的同志，及时把情报搞到手，交给了组织。”2、“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红军经常不失时机摆脱危险境地，转败为胜，潘文郁的情报起了重大作用。”台湾国史馆收藏有一份宪兵三团团蒋孝先于1934年11月17日致蒋介石的电报原文，题目为《蒋孝先电蒋中正据逮捕共党称潘冬舟现任剿匪总部秘书本年间曾窃取剿匪计划转送北方特科》。3、“当时，蒋介石正对江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关于围剿战况的报告，蒋的关于剿匪方针、政策、措施等的书面文件，（刘思慕）在甘乃光办公室都可以看到。”这些文件被刘思慕用莱卡相机拍摄后，由肖炳实、黄维祐从南京带回上海。4、“他（沙文威）在德国军事顾问塞格特的“铁桶计划”刚刚成型的时候，就从大哥处获得。”“赛格特的计划是用德文写的，蒋介石让（留德的）朱家骅翻译成中文；朱家骅翻译后让沙孟海润色，和大哥住在一起的沙文威，便把这个关系苏区存亡的围剿计划抄了下来！”5、胡济邦在俞大维家中“寻机找到了俞大维自庐山带回的军事文件，用特殊的照相机进行了拍照。然后，她和王昆仑又扮做情人去上海，安全地把洗好的胶片交到了王世英手里。”6、莫雄从庐山开会回到德安保安司令部时，顾不上吃饭，“马上吩咐左右将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即刻唤到我办公室。待他们到后，我便将从庐山带回来的所有文件从公文包中取出，让他们细看。他们飞快地看着，脸色随之而变。”莫雄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你们马上拿去交给党中央。”7、谢甫生自然从刘景武那里也得到了这份情报。因为“敌人的五次围剿计划，我们都通过原在冯玉祥部的刘景武……而先后获得。由李性涵和谢甫生取回，通过我地下电台发往中央。”但这些价值连城的绝密情报最终被博古、李德等人浪费，直到1934年4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失守，这些情报才被重新认识和重视。5月初，“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会后，一方面委托李德制定计划，另一方面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转移。”7月，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率领的红七军团对外称“北上抗日先遣队”，开始东征北上，与方志敏的红十军在赣东北会合后合编为红十军团，在赣闽浙皖边界活动，以达到“调敌”目的，策应红军主力转移。8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西进，在湘黔边界与贺龙、关向应的红二军团会合，达到了“探路”目的。因此，红军的长征并不是在仓促间决定的，实际上有长达半年的准备时间。牯岭（庐山）军事会议后，莫雄、胡济邦提供的详尽情报送达中央苏区后，在“铁桶计划”即将合围之际，中央红军的长征正式开始。1、《莫雄回忆录》 编者：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2、《莫雄——我与共产党合作的回忆》 口述：莫雄 整理：莫栋梁等3、《忠诚无悔：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刘仲华生平》3、《忠诚无悔：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刘仲华生平》作者：刘会军、蒋沫沫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