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沐浴在春日中的瓷都景德镇一片生机勃勃。三名神情肃穆的男子疾步走进“利兴福”瓷器店，其中一人大声喊道：陈老板在吗？
柜台后转出一个年约五十岁的老者，正是老板陈福林。陈福林脸上堆满生意人的标志性笑容，拱手道：我就是，诸位找我有事吗？
三个男人互相递了个眼色，彬彬有礼地说，有一笔生意，希望陈老板过府一叙。陈福林见对方操本地口音，不疑有他，上了对方的汽车，不一会儿就到了，陈福林跳下车，愣住了，眼前分明是公安局的大门。
他心中有鬼，下意识撒腿想跑，却发现两腿发颤，丝毫不能挪动。这时，接他的一名男子——也就是化装的民警平静地告诉他：你的真名是陈敬斋吧？
陈敬斋面色发白，嘴里喃喃道：我没有对不起你们，那个人不是共产党呀……
要求逮捕陈敬斋的，是中国农工党，正是由于他的告密，才让农工党创始人邓演达惨死于蒋介石的枪口下。
邓演达乃国民党元老，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和蒋介石共事多年，但他是坚定的左派，老蒋背叛革命后，邓演达愤恨不已，远走苏联，和宋庆龄、陈友仁等人商议另起炉灶组建第三党。
他于1930年5月秘密回国，开始雄心勃勃地实施组党计划。邓演达在国民党内人脉广泛，所以他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党前身）发展迅猛，而他在黄埔军校更是威望卓著，所以他号召成立的“黄埔革命同学会”吸引了杜聿明、宋希濂、周至柔等将领，连蒋的头号心腹陈诚也向邓演达暗送秋波。
这让蒋介石大为恐慌，军队是他的命根子，邓演达挖墙脚，严重触及他的底线，老蒋一面悬赏二十万大洋，一面派特务倾巢出动，一定要侦破邓演达的下落。
就在这时，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收到一封信，寄信人神神秘秘地说：本人知悉邓演达在上海的行踪，请派人以钟国昌寻弟名义，在《时事新报》上刊登启事，约定联系地点。
寄信人正是黄埔毕业生陈敬斋，他本是共产党员，结果“四一二”之后吓破了胆，独自逃奔乡下躲藏。第二年，他感到风头已过，于是来到上海谋事，遇上了老友王忱心，经后者介绍，他加入了“第三党”。
但第三党发的经费有限，毫无“钱”途，这让陈敬斋牢骚满腹，工作也懈怠起来，邓演达停了他的职，并准备调他去福建，他十分恼火，于是心一横，决定“赚取”那二十万赏金。
陈敬斋寄信后一个月，侦缉队长邓警铭和他接上了头。
1931年8月15日，由于陈敬斋告密，邓演达被捕，三个月后，蒋介石以最保险的方式处理掉了这个令他寝食难安的对头：暗杀。
陈敬斋在邓演达被捕后三天，欢天喜地地去讨要二十万赏金，打算出国留学。大特务叶秀峰接见了他，打着官腔对他说：出国是不可能的，给你两条路，一是你留下来给我们工作，二是奖励你一万元。
陈敬斋深知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得强忍怒火，不情不愿地答应了，结果一万元赏金被经手的邓警铭克扣了两千块，只到手八千块。
陈敬斋拿到钱后，如丧家之犬般溜回景德镇老家。农工党曾派两名刺客前去景德镇锄奸，结果未能得手，此后抗战形势吃紧，报仇一事只得暂时搁置。
1950年2月，江西省公安厅奉命督办此案，他们对当地年龄50至55岁之间、在外闯过码头又有文化的男性进行地毯式的排查，最后确定瓷器店老板陈福林有重大嫌疑。
陈敬斋被捕后，迅速押往北京受审，一起受审的还有原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邓警铭，陈敬斋见了邓警铭，勃然大怒，高声叫道：同志，你们要为我做主，这人敲诈了我两千块钱！
1950年3月，上海市公安局成功捕获军统大特务、保密局上海站站长刘葆珊，顺藤摸瓜，一大批潜藏的特务落网。然而这些人中却没有公安部门一直关注的大特务陈亦川，讯问了所有人，对陈亦川的现状也全都一无所知。
陈亦川曾经害死一位在民国如雷贯耳的传奇人物：斧头帮帮主、“暗杀大王”王亚樵。
1936年10月，陈亦川奉戴笠之命，率20多名特务潜入广西梧州。军统得到密报：曾策划刺杀蒋介石、宋子文并将汪精卫打成重伤的王亚樵正藏身于梧州，由桂系暗中庇护。
陈亦川已收买王亚樵部下余立奎的妻子余婉君。余立奎因追随王亚樵被捕，余婉君衣食无着，日子过得十分拮据，这让重情重义的王亚樵好生愧疚。
所以当余婉君来到梧州时，他欣然前去见面，当他进门的一刹那，埋伏的特务恶狠狠地扑过来，寒光闪过，王亚樵被乱刀捅死。
陈亦川立此奇功，赢得戴笠的交口称赞，连蒋介石都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
侦查人员一筹莫展之际，特务姜深义提供了一条有价值的线索：陈亦川有个姘头，是一个名叫申少珍的女报务员，两人曾在南京同居，后来国民党房倒屋塌，他们也就大难临头各自飞了。
申少珍原本是南京邮电局的职员，后来跳槽军统，公安人员走访申少珍的邮电局前同事，有人一拍大腿，大叫道：我前几天才见过她，她现在搭班子唱戏呢！
申少珍果然藏身于一家名为“吴家班”的绍兴戏班子，这一天戏班正在夫子庙演出，观者如堵，叫好声响成一片，侦查人员不愿惊动群众，打算演出结束后动手，但狡猾的申少珍嗅出了异样的气息，借后台化妆的机会溜出后门，金蝉脱壳了。
不过她没能走远，几天后警察在江宁县逮住了她，当时她把一位丧偶的土财主哄得心花怒放，正热火朝天地筹办婚礼。
遗憾的是，申少珍也不知道陈亦川的下落。1949年4月，陈亦川惊慌失措地离开南京，之后再未联系她。
上海市公安局无计可施，除了要求各分局密切注意该犯线索，只能暂时偃旗息鼓，搁置此案。
比大隐隐于市更安全的地方是哪里？资深特务陈亦川交出了完美答卷：他正躲在上海的监狱里，侦查人员在监狱外布下天罗地网，哪里能伤到他分毫？
上海解放后，陈亦川化名徐庆楚，隐身于上海弄堂中。他故意卖个破绽，装出形迹可疑的样子，邻居果然举报了他，于是，他作为一般嫌疑分子锒铛入狱。
人算不如天算，陈亦川在牢里过了几个月的逍遥日子，一天放风时，一名刚进来的犯人忽然指着他，惊诧地叫道：陈长官！
陈亦川就这样暴露了。上海公安暗叫侥幸，将他钉上脚镣，严加看管。
王亚樵的儿子王继哲、旧部郑抱真、老友许习庸得知后，去信上海方面，要求血债血偿，陈亦川遂于数月后被一枪结果性命。
1950年10月的一天，成都北郊的新都县，民警高俊峰向往常一样沿街巡逻，路过一家香烟铺，他习惯性地往里瞥了一眼。
烟铺老板正坐在椅子上看报纸，只见他双腿并拢、腰杆挺得笔直，双手高举报纸，遮住大半张脸——高俊峰心中泛起一丝异样，似乎有哪里不对劲，他思索片刻，明白了：老板坐得不对！
川人好享受，坐卧大多松松垮垮，安逸得很，像烟铺老板这样正襟危坐的属实罕见。高俊峰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这人一定受过专门训练，十有八九是个军人。
他不动声色，悄悄闪入对面的裁缝铺，目不转睛地盯着香烟铺——铺子的生意相当冷清，不一会儿，里屋出来一名中年妇女，将一杯茶放在老板面前，老板一手捻着报纸，一手端起茶杯一饮而尽，妇女殷勤地为他续杯，过了一会儿，又为他递烟点火，服侍得相当周到。
高俊峰有些嫉妒地想：这老板家庭地位这么高，哪里是成都男人？此事必有蹊跷！
那位老板娘，高俊峰也觉得透着一丝古怪，总觉得她举手投足间过于优雅，不像是市井百姓，倒像是富家太太。
他向街坊打听，才知道烟铺老板名叫王家宾，不是本地人，一年前来此落户，对人一直客客气气的，但都巧妙地保持着分寸，几乎没有一个相熟的朋友，所以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这就显得十分可疑了。
这人很可能是国民党大官，看他藏头露尾，一副见不得人的样子，没准手里还有血债。
高俊峰立即向上级报告了自己的发现。
侦查人员明察暗访，很快查明了王家宾的真实身份：原国民党云南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也是当年杀害李公仆、闻一多先生的凶手之一王子民。
一个幽静的午后，王家宾正在闭目养神，三名神情严肃的便衣民警走进店中，王家宾瞟了一眼，懒洋洋地问道：买啥子香烟呢？
对方没有回答，王家宾不耐烦地抬头，却见三人直勾勾地盯着他，他不由打了个寒颤，背后直冒冷汗，忙直起身子，陪笑道：各位，有什么事吗？
一人严厉地问道：你是王家宾吗？
王家宾点头称是，对方掏出一张证件，冷冷地说：我们奉命逮捕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王家宾大惊，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强作镇定道：警察同志，你们弄错了吧，我是个小生意人，一向奉公守法…
民警不由分说将他押走，王家宾妻子听到动静出来，放声大哭，引得街坊四邻聚集围观，议论纷纷，王家宾定了定神，挤出一丝微笑对众人说：肯定是他们搞错了，我去去就来。
王家宾在审讯室里坚称自己是小商人，只是问起他从前的经历，他便支支吾吾，审讯人员干脆单刀直入道：民国35年，昆明有两位教授被害的事，你知道吗？
王家宾脸色苍白，低声道：好像听说过。
审讯人员一拍桌子，喝道：只是听说过吗？难道不是你一手策划的吗？王子民！
王子民脸色瞬间变得惨败，知道自己的身份已被识破，心理防线逐渐崩溃，只得垂头丧气地交待了自己的罪行。
1957年初春的一天，江苏盐城的一家小酒馆里，夜色已深，快到打烊时间，几个男人大声吆喝着推杯换盏，一个年轻小伙不胜酒力，借口家中有事起身，却被一名醉醺醺的中年大叔一把拉住，大着舌头含糊不清地说：来，再陪我喝两杯。
小伙子连连摆手道：对不起，天色太晚了，我妈喊我回家吃饭！
中年人大怒，破口大骂道：别给脸不要脸！老子可是杀过人的，还是两个，不信你去昆明打听打听！
小伙心中大震，脸上却陪着笑，举起酒杯应付醉得不省人事的中年人。
第二天，小伙就向公安部门举报了那个叫蔡云旗的中年男人。他提供的信息让侦查员们喜形于色，原来警察一直在监视蔡云旗，他们怀疑蔡云旗干过特务，而且是1946年杀害著名学者李公仆、闻一多的凶犯之一！
1949年秋天，一脸倦色的蔡云旗回到盐城老家，他身上揣着一张解放军签发的起义人员证明，原来他是国军陈明仁部的一名中校参谋，陈部在湖南通电起义，蔡云旗被遣散，得以还乡。
他老老实实地去当地政府登记，按照他的说法，抗战爆发后，正在扬州中学念书的他决心投笔从戎，于是进入军校学习，之后一直在国军当基层军官，曾作为中国远征军一员赴缅甸作战。不过在他自己填写的经历里有一段耐人寻味：1946年至1947年，他在大理养伤，伤愈后才去了湖南。
蔡家是富甲一方的地主，但蔡云旗刚回家，土改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他家田地被收，一向饭来张口的蔡云旗不得不下地劳动，只是农活完全不会，只得开家小油坊榨油为生。
1950年初，有人向公安局报告说，1947年时在上海见过蔡云旗，那时他说自己在南京吃了一百天的牢饭，刚放出来，要派到湖南当参谋，怀疑他隐瞒了黑历史。
这经历和“李闻血案”的特务倒有些像，当时蒋介石迫于全国压力，下令将凶手捕到南京，实际是加以保护，风声过后便释放了。解放后，当时策划行凶的稽查处长王子民已被逮捕处决，但他供出的特务中并无蔡云旗，但是有个“蔡文其”，很可能是审理人员被方言误导制造的乌龙。
遗憾的是，盐城警方向云南和四川方面询问，均未查到蔡云旗其人，苦于无证据，只得放过蔡云旗，暗中查访。
1957年，因蔡云旗酒后失言，侦查员们决心奔赴昆明弄个水落石出，在浩如烟海的档案里，他们终于找到了“蔡云旗”三个字，这厮当年是国军预备第二师的谍报组长。
蔡云旗被捕后，说出了真相：抗战结束后，他离开军队去大理做生意，结果赔光了本钱，只得去昆明求职，遇到了军校同学、城防司令部谍报队长陈国华，于是顺理成章地在昆明上任了。
蔡云旗曾率特务跟踪李公仆，但未参与刺杀。闻一多遇害却是他一手操办，他混入闻一多演讲的会场，又带着特务一路跟踪行凶，当然，他只是躲在一边发号施令，没有亲自动手。
蔡云旗嘴硬地说，自己只是执行上峰的命令，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何况他没有开枪，所以罪不至死。
他的理由自然是不成立的，作为行动的领导者，罪大恶极的蔡云旗被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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