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红军进入黔北名城遵义。由于红军秋毫无犯，因此入城时，遵义百姓敲锣打鼓，成群结队地走上街头欢迎红军，这让一路披星戴月的红军战士无比感动。
在迎接的人群中，有一个身躯瘦小的女孩，名叫李小侠。她是遵义三中的学生，年纪虽小，却也是“红军之友社”中一名活跃的干将。这“红军之友社”本来叫“反日反帝同盟”，是一帮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自发组成，因为红军来黔，所以顺理成章地改了名。
李小侠着迷地看着络绎不绝的红军战士，眼神中充满崇拜，忽然，她的目光被牢牢吸引了：竟然有女红军！她好生羡慕，便一路尾随着女红军们，在女红军的驻地（红军总政治部）门口徘徊不去。
一名和蔼可亲的女红军给她端来一张板凳，和她攀谈起来。
李小侠说，她今年十七岁，家住城门口，念过中学，平时就爱看个进步书籍，非常希望能加入红军。
女红军李伯钊（杨尚昆夫人）笑着说：当女兵可苦得很呢，只怕你坚持不下来。
李小侠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怕苦！
红军在遵义建立政权，李小侠也被推为妇女委员，在大会上激情演讲，令人瞩目。不过由于国民党军自四面八方扑来，红军决定转移。临行前，李伯钊问李小侠：你还想参加红军，跟红军走吗？
李小侠没有一秒钟的犹豫，脱口而出道：愿意！
李小侠动员“红军之友社”的好友们一起上路，谁知她说得口干舌燥，这些人只是一言不发。李小侠火冒三丈，怒斥道：你们既然不愿意走，怎么还来登记，白吃这么多天的饭？终于有人吞吞吐吐地说：我以为红军不走了……真要离家出走，爸妈怎么办？
李小侠几乎眼泪要掉下来，一赌气说：你们不走，我一个人也要跟红军走！
李小侠加入红军后，随红军二渡赤水，后又二进遵义，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但组织上要求她留下来，参加黔北游击队，她含泪答应了。
可惜游击队在严酷的环境下生存窘迫，几个月后李小侠被捕，后虽被保释出狱，但由于形势严峻，不得不隐蔽下来，后来她选择和一位小学校长结婚，过起了相夫教子的普通人日子。
1936年2月，贵州黔西17岁的放牛娃任绍全参加红军。
这支队伍是长征中的红二、六兵团，他们于1936年1月渡过乌江，原计划在黔西建立根据地，在当地又是打土豪又是搞宣传，开展得有声有色，小小年纪的任绍全见红军待人和气，为穷苦人着想，好生向往，所以当红军前来村里招募新兵时，他义无反顾地应征了。
一个月后，蒋介石调动各路国民党军队铺天盖地般杀来，红二、六军团被迫转入云南境内，后来又北上川康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新兵蛋子任绍全也离开家乡，他已经是一名传令兵，在攻打宾川县城的战斗中，他表现出色，算得上合格的红军战士了。
部队经过香城（今属甘孜）的时候，任绍全忽然发起高烧，每走一步都眼冒金星、脚底发软，队伍决定将他安置在一位藏族老妈妈家中养病，望着战友们的背影消失在天边，任绍全眼中洒落几行清泪。
任绍全从此和大部队失联，他一共只当了六个月的红军。
任绍全和藏族老妈妈相依为命，在当地淘金为生，一晃就是五年，老妈妈去世了，任绍全甚感孤独，于是收拾行囊，准备回贵州老家。
途经丽江石鼓镇的时候，他坐在街角歇息，忽然闯出几名国民党大兵，不由分说将他架到一辆卡车上，任绍全大吃一惊，到了目的地才发现自己被抓壮丁了，不过不是去和红军打仗，由于交通闭塞，他并不知道山外发生的事情，此时才知道，如今已是抗战时期，他即将前往的目的地，是国境之外的缅甸。
任绍全参加了滇西会战，成了国军中的一名老兵油子。他常将国军与红军作对比，红军官兵平等，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国军打骂士兵是常态，克扣饷银是家常便饭，因此他对国军无比厌恶，抗战胜利后，他瞅准机会做了逃兵，在大理各地打零工为生。
1949年初，任绍全听说丽江的剑川县有解放军的游击队活动（即“滇桂黔边纵队第七支队”），这真是喜从天降，于是，他风尘仆仆地赶到剑川，在说出自己的故事后，他被游击队接纳，成功返回自己的队伍。
这一年他30岁，距离他第一次参加红军已过去十三年。
1935年9月，长征中的红军基本走出茫茫大草原，到达若尔盖草地的班佑、巴西地区。一天，红三军团的排长罗永佑领着几名战士外出筹集军粮，经过一片密林时，冷不防飞来一阵冷枪，罗永佑闷哼一声倒在地上。
战士们赶紧将罗永佑抬到简易的战地医院，军团长彭德怀闻讯后赶来，看到罗永佑胸口的衣衫已被鲜血浸透，意志如铁的彭大将军也忍不住落泪。
原来，罗永佑是彭德怀的“外甥”，他是江西南康人，但母亲来自湖南，是彭德怀的本家妹妹，所以罗永佑喊他舅舅（还有一种说法是，二人并无血缘关系，彭德怀挥师赣南时，曾住在罗永佑外婆家，所以才认他做了外甥）。
罗永佑17岁就闹着参加了红军，也是一个四年资历的老兵了。
罗永佑断了一根肋骨，伤势严重，彭德怀皱着眉头，沉声道：永佑啊，部队马上出发了，你就留在这里安心养伤吧。
罗永佑泪流满面，哽咽着说：舅舅，我不想离开队伍，给我一副担架，或者一匹马也行，我能坚持。
彭德怀于心不忍，踌躇半晌，无奈地说：永佑，你是红军战士，要服从纪律。
他伸手在兜里摸索了半天，可惜身上空空如也，最后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摘下胸口别着的钢笔，塞到罗永佑手中，叮嘱道：好好养伤！
罗永佑目送舅舅的身影消失在门外，他做梦也想不到。这竟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傍晚，淳朴的藏民扎巴受红军之托，牵着毛驴驮走了罗永佑。半年后，罗永佑的伤势痊愈，他开始四处打听红军的行踪，但是那里是一望无际的西藏，和外界的联系并不多，没有人可以告诉他答案。
罗永佑一路从阿西茸流浪到阿西牧区，为了生活，他改名为更特尔，学会了骑马放牧，成为一名纯粹的牧民，并娶一位藏族姑娘为妻，在当地安定下来。
1951年，罗永佑老家南康县认定他为革命烈士，风风光光地将烈士牌匾送到家里。
两年后，罗永佑——确切地说，牧民更特尔——正在娴熟地驱赶牛群，忽见远处走来几个穿中山装的汉人，他心中一热，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奔跑上前，他的汉语忘得差不多了，只能一边比划一边“伊哩哇啦”地乱叫。
那几个入藏干部终于弄明白了罗永佑的话，他们亲切地称呼罗永佑为“老表”。
1956年 ，罗永佑收到阔别21年的舅舅彭德怀的信，彭总嘱咐罗永佑有时间回江西老家看看，并请他来北京一叙，罗永佑回信道：我已习惯草原的生活，并且我也有自己的家庭了，在哪里不能为国家做贡献呢？
罗永佑曾经在60年代回乡探亲，遗憾的是，由于某些原因，他再也没能和舅舅彭德怀见面。
1935年7月，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沿着四川阿坝州的高山密林一路向北。在人群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她们一个个身材娇小，脸上涂满污泥，只有走近看才能发现，这竟是一队女兵，这就是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团。
22岁的安秀英也是其中的一员，她生于四川阆中的贫苦农家，年幼时父亲去世，母亲实在无力养活四个儿女，只得将年纪最小的安秀英送到一户地主家当童养媳，那家人对她十分刻薄，稍不如意就是拳打脚踢。
终于有一天，安秀英不堪忍受毒打，偷逃出家门，只是天地之大，却不知该往何处去，急得蹲在路边嚎啕大哭，忽然有一列肩上扛枪的人经过，其中一名戴眼镜的中年人见她哭得伤心，上前温声细语地询问，安秀英抽抽嗒嗒地说了原委，说自己无处可去，那人忽然说道：小姑娘，你愿不愿意参加红军？
安秀英就这样成为了一名红军战士。
话说安秀英随大部队疾行，林子里忽然“啾啾啾”射出一排冷枪，她只觉得腿上一股钻心的剧痛袭来，低头一看，右边的裤腿已被鲜血浸透。
她的伤势不算重，没有伤到骨头，卫生员替她简单包扎一番。现在的问题是：她无法继续行军了，战友们只得将她和其余十几名伤员留在一间小庙养伤，安秀英百般不舍，也不知偷偷哭了几回，却也无可奈何。
数月后，安秀英可以下地行走了，她和几名战友结伴同行，沿途打听部队的消息，一直找到黄河边，一无所获。几人商量一番，觉得不如回到四川的老根据地，也许可以和组织联系上，行至壤塘县境内，一伙如狼似虎的土匪包围了她们。
土匪大头领周某将安秀英带到山寨，做他几房妻妾的丫鬟，安秀英几次逃跑，奈何土匪老巢位于深山老林，她人生地不熟，每次都被抓回，直到1939年，匪徒们发生内讧，周某被部下打死，其余人一哄而散，安秀英也趁乱逃到小金县城，做些零工勉强度日。
一位老婆婆看她可怜，收留她做了干女儿。在老人的牵线搭桥下，安秀英和农民杜汝德结为连理，从此落脚小金县。
解放后，能干的安秀英被推选为村长，做了二十几年的村官后，她退休安享晚年，并于1984年落实流落红军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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