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30日，华北大地上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也纷纷扬扬地落下雪花，北风呼啸，一间小屋里漏出昏黄的灯光，刚刚过完55岁生日的主席伏在案头，聚精会神地写作。
这是一篇新年献词，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在1949年的新年来临之际，解放战争的形势日趋分明：国民党大势已去，淮海战役即将落幕，杜聿明的三个军团被围困在陈官庄，覆灭在即。在北方，解放军已将平津围得铁桶一般，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已成釜底游鱼，问题的关键只在于是武力破城还是和平开城。
数千里之外的南京城，“总统府”张灯结彩，墙壁上贴着七彩剪纸，宛如龙宫一般，然而出席新年晚宴的军政大佬们却一个个哭丧着脸，蒋介石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招呼众人落座。
这是一顿沉默的晚饭，众人只顾埋头苦干，只有杯盘碰撞声、咀嚼食物声。蒋介石阴沉着脸，忽然说道：现在局面严重，有人主张和谈，我已拟好一篇文稿，准备在元旦发表，现在征求诸位的意见。
这篇文稿的中心思想是：只要保留国民党的国体、法统、军队，他愿意议和。至于蒋介石本人，却不肯干脆地说出“引退”或“辞职”的话语，只是模棱两可地说：
“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张群念完稿子，全场鸦雀无声，蒋介石扭头转向一旁的副总统李宗仁问道：德邻兄，你可有意见？
李宗仁面无表情，淡定答道：并无不同意见。
忽听得一声惊天动地的哀嚎，只见“CC系”大将谷正纲面带泪痕，呜呜咽咽地重复道：总统不能下野，总统不能下野，总统不能下野......
他的弟弟谷正鼎和同僚张道藩见他抢得先机，愣了半晌，赶紧附和着叫道：总统下野不利于人心稳定，我们坚决反对！
大佬们静静地看着他们表演，蒋介石得此忠臣，心里暖暖的。谷正纲越发卖力，捶胸顿足地嚎哭道：国不可一日无君，总统不能走......
“立法委员”萧同兹、范予遂看不下去，出言驳斥，他俩人微言轻，没有什么思想负担，一时间争得不可开交，蒋介石忽然恶狠狠地说道：我之要下野，不是因为共方，而是本党的某一派系。
说完，他铁青着脸起身，拂袖而去。
蒋介石的引退，不过是缓兵之计，企图打着和平的幌子，赚得国共和谈，争取划江而治，他好趁机抓壮丁编练新军，再和共产党一决雌雄。这点小伎俩自然瞒不过伟人，1月5日，主席发表《评战犯求和》，一针见血地指出：
“我们早就说过，蒋介石已经失去了灵魂，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了。”
三天后，中央开会通过《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自信地宣称：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战役以后，就国民党的军事主力已经被歼这一点来说，国民党政权已经在基本上被我们打倒了。
1949年新年伊始后，解放军在各条战线上势如破竹：
1月10日，河南永城陈官庄，解放军战士如猛虎下山般冲向包围圈中的国军，慌不择路的杜聿明被两名小战士缴械，淮海战役画上圆满的句号。
华东野战军乘胜追击，连下蚌埠、合肥、扬州等十四城，如入无人之境，直杀到长江北岸，吓得南京城中的达官贵人一夕数惊。
1月14日，四野发起天津战役，仅用29个小时便结束战斗。困守孤城的傅作义自知大势已去，只得心有不甘地接受改编，将部队开出城外，北平和平解放。
1月21日，农历小年，蒋介石黯然下课，“副总统”李宗仁并未如愿扶正，而是“代行总统职权”。
话说蒋介石宣布辞职后，匆匆步出会场，忽听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声音：总统！总统！蒋介石扭头一看，只见须发斑白的于右任老先生喘着气，颤颤巍巍地上前道：为表和谈诚意，总统能否在离京前，下个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
蒋介石不耐烦地挥手道：我现在不是总统了，有事找德邻商量吧。
李宗仁对这件事很上心——他以为老蒋一去，他便可以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两次指示参谋总长顾祝同放人。顾祝同推了个一干二净，回复说：张学良的事找台湾的陈诚，杨虎城的事找重庆的张群，和我无关。
李宗仁又致电陈诚，陈诚倒是有意成人之美，不过得请示蒋介石，他向蒋介石发报说：我觉得张学良可以放，“释之无关重要,久羁适足为累”（放了没啥影响，关着浪费粮食）。
蒋介石的回电来得很及时：别听李宗仁的。
2月4日，桂系干将程思远带着李宗仁的释放令飞赴台湾，与陈诚相谈甚欢。但是提到正事，陈诚话锋一转，为难地说：其实我无权释放张学良，蒋先生不让我插手，具体负责的是毛人凤的保密局，这事还得蒋先生点头。
程思远悻悻然地返回南京。李宗仁如梦初醒：正在老家溪口镇“颐养天年”的蒋介石，实际上仍牢牢把控着国民党的大权，在幕后遥控指挥。
1月31日，正月初三，春寒料峭。一辆汽车碾过西柏坡枯草覆盖的黄土地，一个西装革履的外国男人跳下车，一眼瞥见欢迎的人群中有一个高大的身影。
苏联特使米高扬疾步上前，打量着这位朴素的中共领袖：他穿着一件鼓鼓囊囊的旧棉衣，料子洗得发白，宽阔的面庞上绽放着笑容。
新年伊始，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收到了一封国民政府的照会，请求苏联政府出面，劝共产党高抬贵手，“共同建国为重”，别打了。
斯大林陷入了沉思。最近一年来，中国内战的形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解放军势如破竹，令斯大林暗暗心惊，淮海战役结束的消息传来，斯大林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本子上写道:60万战胜80万，奇迹，真是奇迹。
沉睡的狮子即将觉醒，斯大林心底隐隐飘过一缕恐惧。
他下令将国民政府的原因转给中共，并就如何调停征求中国同志的意见。谁知教员的回电干净利落，丝毫不留余地：你们应明确不调和，并建议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
主席握着米高扬的手，热烈地说道：欢迎！欢迎！
米高扬讲究地洗了把脸，踱进主席的办公室：一间低矮的小平房，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这套略显“奢华”的家具是正太战役解放井陉城缴获的战利品），早有工作人员捧上香茶
米高扬递上一块精美的毛料，带着三分倨傲，三分谦恭，浅笑道：这是斯大林同志送给您的礼物。
他顿了顿，说道：我这次是带着耳朵来的，不参与讨论决定性的意见。我听取你们的意见后，回去向斯大林汇报，最后由他拍板。
主席并不在意，开始侃侃而谈：
“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发展较为迅速，军事进展也很快，可能用不了太多的时间，就是说，比过去我们预计的时间会要短些，就能过长江，并向南推进。估计渡过长江后，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攻克南京，占领上海等大城市和主要市镇......”
他从军事形势谈到战后建设：
“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做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理......”
米高扬眨巴着眼睛，几次忍住要插嘴的冲动。只是在教员提到“青年占全国人口半数，除了青年团，应该建立学生联合会或其他组织形式”时，他下意识地脱口而出道：有共青团还不够吗？这样会不会分散甚至分裂青年的力量？
主席脸色腾起一片乌云，不悦道：中国有两亿年轻人，把他们圈起来做什么？
米高扬嘴角触电般抽动，讷讷道：抱歉，我是带着耳朵来的，不发表意见。
不过，他想一直做闷葫芦是不行的。主席冷不丁问道：外蒙可否和内蒙统一，并入中国版图？
米高扬吃了一惊，脸涨得通红，梗着脖子，断然道：不可能！蒋介石的政府早已公开承认外蒙“独立”，外蒙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文化，也有自己的发展道路......
一旁的任弼时听不下去了，委婉地说道：外蒙只有一百万人，内蒙可有三百万人......
米高扬狡黠一笑，得意地说：蒙古人尝到了“独立”的甜头，还会愿意回头吗？
数日后，主席设宴款待米高扬。米高扬施施然走到饭桌前，不禁眉头微皱：我可是斯大林同志的使者，你们就拿这么寒酸的饭菜招待我？说好的尊重呢？
桌上摆着红烧肉、红烧鱼、炖土鸡，肉是农家纯天然散养，鱼是炊事班专门从滹沱河里打来的，这是西柏坡史无前例的高规格盛宴，五大书记平时哪有这待遇？
一阵浓郁的清香飘来，闷闷不乐的米高扬脸上绽放出笑容，下意识地舔了舔嘴唇：原来是几瓶汾酒。
米高扬作为战斗民族，自带嗜酒基因，早已把持不住，频频向主席举杯，周副主席忙端起酒杯挡酒——毛周二人，一人好烟而不善饮酒，一人不抽烟却酒量如神。谁知那米高扬瞪着眼，嘴里嘟嘟囔囔，表达着不满。
主席微微一笑道：米高扬同志，我们中国人讲究吃香的喝辣的，方显男子气概，今天我们就一口酒一口辣椒，你看如何？
米高扬顺口答道：没问题！
一盘红艳艳的朝天椒已经上桌，主席轻轻拿起一棵塞进嘴里。米高扬见他面不改色，也往嘴里丢了一棵，习惯性地大嚼，刹那间，一股灼烧刺痛感从口腔流经全身，额头上汗如雨下，脸蛋红胀如猪肝，眼里几乎堕下泪珠。他拿眼偷觑，只见主席津津有味地吃了两三棵，不甘示弱，强忍着吃了第二棵，忽然，他伏在桌子上，剧烈地咳嗽起来。
他喘了口气，怪叫道：主席同志，这不公平！
面红耳赤的米高扬辩解说：自己不爱吃辣椒，所以不公平。
主席点头称是，笑吟吟地说：吃辣你不行，喝酒我不行，这样吧，我吃一个辣子，你喝一杯酒，你意下如何？
米高扬对自己的酒量自信满满，连连道：哈拉少！哈拉少！
米高扬一口一杯，豪气顿增，感觉自己是扬威国际的民族英雄。也不知灌了多少杯，他感觉体重在减轻，整个人轻飘飘的，大脑似乎运转不灵，终于软塌塌地趴在桌子上。
主席依旧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面前整整齐齐摆着35个辣椒柄。
中间还有个插曲。当炊事员喜孜孜地端上红烧鱼时，米高扬鉴赏艺术品般左右端详，问道：这鱼是死的还是活的，我不吃死鱼。
周副主席感到莫名其妙，但还是耐心解释道：这鱼是昨天刚从河里捞的，捞上来时是活的，做成菜当然是死的。
米高扬继续纠缠道：反正我不吃死鱼，死鱼不新鲜。
众人都劝道：大冬天的，鱼很新鲜，可以放心食用。
主席陡然抬高音量，严厉地说：他不吃，我吃。
这事还有下文，这年年底，新中国成立伊始，主席出访苏联，下榻克里姆林宫，特意叮嘱工作人员：苏联人如果送鱼，就说我只吃活鱼。
米高扬带着耳朵在西柏坡待了一周时间，可惜没有带上头脑。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对解放军是否有能力打过长江依旧半信半疑（或许是内心不愿相信）。几乎在同一时刻，国民政府宣布“迁都”广州，苏联大使罗申竟然巴巴地跟着去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反而留守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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