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二战中的韩国抗日武装，大家首先想起的肯定是在中国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下在中国东北打游击的朝鲜抗日游击队，但鲜为人知的是，在二战后期，韩国南方也曾出现过一支抗日游击队，其领导人南道富后来在朝鲜战争中又加入了人民军，与美军及其仆从军作战，并最终在战争结束一年后被俘牺牲，笔者今天就来介绍下南道富生平的相关事迹。
南道富（남도부），原名河俊秀（하준수），1921年12月14日出生于南韩庆尚南道咸阳郡屏谷面道川里的一户地主家庭，是家中六个孩子中的老大，其父河钟泽曾任屏谷面面长（相当于镇长）达24年之久。虽说出生于地主家庭，但南道富从小颇有民族气节，1937年在晋州中学读三年级时因为暴打了一名趾高气扬的日本教师而被学校开除。
南道富被开除后，在父亲的安排下又远赴日本留学，转入骏壹商业学校直接读四年级，毕业后又考入著名的日本中央大学法学部。1943年南道富毕业回国后，正值日军在南太平洋战场连吃败仗，开始在韩国国内强制征兵参战。上了征兵名单的南道富不愿为日本人卖命，在一个大雨天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逃入了咸阳郡西北部海拔1245.8米的大峰山。
之后，由于逃避征兵的人相继逃入大峰山，这伙人后来集体转移到活动范围更为广阔的智异山区，此时他们共有73人，组建了一支名为“播光党”的抗日游击队，意为“让我们传播国家之光”。为了求得生存，他们从派出所里抢到枪支，与进山搜捕的日军讨伐队发生交火，很快打出了自己的名气，之后又不断有逃避征兵的人进山投奔他们，使得播光党的人数很快增加到150人。
1945年朝鲜半岛光复后，南道富带着弟兄们走出深山，回到老家咸阳郡，把被日本人雇佣的韩国伪警察都抓起来，并自己任命了郡守梁志焕和警察局长朴甲洙。之后，中左派独立运动领导人吕云亨的特使建俊来到咸阳郡，建俊承认了南道富在咸阳郡的地位，南道富也表示愿意认吕运亨为最高领袖 ，并任命建俊为咸阳郡独立筹备会的主席。
不久，美国占领军在南韩登陆后，也派了第24军40师的一个宪兵排来到咸阳郡，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释放了被南道富关押的日伪警察，连审查都没审查就直接把他们全部任命为新成立的韩国国家警察。由于南道富的中央大学学长郑范锡曾任美国占领军司令部的刘易斯上尉的翻译，靠着这层关系，刘易斯上尉曾试图阻止美国宪兵的这种过于宽大的行为，不过很快他就被打发回国了。
在身为右派的岳父李敏钟的推荐下，南道富在前往汉城时曾被选为筹备委员会选中的临时总统李承晚的警卫队长，不过这个任命由于筹备委员会被美军强制解散而终止。之后南道富回到咸阳郡，才发现当地已经乱作一团，重新掌握地方实权的日伪人士正在疯狂抓捕他，没办法，南道富只好和昔日一起抗日的弟兄们再度逃入德裕山中。
1946年11月23日左派组织南劳党完成重组后，曾试图拉拢南道富入伙，结果被后者拒绝，因为他所追随的吕云亨是个中左派人物，企图走左右翼联合的中间道路。然而造化弄人，1947 年7月19日吕云亨遭右翼暗杀身亡，为了给其报仇，南道富终于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南劳党。南道富随后被任命为咸阳郡副委员长，并很快拉起一支1000多人的游击队，袭击那些残害左翼群众的韩军宪兵和右翼团体。
这时，在苏联支持下组建起来的朝鲜人民军，也向南韩派出特工并成立了名为“人民革命军”的地下游击队，曾追随吕云亨的李赫基加入了这个组织，并被任命为大田南部第二区的负责人。被李赫基任命为全罗北道兼智异山游击队队长的吴英珠，奉其指示联络到了南道富，并邀请后者到平壤出席了1948年4月20日举行的朝鲜全国党政社团代表大会。
因为南道富具有在智异山打游击的经验，所以他随后被任命为人民军江东政治学院的特别战术研究组副组长和军事教员，专门为对南渗透战培训指挥员。与其他教员的为期三个月或六个月的短期课程不同，南道富所指导的特战班据说学制长达三年又六个月，这当然是不符合实际需求的，事实上他手下的绝大部分学员还没学满一年，就被派去穿越三八线奔赴南韩开展游击战争。
1948年10月19日丽水兵变发生后，人民军游击队在南方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负责对南渗透工作的朴宪永、李承烨决定向南方大规模派遣游击队。1949年8月4日，原济州岛游击队指挥官金达三，与南道富一起带领300多名游击队员，奉命以人民游击军第三军团的名义南下太白山地区，在顺利抵达了庆尚北道的宝贤山后，他们会合了第一军团残部100余人和韩军第6、9联队起义官兵180余人。
虽然这支小部队在韩军准将李亨根指挥的第3师团的围剿下损失惨重，半年后仅金达三、南道富和徐哲等带着残部50多人逃回北方，但还是受到了人民军战友们的热烈欢迎，南道富甚至还被授予中将军衔，他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改成现在的名字。曾任南道富的参谋长、1954年被俘后归化的成日基对南道富的中将身份表示怀疑，说当时的说法是等他们被编入正规军后南道富才能成为中将。
1950年6月中旬，朝鲜战争爆发前夕，人民军总司令官召见南道富，并发布命令说：“现命令你于6月24日率军潜入江原道蔚州郡，并在那里以神佛山为基地，拦截仆从军后方的所有列车，彻底摧毁其后方运输线。6月25日黎明我军将全面进攻，10天后我们大邱见！之后我们再一起进军釜山，南道富同志，届时我将任命你为第七军团司令官！”
在开战前随同南道富一起被派往南方的除了第3军团的残余人员外，还有李浩济指挥的第1军团的100名官兵，游击队军官训练中心的120名学员，1950年3月由金相浩、金武贤指挥被派往南方迎接第3军的200名游击队员（其中包括100名参加过八路军的朝鲜义勇军老战士），已经被派往南方组织韩国最高人民会议的20名代表，总兵力700余人。这支混合部队的政委是李承烨的岳父、朝共创始人安基成，参谋长为姜正洙。
这支混合部队潜入南韩东海岸北部地区后，会合了庆尚北道和洛东江地区的人民军游击军负责人、敌后第4战区党代表朴钟根。经过商量，姜正洙和安哲带着一部分人留下来原地活动，南道富则与庆尚北道副委员长李英燮带着另一部人继续向南挺进，去寻找活动在洛东江以南地区的金振九部队，因此韩军后来便把这支部队称为南道富部队或东海部队、八公山部队。
在庆尚北道驻防的是韩军第8师团，拥有官兵5000余人，不过他们大都已开赴前线去抵御人民军第5师团的进攻了，所以南道富部队一路上几乎畅通无阻。7月1日，自称为“白头山老虎”的韩军刽子手金宗元指挥的第23联队在盈德郡七宝山700高地与南道富部队遭遇，经激战第23联队阵亡50余人并丢失阵地，以至于韩军内部嘲笑道“第23联队搞屠杀排名第一，打仗排名倒数第一”。
南道富部队虽然在七宝山战斗中获胜，但自身也损失了五分之一的兵力，加上部队得不到武器弹药的补充，只能使用从美韩军身上缴获的武器弹药。1950年9月仁川登陆后，攻击洛东江防线的人民军陆续北撤，南道富部队的处境危险起来，幸好他们后来会合了从汉城撤出来的京畿道游击队指挥官、南道富的大学校友金应彬指挥的700名游击队员，两支部队一起在神佛山地区打了一段时间的游击。
在洛东江一带活动期间，南道富部队还会合了南劳党尚庆南道委东部支部，两个支部合并为“东海南部支部”。不久，尚庆南道委员长南景雄派赵容九指挥一支50余人的游击队来到神佛山，赵容九自称作为南景雄的全权代表，不能接受两个支部合并，即使南道富一班人来自北方也不行。然而在随后召开的尚庆南道东部各地负责人大会上，这些南方佬都表示支持赵容九，会议开到最后，寡不敌众的南道富和金应彬只好决定单独率军北上。
1951年2月10日，中朝联军对美韩军发起第四次战役，金应彬奉命带着部队去江原道原州支援，南道富部队则转移到江原道横城。在这里，南道富又遇到了开战之初曾遇到过的朴钟根，后者正指挥着的庆尚北道委直属游击队。朴钟根是朝共派往莫斯科留学的高材生，这会已被任命为人民军总部宣传部部长，但因前线战况胶着而无法北返，被同样问题所困扰的还有出生于咸镜南道的庆尚北道副委员长李英燮。
其实早在1950年12月，人民军总司令官已发布当年第10号关于在南各游击军重组的指令，其中包括命令活动在蔚山、日月山和安东的庆尚南北道各游击队重组为第3、5战区。根据韩军《南道富案件笔录》记载，1951年2月14日，人民军第3战区经过整编尚存200余人，由朴钟根和南道富分别担任正副旅长。
虽说完成了整编任务，但庆尚北道游击队主要是由道委行政机关人员组成，而南道富的庆尚南道游击队则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游击队员，两支部队搞在一起反而不方便活动。最终，朴钟根和安哲商议后决定两拨人还是分开活动，并依旧由李英燮担任南道富部队的政委。按照10号指令内容，庆尚南道和洛东江地区另被划分为第5战区，李英燮拿着这份指令得意洋洋得重返洛东江，得以向赵容九报之前被赶走的一箭之仇。
赵容九见到人民军总司令官签字签发的第10号指令，只好一声不响地解散了尚庆南道东部支部组织，不仅如此，他与女副官卢双顺还被双双开除一切职务，一直跟随他活动的50多名游击队员也被分散到各地游击队。经过整顿，第5战区形成以南道富和李永燮为首的新领导机构，其总部设在蔚山郡葛山高原，下辖东莱部队、青岛部队、蔚山部队等共计130余人。
其实根据第10号指令，本该担任庆尚南道第5战区正副司令官的应是京畿道游击队指挥官金应彬及南道富初期的参谋长姜正洙，可惜第四战役末期他们都在江原道麟蹄郡被蔡命新中校指挥的韩军特种部队“白骨兵团”捕获并杀害，所以说南道富是意外地取代了金应彬的位置。
中朝联军第五次战役开始后，美韩军也加大了对战线后方人民军游击队的捕杀力度，首先被击溃的是第5战区东莱部队，两任指挥官南明根、秋一、金镇九先后阵亡，大部分指战员都在战斗中阵亡；1951年秋，青岛部队指挥官成三星阵亡，接替他的参谋长洪竹成也在一次战斗中遭伏击中身亡；1951年冬，朴钟根的第3战区总部游击队也在韩军的第一次冬季大讨伐中被彻底消灭。
然而，早在1951年8月31日，人民军总部就发布了名为《关于在解放区（南方）的工作和组织》的第94号决议，由于前方战线焦灼，这份决议直到1952年8月左右才运送到南方各游击队指挥官手中。第94号决议要求将现有的人民军各游击战区改组为地区党组织，以加强对地方的工作，为战争的长期性做准备，之后发布的第111号决议《关于组织解放区党的工作》也强调了这方面的要求。
按照第94号决议，第3战区（尚庆北道）和第5战区（尚庆南道）将被合并为第4区党，由庆尚北道委员长朴钟根和南道富部队政委安哲分别担任正副委员长，再加上尚庆北道副委员长李永燮，由此三人组成第4区党委。在第4区组织下，成立三个分区，第1分区包括釜山市和东莱郡，第2分区包括密阳郡和清道郡，第3分区包括蔚山郡、庆州郡和梁山郡，每个区和分区党将自行组织游击队活动。
但实际上，本该担任第4区委员长的朴钟根并没有就任，早在1952年2月的韩军冬季大讨伐末期，他在八公山附近被韩国军警包围后自尽身亡，这也导致之后尚庆北道组织的活动一度陷入瘫痪，一直到1952年11月人民军总部才派李久亨来主持工作，但由于此时尚庆北道的游击队员已经被消灭的一干二净，李久亨这个空降过来的指挥官实际上手下没有一兵一卒，只能屈居担任没有实权的第4区副委员长。
到1952年秋，第4区各游击队的活动变得越来越困难，青岛部队和蔚山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只剩曾为韩军卡车司机助理的东莱部队指挥官白斗宪指挥着15名游击队员坚持作战。1952年冬，白斗宪在柳川车站进行铁路爆破作业时与美军武装护路队遭遇，并在战斗中阵亡。所以说，到这时第4区游击队的存在已经毫无影响，所谓的第94号决议除了让李承晚政府借机延长戒严时间外，并无任何实际意义。
第4区游击队之所以越打越弱直到最后自行消亡，是因为在南道富指挥下，他们一直在积极从事战术游击活动，把所有力量分成几个大单位，攻击在公路上行驶的韩军军车，这样很容易就会遭到韩军护路队的反扑。反映人民军游击队活动的电影《南部军》的原著作者李泰在他的小说中批评道：“他们选择了他们所打不赢的战斗，如果以10-20人为单位进行小股游击战，结果又会如何呢……”
1953年7月30日，朝鲜战争结束三天后，人民军总部对在南游击队高层中的原南劳党出身者进行了清洗，其中包括为游击队员们所拥戴的南部游击军司令官李铉相，南道富因为是被人民军总司令官亲自派往南方的，所以自然没有被清洗，然而这一切都已经无关紧要了。到1953年下旬，韩军又发起第二次大讨伐，绝大部分游击队员都在这次讨伐中被歼灭。
南道富又侥幸躲过了第二次大讨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这时他才收到第111号决议，这份文件中指出，由于目前游击战的局限性，幸存的游击队员们应潜入城市里开展地下活动，为未来即将到来的停火做准备。此时跟随在南道富身边的游击队员只剩8人，他们分别是第4区副委员长李久亨、副司令官柳应载、副官洪万植、联络官文日俊、参谋长车镇哲、护理官池春兰、战士金炳洙、女战士金相善。
1953年9月，参谋长车镇哲首先被指示离开部队并前往其故乡昌宁，在那里他见到了叔叔成允庆和妹妹成慧彬，并试图建立一个秘密据点。不久南道富也来到昌宁躲藏，三个月后他尝试着转移去大邱，但在那里没找到落脚点，最后还是不得不回去找成日基。而没和南道富在一起的李英燮就没这么幸运了，他在1953年12月的一次战斗中被韩军包围，并在战斗中阵亡。
然而让车镇哲和南道富没想到的是，车镇哲的叔叔和妹妹早已成为韩军陆军谍报队的线人，并把他们的行踪都完全透露给了韩军陆军本部特别调查组组长崔龙上尉。虽然叔叔和妹妹劝说他投降，但车镇哲并没有答应，而是把南道富安排在了另一个妹妹成基秀家。
1954年1月16日，第4区副司令官柳应载在大邱市区街头被逮捕；1954年1月21日下午6点，崔龙上尉决定收网，并很顺利就逮住了车镇哲和南道富；另一支突击队同时袭击了南道富部队在八公山山顶的留守营地，活捉了曾参加过八路军的池春兰少尉，并缴获了苏制步枪4支、美制卡宾枪2支。至此南道富的第4区游击队才算是彻底覆灭了。
在被审讯期间，南道富认为自己的战俘，要求将其送回北方，但未被韩方理会。最终，1954年10月14日，南道富被汉城中央高等法院判处死刑，一同被判处死刑的还有柳应载（原名洪英植，37岁）、文日俊（原名文德俊，25岁）和池春兰（24岁，女），而洪万植（本名李元良，23岁）被判处无期徒刑，车镇哲（原名成日基）则因为主动归化而被无罪释放。
1955年8月的一天，南道富在汉城陆军刑场被执行，并由陆军特种部队司令官金昌龙亲自现场监督。据收拾现场的韩军士兵说，临刑前，南道富拒绝蒙上眼睛，并高喊着“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而一同在现场被执行死刑的柳应载则跪下来哭着求饶，结果还是没能幸免。
唯一被免除死刑的是曾参加过八路军的池春兰，她在入狱20年后终于被释放，并在汉城一家医院当护士，每个月都会出来和第4区的旧战友们聚会一次，然而据说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后，池春兰跳入汉江自尽。车镇哲获释后则恢复了原来的名字成日基，并转入成均馆大学学习历史，2006年他出版了个人传记《三十八纬度线》。
事实上，南道富等九人被捕后，还有一些第4区的小组成员在继续活动，比如在1954年4月5日被捕的原第3战区组织部长具渊哲，他原本计划潜入釜山市建立地下据点，但不幸被韩军谍报部门破获，这就是所谓的“釜山市党案”。此案中的两名主犯被判处死刑，具渊哲却幸存了下来，并在被关押20年后获释，定居在一处小岛上，虽然他最初的愿望也是被送回北方。
南道富被捕后，曾和韩军陆军总参谋长郑一权坐在一起吃饭喝酒，韩军宣传部门趁机拍下这张照片，印在传单上用于招降深山中尚未归附的游击队员们。再加上他后来还在《新天地》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游击队的文章，指出“南韩在地理上无法进行成功的游击战，将游击队派到不可能进行游击战的地方是战略上的错误”，所以在他就义后北方仍将他定性为叛徒，因此如今在北方的游击队革命烈士衣冠冢中就有李铉相的墓碑，却没有南道富的。
南道富就义后，韩国方面曾于60年代拍过电影《南道富的终结》，70年代由播出过电视纪录片《光复20年-南道富事变》，受时代限制，其内容当然多有污蔑南道富的地方。一直到2016年，韩国作家安在城出版了小说《新佛山》，才算是从比较中立的角度向世人介绍了孤独的游击斗士南道富及其战友们的生平事迹。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