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2月，梅州丰顺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来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望着熟悉的一草一木，他的眼眶中溢出泪水，如断线珍珠般洒落。
老人停在一扇院门前，怔怔地站着，几次抬手欲推门，却仿佛有千钧重。
“吱呀”一声，院里走出一个佝偻着背的老妇人，她打量了老人一眼，忽然如触电般微微发抖，颤声问道：汉光，是你吗？
老人名叫“谢汉光”，不过他兜中的台胞证上，名字却是“叶依奎”。
四十二年前，新婚才九天的谢汉光匆匆出门，妻子为他收拾好了行装，叮嘱他路上当心，他心中不舍，脸上却毫无波澜，淡淡地说：回去吧，等忙完这阵，我马上就回家。
没想到，当他再次回到故乡的时候，已经年近古稀，而妻子也从脑海中一直魂牵梦萦的清丽少女，变成了鸡皮鹤发的老太太。
乡亲们听说游子返乡，纷纷前来道喜。让他们大感失望的是，谢汉光满面风尘，衣着也颇为寒酸，不像是衣锦还乡，倒像是逃难归来。
谢汉光吐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他是潜伏在台湾的红色特工！
谢汉光毕业于广西大学农学院，是一位优秀农业专家，抗战时期，二十出头的谢汉光已经担任广西省农业试验场的农场主任，可谓是前程远大。
谢汉光为人正直，农场常年收留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难民。一天，谢汉光的学弟陈仲豪出现在农场，谢汉光大吃一惊，他知道陈仲豪是地下党，在内心经历一番并不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他决定掩护陈仲豪。
农场的生活是单调的，两人秉烛夜谈，从同窗往事聊到天下大事，谢汉光思想上赞许陈仲豪的事业，不过并不打算加入，毕竟，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还有热爱的事业。
1944年，日军发动渝湘桂会战，国军一败涂地，广西大片国土沦丧，谢汉光心爱的农场也被占领。他失业了，只得仓皇逃难，过了两年颠沛流离的生活，这让他意识到：国家不改变，想躲在农场里过世外桃源的生活，根本是不现实的。
于是，他毅然加入组织，成为一名地下战线上的勇士。
1946年初，华南分局派他前往台湾从事地下工作，公开身份是林业试验所莲花池分所的办事员，他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在短短的时间内升任所长。在他的安排下，一大批赴台的特工有了合法身份：张伯哲为林业试验所科长，梁铮卿为台湾省农林处技术员，陈仲豪为基隆中学教员。
1950年2月，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受毁灭性打击，最高负责人蔡孝乾被捕叛变，供出了全部名单。一时间，台湾岛上风声鹤唳，不断有人被投入监狱。
谢汉光知道自己不可能继续隐藏身份，在军警上门之前，他踏上了逃亡之路。他的目的地是台东一个与世隔绝的原住民村子——农业专家的身份帮了他，村长是个古道热肠之人，愿意施以援手。有一个名叫“叶依奎”的村民，失踪多年，谢汉光便顶替了他的身份，以林业工人的身份作掩护，隐蔽下来。
台湾当局将他列为重要逃犯，悬赏捉拿，他们相信谢汉光不可能在层层封锁下离开宝岛，所以追查的风声一直很紧，谢汉光也一直提心吊胆，活在恐惧之中。
1987年，台岛宣布解严，谢汉光终于可以走出山林，重见天日。
第二年，台湾开放探亲，他终于回到了故乡。可惜，没有人能证明他的身份，所以回到家乡的他只能算是困难台胞，每月享受人民币120元的补助。
六年后，经过不懈的努力，75岁的谢汉光终于落实政策，正式被承认为党员，并享受离休干部待遇。一年后，他在家中平静地走完一生。
1949年，台湾中部山区，密林深处一间隐蔽的小木屋里，三个年轻人兴奋地交谈着。
三人中，年纪最大的是林业试验所莲花池分所所长谢汉光，这里也是他的办公场所。剩下的两人中，陈仲豪是基隆中学的老师，张伯哲则是林业试验所的普通科员，谢汉光的直属下级。
实际上，张伯哲才是上级——他是台中地下组织的最高负责人，没错，这哥仨是战斗在秘密战线的“伪装者”，他们志同道合，经常在小屋中密会，谈理想谈抱负，谈台湾解放后的宏图大业，说到痛快处，忍不住拍案叫好，好不畅快。
八月份的一天，陈仲豪跌跌撞撞地出现在小屋外，谢汉光见他满脸烟尘之色，身上的衣服也脏兮兮的，显然是着急赶路的缘故，惊问道：出了什么事？
陈仲豪说，基隆出事了。
原来，国民党军警逮捕了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并在校园内大肆搜捕，陈仲豪得知消息后，连夜来此避祸。
几天后，一名交通员悄悄来到山上，递上一封密信，陈仲豪边看边点头道：伯哲来信了，他说已经安排好了我返回大陆的路线。
陈仲豪挥别谢汉光，按照信中指示，一路晓行夜宿，到达台中郊外一家僻静的小农场，他的老同学、台湾省农林处技术员梁铮卿已经等候多时。梁铮卿脸上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道：有一块好地方，冬暖夏凉，特别适合藏人，要委屈你在那儿呆几天了。
陈仲豪被领到一间鸡寮，他不由自主地掩住鼻子，心一横，一头钻了进去。好在与鸡共舞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一天凌晨，睡梦中的陈仲豪被梁铮卿粗暴地叫醒：林先生，该出发了。
陈仲豪没好气地嘀咕道：谁是林先生？
梁铮卿递给他一本证件，上面贴着陈仲豪的照片，姓名一栏却填着“林辰康”，职业是药材商人。
陈仲豪换了发型，鼻梁上架着一副棕红色的塑料框眼镜，在交通员老洪的护送下，他乘火车安然抵达台南。
陈仲豪的表弟在台南警察局上班，他请表弟代买一张前往老家汕头的机票（当时广东尚未解放，通航并未断绝），表弟不假思索地同意了。
第二天上午，陈仲豪早早来到机场，他一面和穿着警服的表弟挥手告别，一面镇定自若地掏出证件，机场检查人员只瞟了一眼，便挥手放他通行了。
陈仲豪成功脱身，张伯哲和谢汉光留在台湾，他们的命运令人唏嘘。张伯哲于次年4月被捕，他在狱中坚贞不屈，最终惨遭毒手；谢汉光隐姓埋名，在一个原住民的村子里东躲西藏四十多年，直到八十年代才返回故土。
1950年2月4日， 台湾师范学院的女教师萧明华正在家中庆祝自己的28岁生日，她脸上笑意盈盈，和远道而来的哥哥萧明柱说着话，不时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门外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欢快的气氛。
两名陌生的男子站在门口问道：于非教授在吗，请他去演讲。他们说着话，四只眼睛却滴溜溜乱转，不等主人发话，便径直迈步往屋里钻。
萧明华客客气气地拦住道：于非不在家——于非是他丈夫。
那两人在屋内转了一圈，没有发现于非，只得悻悻然离开。
来人走后，萧明华的脸上仿佛结了一层霜，郑重其事地说：哥哥，你记住，无论别人问什么，咱们只是兄妹，没有其他牵连。
萧明柱莫名其妙，心中隐约意识到了什么，默默地点了点头。
萧明华出生在嘉兴，父亲萧子山是潮州人，年纪轻轻就去上海闯荡，没混出名堂，在上海生活艰难，于是举家迁往嘉兴，做些小生意度日。
萧明华在五个兄弟姐妹中年纪最小，萧子山认为自己吃了没文化的亏，所以省吃俭用供孩子上学，萧明华自小聪慧，先后考取开封师范学校、重庆师范学校，抗战胜利后后去北平师范大学深造，不仅成绩优秀，而且文笔出众，曾被冰心誉为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话说北平师范大学有位教授朱芳春，是哥哥萧明柱的好友，也是她十分钦佩的教育心理学专家，两人都是追求进步的正直青年，慢慢变得熟络起来，朱芳春才悄悄告诉她：自己其实是一名地下工作者。
在朱芳春的引领下，萧明华正式走上革命道路。
1948年6月，即将毕业的萧明华收到恩师台静农的一封信，邀请他去台湾任教。萧明华于是向组织提出：全国即将解放，自己希望奔赴台湾，开辟新战场。
萧明华选择的是台湾师范学院，这里有一处僻静的院子，非常适合做情报工作。她同时在《国语日报》兼职，生活日趋安定，逐渐站稳了脚跟。
上级派一位名叫“于非”的人和她搭档，让她喜出望外的是，“于非”原来就是朱芳春，为了掩人耳目，两人扮作夫妻，在白色恐怖的残酷环境中，先后六次送出情报，包括“海南岛防御计划”、“舟山防御计划”、“台湾兵要地志图”等绝密资料。
生日当天两名特务的突然闯入让萧明华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可能暴露了。
果然，两天后，一伙气势汹汹的军警闯入宿舍，萧明华镇定地说：我换件衣服，就跟你们走。她从容地扯下窗外竹竿上的旗袍——这是代表有危险的信号。
特务们毫无怜香惜玉之情，将她吊在房梁上毒打，不许她睡觉，但这位弱女子居然一声不吭。
敌人见硬的不成，便来软的，同意亲友探视，一位朋友来访，萧明华忽然掏出身上的几颗鱼肝油说：给我带一瓶鱼肝油吧，要一模一样的，只要七粒。
鱼肝油最后到了于非手中，于非恍然大悟：鱼七，就是于去啊！——于非后来经历九死一生，成功逃回大陆，这是后话不提。
1950年11月8日，萧明华英勇就义。
1950年2月，台北市一条幽深的小巷里，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站在门口的赫然是十几个杀气腾腾的军警，带队的是保密局电讯处少将处长魏大铭。
原来，保密局侦测到这一带无线电信号频繁，断定某户人家隐藏着一部大功率电台。魏大铭带领人马日夜监听，反复监测，最终将目标缩小为厦门街113巷的三座日式平房。
于是，前后几批特务以查户口、防空演习、维修水电等名义上门查探，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魏大铭坐不住了，一拍桌子，吼道：跟我走，挨家挨户搜查。
魏大铭已经对每家住户的情况了如指掌，眼前这家住着一对青年夫妇，丈夫汪声和是交通部民航局的职员，妻子裴俊是剧团演员，一年前，两人随民航局迁台，花1600美金买下了这座房子。
开门的汪声和看到他们，眼中闪过一丝惊愕，但只是一瞬间的事，马上恢复了镇定，彬彬有礼地问道：各位长官，你们找谁？
魏大铭冷冰冰地说道：得罪了，汪先生，例行检查。说着，他指挥手下翻箱倒柜，连地板、墙壁、天花板都被打开仔仔细细地搜索，可惜一无所获，魏大铭大为扫兴，只得招呼众人离开，就在这时，他的视线无意间扫过客厅的饭桌，心中一动，喝道：把桌脚劈开！
汪声和夫妇的脸色忽然变得死灰，魏大铭看在眼里，心里有底了。
那张桌子的桌脚比平常的要大一圈，但并不突兀，如果不是魏大铭那无心插柳的一瞥，可能都不会被发现——里面是一台收发报机。
裴俊悄悄将一包东西递给汪声和——那是一包用来自杀的毒药，可惜没有逃过魏大铭狡猾的目光，他大喊一声，几名特务飞身上前将汪声和夫妇控制住。
汪声和生于京城，他上中学的时候，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他悲愤不已，毅然投身革命。
汪家住在风景秀丽的什刹海恭王府后花园内（祖父曾任王府家庭教师），此地是深宅大院，环境清幽、利于隐蔽，北平地下组织于是将地下电台设在他家，汪声和小小年纪便熟练地掌握了组装电台、收发电报，他对这神奇的电波大感兴趣，高中毕业后考取了欧亚航空公司的无线电机务员。
汪声和在地下战线的任务很简单：利用自己的专长，建立电台、收发电报。
1943年，汪声和考上了内迁到成都的齐鲁大学，在这里他认识了后来的妻子裴俊，两人配合无间，成为战斗在敌人心脏的一对革命眷侣。
1949年1月，汪声和奉命前往台湾潜伏。如何把收发报机带到台湾？汪声和自有妙计：改装普通的收音机，将重要零件密置于内，既容易伪装，又方便装卸，可谓是一举两得。
苏联驻沪领事馆武官顾伦的介入让事情横生变数，顾伦拍着胸脯，大包大揽地说：我们有特工专用的高级电台，你放心启程，我们会派人把电台送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最终导致了汪声和的暴露。
汪声和夫妇被捕后不久即被杀害，两人临刑时“口号不绝，饮弹方休”。
1949年10月24日，九千余名解放军在金门岛血战三天三夜后，几乎全军覆没。
话说金门守军截住了一支打游击的解放军小部队，一番激烈的交手后，一名倒在地上痛苦呻吟的战士被俘。这人生得白白净净的，说话也细声细气，他自称名叫陈开中，是一名文化宣传员，握不得枪，上不得阵，平时的工作也就是写写板报，教战士们认几个字。
蒋军审讯人员半信半疑，“陈开中”于是索要纸笔，工工整整地抄了一首诗歌，字迹娟秀，看来果然是个文化人。
陈开中被补入金门守军，后来，他考取了台岛的军政大学，毕业后成为“政战部”的少尉军官，他工作兢兢业业，颇得上级赏识，慢慢升迁到上校。
其实，陈开中并不叫陈开中，他原名陈利华，是三野第29军85师253团的政委，金门被俘后，他决心打入敌人内部，只是此后几十年一直没等来解放台湾，让他有些心灰意冷。
终于，陈利华被上级派往香港执行任务，他怀着激动的心情，主动联系中资机构，希望能打通和内陆的联系，遗憾的是，他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对方担心他是特务钓鱼，反应非常冷淡，让他好生失望。
陈利华觉得自己单枪匹马，很难传递情报，于是找了一位同伴，就是同为金门战俘出身的陈瑞林。那陈瑞林倒也大义凛然，帮着他送了几回情报，配合得也算严丝合缝。
哪知过了一段时间，陈瑞林忽然登门，冷笑着说：我最近手头缺钱，你要不借我，我就告发你！
陈利华无奈，只得一次次满足对方的勒索。1981年，陈利华已到花甲之年，他办理了退休，准备颐养天年，但可恶的陈瑞林依然一次次上门要钱，陈利华是个两袖清风的军官，积蓄不多，只得央求陈瑞林缓缓。
陈瑞林几次没能如愿，怒从心头起，干脆利落地举报了陈利华。台当局大惊，立即逮捕陈利华，由蒋经国亲自下令，61岁的陈利华在孤身潜伏32年后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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