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碉楼是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在历史时期兴建的一种以防御为主的多层塔楼式乡土建筑,至迟在汉代已经广泛分布。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地区,碉楼的称呼、建筑材料、建筑造型和建筑风格有所不同。本文从语义学的角度,通过国内外不同类型碉楼的比较,揭示了中国碉楼的起源、分布和特征。
关键词：碉楼 乡土建筑 定义 中国
从字义上考察,“楼”字的使用最早,在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已经出现。《说文解字》收录的是时俗常用字,共有9543个,“楼”字就是其中之一。其语义为“重屋也”,也就是多层的房屋。中国第一部词典、汉代的《尔雅》“释宫”篇云:“陕而修曲曰楼。”这里的“陕”与“狭”相通。同样成书于汉代,主要探讨字词由来的《释名》在其“释宫室”篇中对“楼”字有这样的解释:“楼,言牖户、射孔娄娄然也。”它进一步描述了楼的建筑形体特征:不仅有门、窗等建筑设施,而且有防卫建筑设施射击孔。在汉代,尤其是东汉,随着构架式楼阁建筑技术的成熟,居住型、储藏型、警卫型等各种功能的楼普遍出现,最高的有7层(16米),一般为2层(5米)至4层(9米),这应该是“楼”字得以成为汉代日常用字的社会基础。“碉”字没有出现在《说文解字》一书里,这可能反映了“碉”字在汉代还不是常用的字。笔者所见最早使用“碉”字来解释这种建筑的,是唐朝人李贤。他在注释《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中冉駹夷的石结构防御建筑“邛笼”时注:“按:今彼土夷人呼为'雕’也。”“雕”与“碉”可以通假,说明唐朝时当地民众已经改用“碉”来称呼这种建筑了。《新唐书·南蛮传下》就记载今四川大渡河中上游有三王蛮,“叠甓而居,号'雕舍’”。这应该是对“碉”字在民间时俗常用的一个例证。“碉”字在中文里的意思是:军事上防卫或瞭望的工事建筑。英文里“碉”有两个发音,即:Pillbox、fortification。前者表示独立的小地堡,后者语意更宽,表示防御工事、堡垒和要塞。可见“碉”在中外文字里的本意,都主要是指一种起防御作用的建筑。
在英文中,“楼”为“Tower”,建筑形体上首先也是指多层的“塔”或“楼塔”,同时又有“城堡”、“碉堡”的含义,即不仅突出了建筑的形体而且增加了建筑功能的内容。这一点是与中文不同的地方,中国的“楼”没有城堡、碉堡这样的军事建筑的含义。在英文里,Tower又与Watch结合,增加了瞭望的功能,所以有的英文书将碉楼称为“Watch Tower”。
根据以上的字义考察,“碉楼”一词在中文里是“楼”的建筑形体与“碉”的防御功能相结合而构成,而英文中,“楼”本身就含有军事防御的含义,所以西方的著述或翻译的中国文献以及中国人用英文撰写的论著,“碉楼”一词多用“Tower”或“Watch Tower”,基本上不使用“Pillbox”或“fortification”。
碉楼这种单体塔楼式建筑在西方也比较多。比如10至12世纪西欧以教堂建筑为代表的“罗马风”建筑中,在教堂的西立面往往建有砖石结构钟塔,它发挥着召唤信徒、授时的功能,在封建战争频繁时期又用于瞭望。起初,钟塔独立建在教堂旁边。这种“罗马风”教堂最初兴起于法国,后来传播到了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等地。到12世纪,单体塔型建筑似乎走出了教堂,进入到城镇,不仅继续起着瞭望的作用,而且增加了军事防御和火警监护的功能。这样的城镇在西欧现今保存较好的是意大利的锡耶纳,该城在12世纪建有70多座石结构的高层塔楼,高高耸立在城镇的各个角落,迄今还保存有十余座,其上部造型丰富,给人很强烈的视觉冲击。在东欧格鲁吉亚东北部的外高加索山区曼克顿一带,至今保存着为数不少的碉楼,分布在村中或山岗,当地人称其为“塔楼”(Tower)。有的建于千年以前,有的是15世纪的遗物。全部是石质建筑,或块石垒砌,或片石砌结。其楼高一般都有四五层,有的更达7层。塔楼造型非常简单,多数是下宽上窄的四方型,顶部有的为尖顶,有的为平顶,少数塔楼的上部一层四边向外悬挑。所有塔楼的每层四面墙都开设有射击孔。楼内的陈设极其简陋,空间狭小。当地碉楼的大量出现,一是来自这一带家族之间的仇杀,一是为了抵御车臣人的进攻。
在现存的西方古代著名建筑中,建于16世纪初期的葡萄牙里斯本的贝伦塔(Towre de Belem)也是一座典型的碉楼,它采用的是灰白色石材。贝伦塔坐落在里斯本港湾的特茹河中,四面环水,原为一座军用的碉堡,其主体建筑是一座5层高的四边形碉楼,第2层正面为一敞廊,连拱的排柱和哥特式栏杆为这座威严、坚实的碉楼增添了几分明亮、轻快、宽敞的气氛。第4层往后收进,留出一圈巡逻道,女儿墙上的雉堞为救世军十字盾牌造型;第5层平台四周也建有带雉堞的女儿墙,四角各有一个突出的圆筒形岗亭,这些造型和建筑部件都凸现了贝伦塔军事防卫的性质。
(一)碉楼的起源 中国的碉楼主要是作为乡村或住宅的防卫建筑而存在,民间对它的称呼是“炮台”,或“炮楼”。同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又有很多不同的称呼。
早在中国秦汉以前就有一种多层建筑存在,叫“角楼”或“望楼”。“角楼”更多地反映了这种建筑在住宅中的位置,建于住宅院墙的转角部位;“望楼”主要表达的是它的功能,望楼在上古时期是人们望候神人的“台”，建在院落内,对位置的要求并不严格。炮台是取其登高远望之意。碉楼的建造就受到古代角楼或望楼的启示,发展很早,远在汉代就已经很完备了。汉代的碉楼实物今天已不可见,不过在画像砖、画像石以及明器中仍有保留。1979年湖北云梦西郊的癩痢墩发掘的一座东汉墓,出土的器物中有一个陶楼模型,是由一组楼阁组成的宅院,分前后两楼。陶楼的西北角是一座四方形的碉楼,楼分3层。下层有门,与前楼相通,共用一道墙,后壁有两层腰檐。中层正面开有三扇窗。楼顶为两面坡,正中起脊,两坡各有斜脊。各层之间有方口天窗上下相通。成都的汉代画像砖庭院中的楼成正方形,斗拱支撑的腰檐上置平座,楼分成3层,各层腰檐和平座的挑出收进,满足了实际使用中的遮阳避雨和凭栏远眺的需要,又使楼体富于节奏的变化,具有典型的中国楼阁风格。这座碉楼在宅院中起着瞭望、防御的作用。墓主是一位行政官员或豪强,这种建筑在当时的有地位有钱财的人家中应该是比较普遍的。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社会战乱纷争,民间大量兴建带防御性设施的城堡式建筑——“坞”,碉楼是整个防御设施的重要部分。甘肃嘉峪关魏晋墓出土的画像砖使我们一睹了坞堡碉楼的风采,碉楼与坞堡的高墙厚壁相连,高出堡内其他建筑,成为视觉的关注点。
今存最早的碉楼实物,可能是坐落在西藏阿里地区扎达县扎布让区托林镇象泉河南岸的古格故城遗址里的58座碉楼。古格王朝是由吐蕃王室后裔在公元9世纪、即唐朝中期建立于吐蕃西部的地方政权,偏居此地700多年,17世纪才灭亡。遗址有宏伟的宫殿和城垣,879孔窑洞、445座房屋、28座各类佛塔,它们依山而建,层层相连,直至山顶,气势巍峨。散布在城内的58座夯土碉楼高耸的残垣诉说着古城昔日的威严和坚固。古格遗址的碉楼表明,这种建筑因其登高望远,预警防卫的功能,不仅仅被乡村民众采用,也是城镇的重要附属建筑。其实远不止于乡村、城镇,在其他建筑场所中也有碉楼的建造,如位于北京石景山、建于明朝正德年间的承恩寺院内的四个角就各建有一座石砌的碉楼。
(二)碉楼的分布 碉楼既然是一种具有专门用途的建筑,那么只要有社会需要的地方,它就会出现。因此在历史时期应该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建筑,不仅少数民族地区有,汉族地区也有。比如清朝咸丰元年(1851)胡林翼在贵州苗族、侗族聚居的黎平府(治今贵州黎平)“实行保甲团练,千五百余寨,建碉楼四百余座”(《清史稿·胡林翼传》)。就像西方的文学大师以碉楼作为其作品的环境素材一样,中国文学大师的作品中,如茅盾、沈从文的散文和姚雪垠的历史小说《李自成》以及明朝俞万春的《荡寇志》、今人古龙、梁羽生等的武侠小说中,碉楼也是作为重要的环境素材来使用。这个现象只能说明碉楼建筑在传统乡村的普遍性。1949年以后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这种建筑失去了它的社会需要,逐渐被大量拆除。目前碉楼就主要分布在西部的青海、西藏、云南、四川、重庆以及广东、福建、江西等省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青海南部的玉树、果洛、黄南州藏族居住的一些半农半牧地区普遍建有一种石木结构的二三层(个别为4层)平顶楼房,形似碉楼,当地人称为“碉房”,也有的就叫作“碉楼”。它是用片石和泥土垒砌而成,墙厚80～100公分,外形封闭、坚实、稳重、粗犷;开窗小,像碉楼的枪眼,采光条件不好,室内光线暗淡;每层都有一个天井式的方孔,一架圆木做成的独木梯沟通上下。青海藏族碉房分为四类:碉楼式碉房、独立式碉房、碉塔式碉房、院式碉房,前两类主要为下层民众居住,后两类为百户、千户头人和贵族头人的财产,标准高,投资大,建造难。其共同点在于:每层楼的用途基本相同,一层是圈养牲畜或堆放杂物,二层为居室,三层为供佛念经场所,以及储藏粮物。碉房是青海民居的一个重要类型。西藏自治区也有碉房,建筑方法和建筑造型与青海藏族聚居区相同。早在乾隆《西藏志》就有这样的记载:“自炉(按: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县)至前后藏各处,房皆平顶,砌石为之,上覆以土石,名曰'碉房’。”《清史稿·兵志》记载,乾隆年间西藏被中央政府控制后,清军在川藏交界地区“增筑碉房”以驻扎。云南现存的碉楼多为清朝兴建的防御性建筑。宣威市老堡冲上营村的古堡建于嘉庆年间,古堡的四个转角处各建有一座碉楼,楼高8米,宽4米。腾冲县古永傈傈族乡槟榔江畔的“得胜碉”建于道光年间,呈正方形,宽5.6米,残高7.3米。马关县安平乡的石丫口碉楼和龙半坡碉楼相距1000米,均呈方形,墙厚1.34米,高5.6米,楼分二层,四周开设了38个瞭望射击孔。在江西、福建的客家土楼里,个别建有碉楼,当地叫“炮楼”、“敌楼”。比如福建漳州诏安县官陂乡的溪口楼,圆围四角的土墙外侧有一个落地碉楼,用条石垒砌而成,对外三面开有射击孔。这在福建其他圆形土楼中比较少见。江西龙南县新里村的李宅为方形土楼,四角也建有夯土碉楼。香港沙田的曾氏大屋(“山夏围”),碉楼也是重要的建筑构成部分。
(三)四川、重庆碉楼 根据现有文献记载,四川是全国最早兴建碉楼的地方,目前保存的碉楼文献和实物比较丰富,各类传统碉楼也比较集中,是我们考察中国碉楼难得的样板之一。
中国古代文献对碉楼这种建筑最早加以记载的是《后汉书》,被记载的碉楼所在的地方就是今四川西北部藏、羌少数民族地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治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在汉代,不管是十余丈的,还是十余丈以下的,都笼统的称作“邛笼”。“邛笼”是目前所见对碉楼建筑最早的称呼,来自于古羌族。现代研究表明,它是羌语音译的借词,其意就是碉楼。
根据前面的考证,虽然从唐朝起,这种建筑在当地已经被称之为“碉”了,但是直至南宋,当地仍然还有其他的叫法。《舆地纪胜》卷一四九·茂州[按:就在汉代汶山郡的治所]记载:“其村皆垒石为巢以居,如浮图数重,门内以梯上下,货藏于上,人居其中,畜圂于下,高二三丈者谓之'宠鸡’。”随着历史的发展,“碉”逐渐成为了川西地区这种石结构建筑中高者的专门称呼。清朝初年成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六六·“四川”引述明人曹学全《蜀中广记》“风俗记·第一”就记载:“威茂,古冉駹地,……垒石为巢以居,……高二三丈者谓之'鸡笼’,十余丈者谓之'碉’。”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四一五·茂州也采用顾祖禹引述的记载。民族不同,具体的称呼像古羌族一样,也有所异。民国时期汶川县的藏族把碉楼叫作“达雍”,汉族称为“石碉”或“石室”(民国《汶川县志》卷五风土志,卷七古迹)。
称谓的变化表现出一个特点:“碉楼”可以是各种类型的统称,二三层的一般叫作“碉房”、“鸡笼”、“石室”或“达雍”,而十余丈高的则只能专称为“碉楼”,不使用“碉房”等其他称谓。
对川西碉楼的形状和内部结构做比较详细记载的是《隋书·西域附国传》:“附国者,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其巢高至十余丈,下至五六丈,每级丈余,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巢上方二三步,状似浮图。于下级开小门,从内上通,夜必关闭,以防贼盗。”前举《舆地纪胜》则对碉楼内部各层的功用作了描述,我们发现川西的碉楼与青海碉房的用途结构基本上相同。清人李心衡在其《金川琐记》卷二中对金川地区(今茂汶、汶川、理县、金川、马尔康一带)碉楼的防御结构和形状作了记载:“下大颠细,与高至三四十丈者,中有数十层,每层四面,各有方孔,可施枪炮。各家有之,特高低不一耳。”
川西北今为藏、羌族聚居的地区,历史上族内、族外部落之间械斗不断,加上与汉族的矛盾,产生了居住与防御一体的社会需要。仅民国《松潘县志》卷三·边防志就记载该县在明朝嘉靖十四年(1535)、二十五年(1546)、二十六年(1547)和万历十四年(1586)就发生了多起大规模的民族冲突,政府都出兵镇压。当地盛产的页岩片石为兴建碉楼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所以,由汉代一直到清朝,当地建造碉楼的风气不断,寨寨有碉楼,甚至家家有碉楼。碉楼是藏族和羌族民居的标志性建筑。道光《茂州志》卷二·建置志明确记载,蒿坪村在明朝嘉靖三年(1524)为了阻止其他民族的进攻而“筑楼防之”,该楼叫“蒿坪楼”。今茂县黑虎山的虎寨还保留了十多座风格各异的羌族碉楼,高者十多层,低者四五层,有四角的,有六角的,还有八角形的。理番厅(治今理县)的羌族村寨的高碉有的达20丈,“藏其珍宝兵甲,……坚牢深密,砲石不能破毁”。这里的碉楼还有一个作用,因为“地寒冷,染痘者易死。酋长忌见生人,恐带痘疮进也。大金川犷野更多忌,遇人至,则上碉遥放乌鎗,持刀呼躍,状如内陆逐疫者,云恐带鬼至”。今理县一带的羌寨也保留着不少碉楼,以四角碉和单碉为多。最著名的要数县城附近的姚坪羌寨,传说该寨建于西汉,距今已有二千多年,它是目前唯一保存完好的羌族古寨。碉楼是整个村寨的标志性建筑,目前仅存两座,村中央的一座叫“土舍碉”,下大上小,共9层,高30余米,似一把直刺苍天的利剑;层层有木梯相连,每层四面开有数个射击孔,楼内进出的门很小,人只能躬身进退。楼顶有一个钟孔,用于传递消息。姚坪古羌寨也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理县在清朝碉楼之多,于顺治十二年(1655)的一次镇压羌族的武装冲突中就可得到证明,当年清军在围剿羌族的行动中,“焚斩贼番不计其数,平八十七碉”(同治《理番厅志》卷四边防志)。松潘也是川西羌族碉楼较多的地方,自汉代到明朝羌族部落分散,半农半牧的羌族“居止傍山腰,或山顶,累石为屋,层级而上,紧牢深密,形如箱柜,高者十余丈,土人呼为'碉’”(同治《松潘直隶厅纪略》)。民国《松潘县志》卷四·土司志·夷俗类志说定居的羌族“居住碉房,其制或石或土或木,屹立如楼,三四层不等,上设经堂,中卧室,下饲畜,皆依岗据险而成。上层四面开窗,可以远望,若遇战事,鎗弹弓矢即由窗内施放”。明朝时该县碉楼众多,仅嘉靖二十六年(1547)镇压羌族的军事行动中,都督何卿一次就“毁碉楼四千八百有奇”(道光《龙安府志》卷五·武功;民国《松潘县志》卷三·边防称“毁碉房四千八百七十”)。
川西藏、羌少数民族地区的碉楼主要以石、土为建筑材料,基本上是平顶,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专门用于瞭望观察、防御作战的碉楼,一般高达10余丈,10多层;一类是主要供居住用的碉房,多数为3层,富裕或有权势的人家建4层;一类是居住和防御结合的混合式,前为碉房,后为碉楼,连为一体。川西南的彝族地区也有碉楼,当地叫“彝碉”。彝族的碉楼与四川汉族地区的碉楼形式基本相同,它们主要与房宅相连,多建立在院落四角,一般2到3层,每层开有若干射击孔。一些彝族头人居住的院落更是碉楼密集。
在四川、重庆的汉族聚居地区,碉楼式建筑的分布也比较广泛。不同地方也有不同的称呼。开县叫“箭楼”,宜宾称为“印子”。四川、重庆汉族地区的碉楼分两类人建造,一类是当地土著居民,一类是清朝广东客家移民。武胜在民国十九年保存的219座碉楼、建于明朝的江安县黄氏宅第碉楼和建于清朝光绪的江津市风场乡会龙庄碉楼等,都是非客家人建造。涪陵市明家乡双石村瞿九畴土楼、武隆县长平乡刘家土楼、仪陇县李家湾碉楼(朱德故居)、巴县木洞镇蔡家碉楼、宜宾李场顽伯居碉楼、成都市青白江区姚渡乡曾家寨碉楼、成都市龙潭乡向龙村碉楼、成都市龙泉驿青龙村周家院子碉楼等,都是客家人建造。从现存实物和文献来看,似乎客家人更乐意建碉楼,如民国时期今成都市龙潭乡共有82座碉楼,而民宅只有79座,其中76户为一宅一碉,另有3户为一宅双碉。不论是非客家还是客家人建造的碉楼,在建筑样式和造型风格方面基本上一样,没有大的区别;但是有别于藏族、羌族建造的碉楼,具有更多中国古代楼阁建筑的风格。如同我们在汉墓出土的陶器模型和画像石上所见,四川、重庆汉族地区的碉楼大部分也是与宅院相连,建在宅院围墙的转角处,是宅院的防卫性建筑,楼高三层或五层(更有的达七层,如巴县木洞镇蔡家碉楼)。墙体多为夯土,楼层采用木樑木板,楼顶为悬山式或歇山式的坡顶,覆小青瓦,有多重腰檐,悬挑比较夸张的重檐四角高翘,使威严坚实的碉楼增添了几分轻盈活泼。
(四)广东碉楼 广东是我国乡村建造碉楼比较普遍而且地位特殊的省,与四川汉族聚居区一样,碉楼主要由客家人和非客家人建造,集中分布在以下两个地区。
1. 客家地区的碉楼。在客家聚居地区的乡村,碉楼并不是出现在所有的客家围,只是在部分客家围中耸立。这类客家围叫“四角楼”(俗称“四点金”),民众把碉楼多称做“炮楼”。它以粤东北的梅州、粤北的韶关为中心,分布在粤东兴宁、五华、梅县和粤北的新丰、翁源、始兴一带。其总体特点是碉楼与客家围宽厚的围墙相连,或正面两角建楼(二碉),或正面两角与后围正中建楼(三碉),或四角建楼(四碉),或四角加后围正中建楼(五碉),或四角加左、右、后三围正中建楼(七碉)。客家四角楼的分布,经东莞一直延伸到深圳。深圳的客家四角楼从清朝康熙初年到民国时期都有兴建,高潮在乾隆至道光年间。在深圳,不仅四角楼有碉楼,其他的一些客家民居也多数建有碉楼,这是与粤东客家民居不同的地方之一。广东客家民居中的碉楼是围屋防御性建筑的主要部分,极少独立于围屋之外。墙体厚实,多数为三合土夯土墙,有的底层用条石或鹅卵石垒砌,有的顶层用青砖砌墙。顶部或为悬山式两面坡(如梅县南口镇南华又庐),或是四角攒尖(如五华县锡坑镇联庆楼)。客家围屋中的碉楼多数是四五层,清朝早期四角楼的碉楼与横屋高度基本取平,乾隆以后碉楼向空间发展,高出了横屋,成为整座建筑的至高点和标志物,使客家四角楼形成了四角高中间低的天际轮廓线。楼体的向外面不开门,通过围内通廊进出,一般不开窗,少数开有的窗户也很狭小,但是都开设有若干个射击孔,给人封闭坚实的感觉。
2. 五邑侨乡的碉楼。五邑侨乡则是广东甚至全国目前保存碉楼最多的地区。侨乡的六个市、区中都有碉楼广泛分布。东边以江门市棠下镇(原属新会市)为界,西边到恩平市的那吉镇,南面抵台山市的原上川镇,北缘达鹤山市的鹤城镇,基本上覆盖了整个五邑侨乡。其中,开平是五邑侨乡碉楼分布的中心区,数量最多。根据2001年开平市政府碉楼文化办公室组织全市村镇进行的详细普查结果,开平现存碉楼1833座。台山市的碉楼数量居全区第二,2001年由该市档案局、博物馆组织的古碉楼、古建筑、古榕树“三古”普查,全市现存碉楼459座。其他几个市目前尚未进行普查,从博物馆日常工作调查得知,原新会市以西北部的大泽、七堡、小冈、罗坑、牛湾、司前几个镇为多,鹤山市则以西南的址山、云乡、共和镇常见,恩平主要集中在东部的沙湖、牛江、君堂、良西、圣堂、东成数镇。有意思的是,这三个市碉楼较多的镇都靠近开平。现存地方文献中记载的五邑侨乡早期的碉楼都在开平。建于16世纪60年代的迓龙楼是目前保存完好的最早的碉楼,距今440多年。五邑侨乡大规模兴建碉楼起于清朝末期,辛亥革命以后直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达到了极盛。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五邑侨乡碉楼的建造基本停顿,抗战胜利以后建筑的也很少。可见,五邑侨乡大规模建造碉楼的时间并不长,只有40年左右。侨汇支持是碉楼得以建造的重要条件。五邑侨乡的碉楼与国内其他地方的同类建筑最大的不同,主要在于其建筑式样和建筑风格的独特性。中西建筑文化合璧,使其脱离了中国传统碉楼的样式和风格,自成一体。五邑侨乡碉楼的“另类”特征使其在中国碉楼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综合以上对碉楼所进行的大范围考察,我们可以对中国碉楼作如下的概括。
1.“碉楼”在中文里是一个组合词。“楼”字出现并常用于汉代,“碉”则晚至唐朝才普遍使用于指称碉楼这种建筑。楼的本意是多层房屋,强调的是建筑形体;碉指军事上防卫或瞭望的工事,强调的是建筑功能。两字组合就将功能放在了前面,同时要求一定的建筑形体特征。英文“Tower”具有中文“碉”和“楼”的含义,这是与中文不同的地方。所以将中国碉楼这类建筑翻译成英文多使用“Tower”或“Watch Tower”。
2.目前所见文献记载的中国碉楼的最早称呼是来自川西古羌族,羌语的“邛笼”就是碉楼的意思。宋朝、明朝时当地的“宠鸡”、“笼鸡”应该是羌族“邛笼”称谓的演变。从唐朝开始,川西羌族也将这种建筑称做“碉”,并演变出“碉房”、“碉楼”、“石室”、“石碉”等多种叫法。清朝至民国时期,川西的藏族叫“达雍”,川西南的彝族叫“彝碉”。在全国汉族地区,民间俗称“炮台”、“炮楼”。地域不同民族不同,称谓也不同。
3.在碉楼实物和文献保存较多的川西和青海羌族、藏族聚居的地区,碉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碉楼包括高达十余丈的单体防卫性建筑,还包括二、三层的居住碉房,青海的四类藏族碉房也可以称做碉。狭义的碉楼则专指十余丈高、下大上小的防卫建筑,这种建筑不能叫碉房,可以叫高碉。这种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在其他地方似乎并不存在。
4.碉楼是作为一种防御性建筑而出现在中外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民族,它们似乎有各自的发展轨迹。在西方,它主要存在于城镇和军事要塞,带有西方自身的建筑特征。在中国则主要出现在乡村,它是受中国古代角楼和望楼启示而产生的一种乡土建筑类型,也就是说它的源是传统的民族的,其流也带有浓厚的中国色彩。五邑侨乡的碉楼其源其流都带有很多外来文化的因素。
5.中国碉楼绝大部分是与院落连在一起,与院墙组合为一个防御体系,是整个院落或围屋的附属性建筑。川西藏、羌民族聚居区的碉楼(狭义的碉楼)与汉族地区的碉楼在这一点上又同又不同。不同的是,它不与庭院院墙或围屋土墙相连,而是独立于村中或村外;相同的是,它也是单纯的防御性附属建筑。而五邑侨乡的碉楼都是单体建筑,不仅有防御功能,还有居住的作用。
6.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碉楼,从材料到建筑技术,从楼体到楼顶造型,都是中式的。多就地取材,或石材或青砖或三合土。夯土筑墙、齐砖对缝和木构架樑拱技术广泛运用。楼体都是下大上小,或向内收进直至楼顶,造型简单;或腰檐与平座交替出现,造型富于变化。楼顶多用坡顶,或硬山式或庑殿式或歇山式。藏、羌族聚居区的碉楼楼体也是下大上小,楼顶则是当地民居建筑中常见的平顶,四周加筑女儿墙。五邑侨乡的碉楼建筑材料多样,造型和风格大量吸收了国外的建筑文化,非常洋气、西化。
综上所述,我们似乎可以这样定义中国碉楼:碉楼是以防御性为主的多层塔楼式乡土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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