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1月5日晨，聂荣臻、钱学森在二十基地司令员孙继先的陪同下走进了敖包指挥所。之所以如此大的阵仗，是因为他们将见证中国人自己生产的导弹“东风一号”发射升空。
就在发射前一天，聂荣臻、钱学森便提前一步抵达，就发射事项仔细询问，聂帅颇为关切的问了一句：
“能不能准时发射？”
孙继先回答：
“不会推迟。”
一旁的钱学森又仔细叮嘱了一句：
“只有搞好预测，才能避免失败，因为这是科学。”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基地司令员孙继先在发射前就做了许多测试。
尽管东风一号并没有实战部署过，但在发射成功后，还是极大的振奋了人心，发射成功的一刹那，基地全部都陷入一片欢乐中，聂荣臻高兴地握着孙继先的手说：
“我们成功了，谢谢你，感谢基地。感谢基地全体参射人员。你们为祖国争了光，争了气！……这是解放军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有了自己的导弹！”
为了这次成功，孙继先在大漠戈壁滩，足足吃了三年沙子。
二十基地，全称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基地，不是因为他是第二十个，而是因为它是由二十兵团建立的。
其实，“二十基地”直到今天仍在，而且是大名鼎鼎，它就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二十基地要对外开放，按照惯例需要取一个 对外的名字这个名字得体现发射中心大概的地理位置，又得是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知名度的地方，所以就选了距离最近的酒泉。
不过，当年要建立这样一个基地，那可是相当不容易。
从1956年开始，中央决定发展导弹组建国防部导弹管理局和导弹研究院。基于中苏两国的协议，苏联方面将提供导弹样品和技术专家来中国支援。
要造导弹，就要建设一座导弹试验靶场。
于是在1957年年底，中央正式决定建设中国第一个陆上综合导弹试验靶场。
1958年1月8日晚，时任志愿军二十兵团副司令员的孙继先突然接到了志愿军总部打来的电话。
电话对面是司令员杨勇打来的：
“孙继先同志，请你立刻来志司，有紧急任务向你交待。”
孙继先参加革命几十年，对上级命令执行从来不打折扣，但仍然忍不住好奇的问了一句：
“什么任务？”
孙继先调任志愿军二十兵团副司令员是1957年9月，当时他还在南京军事学院教授部任副主任，突然接到命令赴朝，虽然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结束，但志愿军还留在朝鲜的还有第九、第二十两个兵团，孙继先到朝鲜战场后，驻防在志愿军西海岸指挥部。
这才不过半年多，回去有什么任务呢？
杨勇在电话里并没有交待很多，只是嘱咐他赶紧到志司来，因为任务紧急，就连火车票也已经提前买好了，就等他到了。
见了杨勇的面，两人也顾不上寒暄，只是简单的聊了一两句。
临走时，孙继先再一次忍不住好奇问了一句：
“我刚到朝鲜几个月，怎么就让我回国呢，有什么紧急任务？”
面对孙继先的问题，杨勇始终是摇头：
“不清楚，这是中央军委传来的紧急指示。”
“为什么这么紧急？”
孙继先还是忍不住问。
杨勇若有所思的说了一句：
“估计是让你回去干大买卖吧。”
孙继先眼前突然一亮，杨勇这话说的相当隐晦，显然是事关机密。
就在回去的路上，孙继先便开始浮想联翩。
“这次中央军委调我回国，究竟是干什么大买卖？”
孙继先的思绪飘的很远，一下子就想到了九年前。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第三野战军继续南下，当时毛主席就曾致电三野司令部粟裕、张震，要求他们注意研究夺取台湾的问题。
根据上级领导的指示，三野将目标关注在夺取东南沿海岛屿上，当时正担任22军军长的孙继先，领取的任务正是夺取舟山群岛，国民党当局为了守住舟山群岛，一口气调了5个军，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三野调了第七兵团、第九兵团，组成南北两个集团。
不过，当时海南岛已经解放，国民党当局如同惊弓之鸟，为了全力防守台湾，所以从一开始就在收缩兵力，我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舟山群岛。
正准备一鼓作气解放台湾之际，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第一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考虑到这个因素，中央只能暂时搁置解放台湾的战略。
此刻正是回国的路上，孙继先思绪漂浮，猛然间想到这个关键。
“难道说东南沿海形势吃紧？”
“又或者说中央已经下定决心解放台湾了？”
想到这个关键，孙继先激动的手心里也痒痒。
“如今，朝鲜已经停战几年了，也是时候收拾老蒋了。”
孙继先突然想起来，自己的老部队22军就驻防在东南沿海，之前打舟山群岛，就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想必中央这次调自己回来，八成是为了解放台湾做准备。
不过这一次，孙继先将军显然想的有点多。
孙继先乘火车到了北京以后，就连家人也顾不上去看，只是安排好工作人员后，就立马赶去找总干部部萧华部长。
一直到从萧华那里出来，孙继先脑子还晕晕乎乎的，似乎从来没有想到中央会安排给自己这个任务。
“是不是调我们去打台湾，杨勇司令员告诉我去做大买卖。”
萧华哑然失笑，然后故作神秘的说：
“这次大买卖可比打台湾重要的多，是一件壮国威、振军威的大事。”
“什么任务？”孙继先激动地问。
“中央军委要你去搞导弹，负责筹建一个导弹试验靶场。”
孙继先一下子就傻了眼。
孙继先想了无数种可能，唯独没有想过是这个任务。
萧华在一边兴致勃勃的谈了半天，孙继先是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他脑子里不断回想着一个声音，这事儿怎么干，没法干，他干脆利索的表示。
“萧部长，你明明知道我孙继先文化水平不高，一路过来都是带兵打仗，红军时期你让我组织大刀队，我没有二话，现在让我搞国防尖端科技，你是不是找错人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央之所以选孙继先，并不是没有理由。
除了孙继先党性原则性强以外，更重要的是，他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的时候，就和苏联专家打过交道，而中国要研发制造自己的第一枚导弹，离不开苏联专家的帮助，孙继先无疑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孙继先几次欲推脱，无奈萧华说的更干脆：
“不管怎么样，中央军委已经下命令了，就由你孙继先来挑这个头，你不干也得干，明天就去上班。”
一听明天就要上班，孙继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过，第二天，张爱萍就把孙继先叫到了他办公室，简单的嘱咐了几句，就带着他去见了聂帅。聂帅将中央的决心转达给他，并嘱咐他：
'这可不是当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不是强渡大渡河！这是尖端科学！是要下一番苦工夫才能攀登上去的。我们现在就是要走科技事业的长征路，要爬尖端科学的雪山，渡新时期的大渡河！这是关系军队和国家未来发展前途的大事，这个重要任务，对我们是一次新的考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好这个任务。'
孙继先之所以推脱，是因为自己不是知识分子出身，不了解高科技，但既然中央如此信任他，他也没有二话。
从这天开始，孙继先就过上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
孙继先在北京东直门外左家庄支起了摊子，这个摊子一开始叫“靶场筹备处”，对外称“炮兵营房工程建筑部”。
应该说在一开始筹备建立导弹靶场基地时，孙继先身边就只有几个人，这几个人还是二十兵团跟着他从朝鲜回国时的随行人员，可这么点人是远远不够的，按照孙继先的话来讲就是：
“我那时是一个光杆司令，既没有政委，也没有副司令，那叫'伸手派’：要人，要钱，要设备。为要人，我几乎踏破了总干部部的门槛。要了政委，要副司令，要各部的部长……”
按照中央的指示，孙继先所缺的人，可以先从二十兵团调，需要多少调多少，当时二十兵团还在朝鲜，不过已经准备开始撤回国内，所以这一环节不成问题。
因为要建导弹靶场，组织上特意先调了几个人到筹备处，其中包括兵器试验靶场的专家、炮兵专家，还有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人才。
可光是这么一点人也是远远不够的。
只是到这个时候，也已经顾不上了。
有意思的是，因为出入的人太杂、太多，当地老百姓曾忍不住好奇问出入的战士们：
“你们到底是什么部队呀，怎么什么样的军装都穿呢？”
战士们也很幽默，直接告诉老百姓：
“我们是杂牌军。”
1958年1月18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亲自率领一支勘察组飞赴兰州，孙继先也加入这支大军中，与此同时，一个有17名苏联 专家组成的专家组也随同一起到了大西北。
与孙继先几乎一样，这个导弹靶场基地最初筹建时，需要从各方面调任，除了专家学者外，还必须要充实各个领导机构，孙继先为此也几乎磨破了嘴皮子，原来广州军区参谋长李福泽不想来，他的理由和孙继先几乎是一模一样。自己只是个大老粗，不懂科技，但好说歹说，还是把李福泽挖到了基地。
1959年2月18日，国防部长彭德怀签署命令：
“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59年2月5日命令：任命孙继先为20训练基地司令员。”
其实就算解决了人员、经费的困难，这才只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
首先是技术上的难题，尽管有苏联专家的支持，但这批专家刚到中国时，一度曾瞧不起中国人，孙继先将军也是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将军，也憋不住火，好在双方当时语言不怎么通，加上翻译从中委婉转达，双方才不至于闹起来。
当然，孙继先将军本身很尊重苏联专家，特别是看到这群专家也同他们的战士一样，每天钻沙窝子，心里的感觉也大不一样，而苏联专家也慢慢的改变了对中国人的看法，苏联专家盖杜柯夫就曾对孙继先数起大拇指：
“孙司令员——一个真正的军人。”
时间一长，孙继先同苏联专家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尤其是他同苏联专家谢列莫夫之间的友谊。
上世纪六十年代左右，中苏恶化，赫鲁晓夫于7月单方面宣布召回在我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
苏联国防部驻中国国防部首席顾问巴托夫从莫斯科搭乘专机到北京，片刻也不停留就来到了戈壁滩，传达苏联指示，要求撤回专家谢列莫夫。谢列莫夫自己一听都愣了一下，如此突然的命令，他根本就来不及准备。
孙继先站起来说：
“大将同志，我们这里工作刚开始，还没有履行完合同，谢列莫夫斯基上校怎么能中途就走?”
巴托夫黑着脸说：
“这是上级的命令。”
为了能在短时间内让中方获得资料，谢列莫夫晚上11点把孙继先叫到自己的住处，拿出自己所有的笔记本，并告诉孙继先：
“发给你们的资料全都不能用，有用的全部都在我的笔记本上。隔几天，苏联的专家都要撤走，各自的笔记本也会统统带走的。你们赶紧连夜拍下笔记本内的内容，不必挑选，全拍下来。”
孙继先十分感动，拉着谢列莫夫的手连称“同志”。
一直到许多年以后，孙继先谈起谢列莫夫来，仍然深有感触的说：
“那才叫国际主义战士。”
孙继先在大西北建导弹靶场基地时，正赶上那个困难的时代。
有意思的是，因为抢一批建筑材料，孙继先还和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吵了架。
有一次，孙继先听说北京建人民大会堂，省下来一批边角料，为此他特意找到周总理，提出一个请求：
“能不能把这批边角料给我们？”
周总理好奇的问了一句：
“你要这批边角料干什么？”
孙继先告诉周总理：
“我们在那里安家，想要建个礼堂。”
一听是战士们有需求，周总理当即批示同意。
不久以后，一座施工质量一流的礼堂在当地拔地而起，按照孙继先的要求，就是要有人民大会堂的质量。
到了1960年夏，基地工程快完工的时候，时任工程兵司令员的陈士榘看到工程快结束，想起来还有许多建筑材料没有用，工程兵部队连一处像样的营房也没有，于是就下令，将所有剩余的建筑材料全都拉走，用于盖营房。
不料这件事儿被孙继先知道了，立马把副司令员李福泽找来：
“听说他们要把东西拉走？”
李福泽将军也是一个暴脾气，一听说这事儿，立马火上来：
“东西是二十基地的，不是他工程兵的，拉走，没门！”
孙继先直接出主意，要李福泽下令把基地到兰州的一段铁路线给封了，还专门派人去拦住，不让他们走。
陈士榘将军也是一个暴脾气，见好说歹说说不通，一个电话就打到了副总参谋长杨成武那里，不过这件事，杨成武也不好劝，只好让孙继先先放人，但孙继先很倔强，坚持不开这个头。
应该说当时工程兵的确很困难，部队在戈壁滩上搞建设，连个像样的营房也没有，战士们就睡在沙窝里，尽管孙继先也很能力量，但毕竟涉及到基地工程问题，对此毫不松口，还是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下令：
“国家供给二十基地的建材是不允许随便挪用的，本来运进去就不容易，又把它运出来，下一步二十基地的建设怎么搞？！如果陈士榘执意不退还这些'剩料’，那他就是窃国大盗！”
陈士榘也很无奈，只好原封不动的把材料退回去。
不过在这件事上，陈士榘倒是能想得通，他和孙继先是旧交，双方关系都不错，为了一些剩余的边角料吵，也都不是为了自己的私事，一直到许多年以后，陈士榘对这件事还记忆犹新，他还对孙继先的儿子说：
“你父亲什么都好，就是脾气大。”
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在当时，二十基地享受的是11类地区的工资，所有参与基地建设的人不仅拿工资，还享受一定的边疆补贴。应该说这也是国家对他们这些人的照顾。
可在那个困难的年代，为了给国家减负，孙继先带头不要补贴，在他的带领下，二十基地的官兵也都不要补贴，一直到国家经济状况好转了，才又重新领取。
那时全国都在闹饥荒，二十基地的供应本来也很勉强，可孙继先注意到周边百姓生活的情况以后，又要带头捐粮票、油票给饥民，当时基地自己也很困难，有的战士甚至因为营养不良，患上了夜盲症，但大家都是能拿出什么东西就捐什么东西。
当时，孙继先的秘书因为营养不良，双腿浮肿，经体检后发现转氨酶偏高，为了不影响将军，秘书有意保持距离，但将军却说：
“没有关系，我回北京吃点好的，抵抗力就上来了。”
可到了北京以后，秘书才知道孙继先说的是假话：
孙继先将军上中学的长子已经连续几次发生浮肿，七十岁高龄的父亲和妻子也是如此，那时孙继先陪同苏联专家，会被分一块黑面包，可他自己没有吃，而是带回家给了儿子……
就是在这样一种艰难的情况下，孙继先在戈壁滩创造了一个奇迹，为祖国铸就了一把锋利的宝剑，每读至此，不禁让人有些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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