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某天，原南京军区顾问钟国楚少将专程驱车前往福建闇亭寺，当他走入寺庙中时，迎面走过来一位老和尚。
钟国楚看着眼前这位老和尚，依稀还能辨认的出当年的痕迹，当下再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眼前这个老和尚不是别人，正是他当年在闽赣苏区的老上级，原闽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杨道明。
“岁月流逝，人世沧桑，但我一直没有忘记苏区的斗争历史，经常夜里梦醒，秉烛独坐，怀念那些朝同事、夜同床、情同手足而为革命光荣牺牲的同志，常常泪湿枕巾，彻夜难眠。”
当然，钟国楚那时还没想到，经由杨道明之口，解决了一个党史上多年悬而未决的谜。
原闽赣省委书记钟循仁一直活到了建国后，到1981年才病逝。
1990年1月3日，钟国楚再度去探望杨道明，并从他口中得知事情的真相，仍然惊讶的无法自已。
“……我交代太迟了。我年逾80岁，如不向组织交代，我死后就没有人知道钟循仁就是黄家法，出家当和尚，法号妙圆。1981年4月29日钟循仁死的前一天，还告诫我不要向他家里通信，也不要向上级反映。今天我把他的两张照片、一封家信，他写的一本书和诗词，原物交给组织保管。”
后来这封信被交到了福建省委组织部办公室，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终于得到了解决。
1935年6月14日，中央红军于长征途中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就在全军上下沉浸在一片喜悦中时，却突然传来一则消息。
“闽赣苏区的革命斗争已完全失败，闽赣省已经落入敌手，省委书记下落不明。”
消息中提到的省委书记，指的是闽赣省委书记钟循仁。
对于钟循仁的情况，中央红军当时是一无所知，究竟是活着还是已经牺牲，亦或是被敌人逮捕。
据说当时陶铸听跑回红军的干部战士说，钟循仁其实未死，中央当时便立即决定，派出得力人手到闽赣苏区去调查。
尽管对于闽赣苏区的陷落调查了个大概，但唯独没有找到省委书记钟循仁的下落，理论上如果钟循仁已经被捕或者牺牲，那么以他的级别，敌人是必要大肆宣扬，哪怕是钟循仁已经叛变了，至少会有各方面的消息。
可无论怎么调查，钟循仁仿佛就像是凭空蒸发了一样，消失不见了。
当然，一同消失的还有闽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杨道明。
一直到后来解放后，两人的消息还是下落不明。
杨道明后来道出实情后，人们这才惊奇的发现，原来派去老根据地调查的人已经与他们接触过，只是阴差阳错的错过，加上钟循仁、杨道明有意隐瞒身份，这才导致了这桩谜案60年没能解开。
从毛主席上井冈山开始，历经几年的革命斗争，在赣闽粤三省三省交界处创立了中央苏区。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了中央苏区，经过第四次反围剿取胜后，中央苏区发展到了巅峰时期，临时中央政府将所辖的中央苏区划分为四个省，即江西、福建、闽赣、粤赣四个省级苏维埃政权，另外还要加上一个赣南省（1934年8月建立）。
当时闽赣省的面积大约在两万平方公里，巅峰时期下辖26个县，上百万人口，是中央苏区较大的一块根据地，而且也是中央苏区的东北门户，也正因为如此，闽赣省的工作做的很出色，不仅经济状况良好，群众基础也很到位。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红军主力除了少部分留下继续打游击外，全部被迫踏上长征之路，按照中央的估计，即便是中央苏区全部陷落，闽赣苏区也不大可能彻底丢掉。
可现实让人大跌眼镜，不到一年的功夫，闽赣苏区的斗争便失败了。
那么，当时的闽赣苏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钟循仁出任闽赣省委书记，实际上是属于临危受命，而之前他一直是在赣南工作的。
1905年，钟循仁出生于江西兴国，大革命时期，北伐军进入赣州城，共产党员陈奇涵积极领导兴国的工农运动，钟循仁也于1927年在家乡参加了农会，并历任任崇(贤)高(兴)游击大队副大队长，中共高兴区委书记。
几次反围剿作战，钟循仁在毛主席指示下积极组织全区群众进行坚壁清野，领导各乡游击队与国民党军开展灵活多变的斗争。
1932年春，原县委书记贺昌调中央工作，临走之前举荐了钟循仁出任县委书记。
钟循仁自从出任兴国县县委书记后，把兴国打造成了模范县，当地的农业生产、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事业，就连支前也是排在前列。
1933年春，江西省组织了10个县的干部赴兴国考察，中央当时还强调：
“各县代表从实际参观中学习兴国这一革命战争动员的模范县的一切工作作风和他们的艰苦奋斗的精神。”
时间一长，就连毛主席也听说了钟循仁的名字，并且还对人说：
“兴国的模范县事实上是在钟循仁的手中创造出来的。”
1933年4月，钟循仁接替毛泽覃出任中共永吉泰中心县委书记，不过没过多久，钟循仁就又接到中央的命令，接替张鼎丞出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4年8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适应撤离的需要，中央决定将原赣南战地委员会所属各县以及粤赣省四个县合并成立赣南省，钟循仁出任赣南省委书记。
其实不难看出，钟循仁仍然是临危受命，当时中央红军要撤离中央苏区，是要去湘赣苏区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必然是要经过赣南，因此赣南省委书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的根据地基本上损失殆尽，中央分局领导人项英、陈毅、贺昌等人分头转移，各地的领导人都被派往各个根据地加强领导。
1934年12月，中央分局决定，调钟循仁到闽赣省任省委书记。
要知道从赣南到闽赣，中间的距离很远，别看今天似乎是简单，但在中央苏区根据地大部分丢失的情况下，直接闯过去无疑和送死没区别。
1935年1月钟循仁前往闽赣苏区，一路上遭到国民党军几次围追堵截，随行护送的一个营等到了闽赣苏区以后，就只剩下了几十人，如果不是闽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杨道明派人来接，钟循仁很有可能途中便遭遇不测。
可对钟循仁来说，真正的困难现在才开始。
之前我们提到过闽赣苏区的地方组织工作做的非常好，而且也有百姓的支持，可钟循仁到任以后才发现，真正的问题是出在内部——闽赣苏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以及军区之间领导人之间存在严重分歧。
当时，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情况，于是下令成立以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合并组成的省委工作团，可并没有改变这一情况。
时任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伙同政治部主任彭祜、参谋长徐江汉联合，对抗省委工作团的领导，不仅如此他们还多次违背中央分局坚持在闽赣地区斗争的指示，企图把部队带到闽南去，开辟所谓的新游击区，遭到了省委工作团的反对。
夹在中间的钟循仁十分为难。
钟循仁的工作能力毋庸置疑，可他也有很明显的短板。
据原中共闽赣省常委的方志纯回忆称：
“钟循仁对革命的认识过于理想化，想要和和气气的解决问题，性格上有些优柔寡断。”
当时闽赣苏区主要问题出在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祜、参谋长徐江汉，当时三人不服从指挥，妄图凭借手中掌握的军事力量，干预、胁迫省委工作团的决定。
尽管钟循仁性格优柔寡断，但仍然做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除了否定几人要把部队带去闽南的想法外，钟循仁还在关键时刻保护了方志纯。
钟循仁到闽赣苏区的时候，方志纯已经被宋清泉一伙关押起来，并且企图以“AB团分子”的名义处决。
更不凑巧的是，当时闽赣苏区还出过一件“刘炳龙事件”。
刘炳龙是闽赣省委宣传部长，当时也被当做“AB团分子”关押起来，他和方志纯一样都受到了残酷的对待，但与方志纯不同的是，刘炳龙于1935年2月拖枪逃走，后来直接叛变了。
当时省委工作团和宋清泉一伙为了防止意外，强烈要求将方志纯也一起枪毙了。
钟循仁为人正派，不愿意滥杀无辜，事实上他也很纠结，毕竟过去党有过这样的教训，万一错杀好人怎么办，但如果不杀，万一再出一件“刘炳龙事件”怎么办？
因为是初来乍到，钟循仁并不了解方志纯的为人，作为省委最高领导干部，周围的人也都不好就此事表态，只有宋清泉一伙咄咄逼人，让他感觉很为难。
万幸的是，方志纯当时尚能说上话，他强烈要求，在处决自己之前要上报中央分局。
钟循仁立即致电给中央分局负责人项英，项英后来回复：
“方志纯同志是个好人。”
得到中央分局的指示，钟循仁这才松了口气，下令释放方志纯，并给他安排工作。
尽管解决了内部分歧，但外部的形势仍然很严峻，国民党军大兵压境，来势汹汹，闽赣苏区的处境极为艰难，而很快钟循仁就又接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1935年3月上旬，钟循仁率领省委机关以及游击队转移至乐县时，接到了中央分局发来的一封电文：
“中央分局今后不再用电报与闽赣联系，闽赣根据地的斗争必须独立自主地坚持下去。希望全体同志在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将这场游击战争坚持到最后。”
这封电文直接摧垮了一部分意志薄弱的人的信念。
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祜、参谋长徐江汉本来就依仗手中军事实力，不大服从省委领导，见与中央分局失去了联系，心里更加惶恐不安。
当时钟循仁及时察觉到队伍中存在的这一情况，还连续几次开会，重新树立各部队斗争的决心，应该说会开的还是比较成功的，许多战士听了钟循仁的话后，备受鼓舞。
可即便如此，仍然无法打动宋清泉一伙人。
更为关键的是，当时闽赣苏区的局势异常严峻，国民党军大举进攻，部队的人数越来越少，到后来省委工作团与随行的红十二团也失散了。
见局势恶劣至此，宋清泉一伙开始筹划率部投敌叛变。
1935年5月，省委工作团以及军区率领为数不多的部队转移至德化、永泰、仙游三县交界处的戴云山区，宋清泉迫不及待，立即派人下山与国民党当局仙游县民军司令部谈判。
尽管钟循仁、杨道明事先已然得知这个情况，但本着教育说服为主，钟循仁并没有采取断然措施控制宋清泉。
1935年5月7日晚，宋清泉伙同彭祜、徐江汉带着为数不多的部队下山投降了，等到钟循仁醒过来时，发现山上就剩下了省委工作团的二三十人。
钟循仁、杨道明商量后，立即率部突围，结果在永泰遭到民团的伏击，一番混战下来，只有钟循仁、杨道明、陈常青等七人突出重围。
闽赣苏区的斗争，也因为有宋清泉等叛徒的存在，最终完全失败了。
先交待宋清泉、彭祜、徐江汉三人的结局。
有意思的是，这三个人后来改名换姓，又重新混入革命队伍，企图投机，结果被人察觉。
宋清泉投敌叛变以后并未获得重视，到了1938年，他又重新混入新四军，结果被人察觉，不久后即处决。
彭祜一直活到了解放后，1949年湖南解放后，又重新混入了省政府任职，毛主席当时派黄克诚到湖南出任军政委员会主席，结果就在人群中，黄克诚一眼就认出了混在人群中的彭祜，随后被逮捕归案。
1953年，彭祜被人民政府以反革命罪处决。
徐江汉是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起义来的干部，但为人骄横、奸猾，看不起工农出身的省委干部，值得一提的是在三人之中罪行比较轻，而且投敌以后并没有写自首反共的文章，而且徐江汉后来也一直没有加入国民党反动派阵营，不过，他的下落一直没调查清楚。
一直到解放后，中央为了调查钟循仁、杨道明的下落，这才意外发现了徐江汉。
徐江汉后来化名赵宁都，1938年又跑到了延安，混入革命队伍，工作了很多年未被识破，建国后先后担任过天津、北京铁路分局任车务段长、车务处副处长等。他被捕以后很干脆就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因认罪态度好，加上罪行较轻，免于刑事处罚，被安排到了天津车务段工作。
不过，徐江汉也不知道钟循仁下落。
这件事儿一直到90年代以后，经杨道明公开承认，这才真相大白。
当年，钟循仁、杨道明等七人突出重围后，商量接下来的去处，当时陈常青等四人提议回赣东北老家去，钟循仁犹豫再三，也同意了他们的想法， 但他和杨道明却不准备回老家去。
原因也非常简单，钟循仁、杨道明是属于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在国民党反动派那里是挂了号的，如果回到老家的话，恐怕和自投罗网是没多大区别。
钟循仁、杨道明又计划去找党组织，可之前他们就接到过中央分局来电，中断了联系，想要去哪里找都无迹可寻，况且当时杨道明肺病很严重，也无法长途跋涉。
在寻找党组织未果的情况下，钟循仁、杨道明化名来到秋垄的九座寺，当时钟循仁化名黄家法，杨道明化名谢长生，两人在九座寺主持妙智法师的介绍下，来到永泰县百里之遥的闇亭寺出家。
钟循仁法号妙圆，杨道明法号馨扬。
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中央得知钟循仁、杨道明可能还活着的消息后，曾派人赴闽赣苏区寻找，而且也找到了闇亭寺，可因为当时杨道明为了治疗肺病已经外出，加上两人又是化名，所以给错过了。
杨道明后来回到闇亭寺听说此事，还有些惋惜：
“这真是天大的遗憾。失之交臂，错过这次机会再也无法和组织联系上了！”
大约是心灰意冷的缘故，钟循仁、杨道明后来没再去寻找党组织，哪怕是后来抗战爆发以后，明知道党中央就在延安，两人安心在寺庙修心养性渡过了一段漫长的岁月。
1981年，钟循仁因病离世，临终之前仍嘱咐杨道明：
“不要向我家里通信，不要向上级反映。”
一直到十多年后，杨道明也年近九旬，认为应该让世人知道他们的名字，这才主动坦诚。
至此，党史上一段60多年的未解之谜，终于真相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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