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军事生涯是从1927年开始的。
虽然在辛亥年革命军起时，他奋而投军，在湖南新军有过半年列兵的经历，但和那些军校出身或职业军人相比，毛泽东的军事阅历基本上是空白。然而，在风云激变的1927年，毛泽东断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率领一支临时组合的队伍，并且在经受秋收起义失败的重创之余，硬是在井冈山上闯出一片新天地，他本人也从此开始逐步成长为人民军队的统帅。
一、关于武装斗争的理论与实践储备
和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许多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者一样，毛泽东经历了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但勤于思考的毛泽东，参与这些社会实践之深入和理论建树之大则是最为突出的。以投身农民运动的实践为例，1917年7月，出身农家的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和同学萧子升以“游学”的方式，到湖南宁乡、安化、益阳、沅江、平江五个县，进行了行程1000余里的农村调查；
他在中国共产党党内也是比较早地开始从事农民运动的，1923年4月，他就派水口山的工人刘东轩和安源路矿的工人谢怀德（均为共产党员）回他们的家乡衡山岳北白果乡（也是湖南军阀赵恒惕的家乡）开展农民运动；同年6月，正是在毛泽东等关于要注意农民运动的提议下，党的三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民问题决议案》；
1925年2月到8月，毛泽东在回乡养病的半年间亲自发动和领导了韶山地区的农民运动，从进行农村调查到办农民夜校启发农民觉悟，再到组织雪耻会、农民协会，进而成立中国共产党韶山支部，发展党员，毛泽东对开展农运的意义和如何开展农运有了比较系统的切身体会，积累了第一手经验；
此后，毛泽东主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由招收广东一省的学员变为面向全国二十多个省招收，其中比较著名的学员有王首道、吴芝圃和张明远，他们后来分别成为湘赣、睢杞、冀东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
这一时期，毛泽东撰写并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和《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理论文章，编印《农民问题丛刊》，并自1926年11月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主持制定《目前农运计划》。此时毛泽东已经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如此深厚的积淀和广泛的斗争实践，使毛泽东得以深刻感悟中国国情，准确认识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领导、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特别是关于中国现代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和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广大最重要的同盟军，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认识，成为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后从事军事斗争时能够另辟蹊径的思想理论基础。具体来说，有以下四方面内容。
第一，武装斗争的必要性。身处国共合作第一线的毛泽东，是在同国民党新老右派的激烈斗争中，认识到武装斗争重要性的。1926年3月18日，在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前夕，毛泽东就郑重告诫：“各同志要鉴往知来，惩前毖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这句话。”“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当晚，毛泽东就在第一时间提出武装对抗蒋介石的挑衅。
据茅盾回忆：
毛泽东找到苏联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要求动员所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集中肇庆，依靠驻扎在那里的叶挺独立团，开会通电讨蒋，予以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其党籍。
同时争取第一军王柏龄师以外的军官士兵和国民革命军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军的力量。此事虽得到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的赞同，但却因季山嘉坚决反对而不了了之。
5月3日，毛泽东任所长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他在设置培训课程时，就加大了军事训练的比重，军事训练课占全部课程的三分之一，并请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武装——铁甲车队的军事教官赵自选担任农讲所军事训练总队长。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这届农讲所学员的军事素质明显增强，赵自选还曾带领这届学员到海陆丰农村，实地考察那里农运和农民赤卫队的情况。
毛泽东从中国农民运动的特点中感受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认为目前“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因此，毛泽东在八七会议的发言中痛心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以往在军事方面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沉痛教训，进而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这是毛泽东后来转而投身军事斗争的思想基础。
第二，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基于关于“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的思想认识，毛泽东在筹备秋收起义时，1927年8月20日致信中共中央，非常明确地提出：
“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但是，刚刚改组的临时中央却认为，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表明资产阶级已经叛变了革命，为了抓住小资产阶级继续革命，还要用国民党旗子，否则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国民党旗号就会被蒋汪之流篡夺。
8月23日，中共中央复信批评湖南省委和毛泽东抛弃国民党旗子的主张，强调“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
虽经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共中央仍坚持不同意放弃国民党的旗号。无奈，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一样，也是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动。
但和南昌起义有所不同，秋收起义不再使用“国民革命军”番号，而是第一次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一个月后，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决议案》，才正式明令不再使用国民党的旗号。
率先使用“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表明毛泽东要由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武装斗争的鲜明态度，是他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因为“旗帜鲜明”，攻打长沙受挫的秋收起义军，才能在短时间内重振雄风，从而把胜利的旗帜插上井冈山。
第三，工农兵结合开展武装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毛泽东是最早认定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者之一，他认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因此，以农民为主力开展武装斗争，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最早，也是最坚定的实践者。
在大革命失败之际，改组后的临时中央，虽然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也明确要求必须主要依靠工农开展武装斗争，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却出现很大问题。南昌起义主要是依靠中国共产党掌握或拥护中国共产党主张的一部分军队发动的，几乎没有有组织的工农群众参加。
临时中央一方面不得不倚重叶挺、贺龙等率领的武装力量，但同时对他们心存疑虑，认为他们“仍旧是旧式的雇佣军队，不加入工农分子使之改组，是不能担负革命任务到底的”，唯恐这次起义成为军事将领新的军事投机。南昌起义军南下失败后，临时中央在部署广州起义时，向广东省委提出“要矫正从前以农民为副力等待叶、贺军队到来的错误观念（见中央前次各信），相信农民为暴动的主力”。
可实际上，广州起义虽得到广东全省多地农民运动在战略上的声援和支持，但直接投身广州起义的农民数量很少。广东省委事后在总结教训时指出：“此次暴动，农民群众很少参加，除掉石围塘和黄沙的农民起来占据车站，四郊有很少的农军参加作战外，其附近各县都未起来，以致反革命军队，可以毫无顾虑和障碍很快的来围击我们，以至于失败。”其中原因，主要是空喊依靠工农而缺乏必要的组织发动的举措，同时又不信任党已经掌握的正规军事力量。其实质是把已经在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继续等同于旧式雇佣军，人为把革命军队与工农群众对立起来。
秋收起义则不同。
毛泽东经历和了解到“马日事件”发生后，长沙周围10万农军围城，却被许克祥、王东原两个团扑灭的情况。毛泽东因此认定，革命发动时必须要有正规部队参加。
8月18日，毛泽东在安源沈家大屋召集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讨论秋收起义计划时明确提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
毛泽东的主张上报中共中央后，临时中央23日回信批评，认为其暴动计划“偏重于军力，好像不相信群众的革命力量，其结果亦只是一种军事冒险”。
30日，毛泽东根据他和湖南省委进一步研究后的意见，复信中央，再次强调要把军事力量与工农群众的暴动结合起来，并解释说明暴动的主要战斗者是工农，调两个团是辅助工农力量之不足，中央的批评是因为不了解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
在经过一年斗争实践后，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得出结论性认识：“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
最终，在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队伍中，既有原国民革命军二方面军警卫团（以下简称警卫团），又有安源路矿的工人和湘鄂赣等地区的农民自卫军，真正是“工农兵”的结合，这在当年一百多次武装暴动中可能不是唯一的，但肯定是最突出的，并且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领意义。
第四，选择恰当的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在工人阶级聚集的大城市举行武装暴动以夺取全国政权，是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传统，并有俄国彼得堡十月革命胜利的先例可循；在中国，远有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天下响应的成功，近有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
因此，以夺取和占领中心城市为主要目标的“城市中心论”，成为当时中共中央的首选和全党的共识。特别是因为，那时中国共产党人都有北伐战争通过经营广东革命根据地，接受苏联军事物资援助，然后势如破竹，取得辉煌胜利的切身感受。
因此，大革命失败后，根据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的建议，中共中央把广东作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目的地。
南昌起义成功后，马上南下广东；广州起义的目标更为明确；中共中央发动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起初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呼应南昌起义军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计划。
毛泽东的不同凡响则在于：一是他把发展工农武装的着眼点放在广大农村和亿万农民群众身上，而不是大中城市。
长沙“马日事变”后，毛泽东在听取由湖南到武汉的党员和工农骨干情况汇报时强调：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
二是他不赞同把主要力量都用于广东。
8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指出：湖南省委要组织一个师的武装去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当前处在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
毛泽东说：“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
即使是秋收起义中湖南的暴动计划，起初湖南省委讨论时，按照中央既定规划，是想鼓动全省农民起来暴动，并划定长沙、衡阳、常德、宝庆为中心的四个区域。鉴于力有不逮，毛泽东力主放弃长沙以外的几个中心，集中在湘中暴动。最终湖南除省委书记彭公达一人主张全省暴动，并要毛泽东去湘南主持那里的暴动外，其他人一致决定在湘东和长沙举行暴动，“泽东到浏、平的农军中去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
毛泽东提出并坚持以湖南为中心依靠农民开展武装斗争，不是异想天开的别出心裁，而是以湖南已经形成雄厚的革命力量基础为支撑和保障的。早在国共合作之初，毛泽东就写信给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部长和副部长彭素民、林伯渠，商量在湖南发展国民党组织事宜，并亲自担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筹备员”，以后又多次进行指导。在毛泽东和中共湖南区委的领导下，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湖南各级国民党党部从无到有发展起来。正如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中所指出，“湖南国民党左派的下级党部比任何省要有基础，十五万到二十万的左派党员及其组织曾在我们指导之下奋斗到现在。我们党更要坚决的从组织上取得这些组织，从政治上去领导他们，是他们成为秋收暴动的重要力量”。当时，湖南农民运动是最发达的，到1927年5月，农民协会会员已达600万，占全国农民协会会员总数一半以上。按照毛泽东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给中共湖南区委的指示，他们大力在农村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员，到长沙“马日事变”发生时已经发展农村党员2万人，占全国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三分之一。在湖南省卓有成效的工作实绩和对湘情的真切把握，促使毛泽东坚持以湖南为中心、依靠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的力量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这既是毛泽东在秋收起义队伍受挫后不再徒劳坚持攻打中心城市的原因所在，也是他后来选择在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独立自主探寻中国革命之路的组织条件和实力依托。
二、与秋收起义军各组成部分的历史渊源
按照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9月9日由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参加起义共5000余人，其中以警卫团为主力，连同余贲民率领的平江农军，
罗荣桓等率领的湖北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一团；
以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萍乡等地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团；
以警卫团的一个营和浏阳醴陵的部分工农武装编为第三团。
毛泽东本人后来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这支早期的革命军事力量被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来自反叛了汪精卫的武汉警备部队，第二团由汉冶萍矿工等组成，第三团由浏阳等县的农民武装组成。”
以往只是叙述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和由湖南省委任命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是这支队伍的最高领导。
其实，深究起来，毛泽东与这支起义军，及其后来与之会师共同开创井冈山根据地的部队，即由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暴动的农军，还有着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历史渊源。
（一）组织安源路矿工人投身秋收起义军
自19世纪末以来，安源路矿就引进西方先进技术采煤炼焦，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工矿企业和最早的产业工人聚集区之一（湖南籍工人近一半）。1920年11月，长沙共产主义早期组织甫经成立，毛泽东就第一次到安源路矿所在地萍乡考察。1921年10月和12月，在党的一大之后，毛泽东作为新近设置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两次到安源矿区调查工人生活状况，启发工人觉悟，播撒工人运动的火种。
此后，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共湘区委员会陆续派李立三、刘少奇、
蒋先云、易礼容、毛泽民、
毛福轩等多批次骨干，到安源开展工人运动。
从此，安源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支部，组织了声名远播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创办了中国工人阶级最早的经济事业组织——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党校——中共安源地委党校。
鉴于安源路矿已经形成一支成熟的工人队伍，毛泽东于1922年5月和9月又两次到安源进行具体部署和发动，9月14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并取得彻底的胜利。
1923年4月，在京汉铁路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陷于低潮的时刻，
毛泽东在奉调去上海中共中央工作前，
专门带蒋先云再次去安源，
召开工作会议，对以后的工作进行部署，提出“弯弓待发”的策略原则，要求当地党组织提高警惕，加强防范，齐心奋斗，好好保护工人俱乐部。他还指出，工人必须同农民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军阀。
这使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巍然独存”，被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称赞为“硕果仅存”。
在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培养教育下，安源路矿涌现出朱少连、周怀德、黄静源、袁德生、刘昌炎等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工人领袖，到1927年上半年，安源有青年团员600多人，到同年8月秋收起义前，有3个区委、17个直辖党支部和700多名中共党员，最多时参加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会）的工人达12000多人。
安源路矿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关系，可以追溯到1925年9月。当时，安源路矿的工人运动一度遭到反动军阀残酷镇压，安源党组织派出千人以上工运骨干到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和农讲所学习。
安源矿工刘桂山回忆，1926年农历二月初八，安源党组织安排他和120多名矿工到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在这之前还去了四五批。
开国中将韩伟回忆，他是1925年底经中共广州市委书记莫青（疑是广东区委组织部长穆青——引者注）介绍到叶挺独立团做战士，经历了北伐战争洗礼，
1927年9月又参加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1926年6月，北伐先锋叶挺独立团进军至攸县和醴陵地区，中共安源地委组织工人破坏队、侦探队、运输队、慰问队、救护队等参军参战。9月，叶挺独立团和其他北伐军部队围攻武昌城，久攻不下。
据叶挺独立团参谋长周士第回忆，为减少伤亡，就从安源动员了几十名矿工在通湘门车站附近帮助挖坑道，抵近城池。工人们冒着弹雨，日夜轮班，不断掘进。在城内敌军派出敢死队企图破坏坑道的危急时刻，工人们拿起枪与独立团战士一起投入反击。周士第感叹道：“安源工人此次与独立团并肩作战，表现很勇敢，很有纪律性、组织性，真是拿镐是劈开大地的劳动英雄，拿枪是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后来有一部分安源工人参加了独立团。”
此后，不断有安源的工人参加叶挺独立团。开国中将唐延杰回忆，他是1926年冬被安源党组织派到武汉的，经中央军委的聂荣臻亲自介绍到叶挺独立团，在第二营第八连二班当兵，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
还有回忆材料说：1927年2月，毛泽东翻过衡山去衡阳考察农民运动，与夏明翰、陈佑魁等座谈时，就曾表示，一旦形势右转，他就带安源工人到江西搞游击去。
安源路矿工人成批次汇入与秋收起义军和开创井冈山根据地相关的军队，有两批。
“马日事变”后，安源矿工在湖南省总工会和省农协组织下，和各地农军一同参加了围城长沙的斗争。围城失败，湖南反动军阀在6月初对安源工人进行报复性镇压，刘昌炎、周怀德等党团工会的领导人牺牲。在危急时刻，在蔡和森与毛泽东一再要求下，中共中央于6月7日和24日两度讨论改组湖南省委问题，先后决定由毛泽东出任临时省委书记、省委书记。
毛泽东因此有机会于6月下旬短暂回湖南，进行应变部署。临行前，毛泽东请中央选派一位懂军事的同志和他一道去湖南，中央选派湖北省农民部长、湖北农民自卫军的负责人蔡以忱与他同行。
毛泽东在湖南强调，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根据毛泽东和湖南省委的指示，为保存精干，中共安源市委改造矿警队，派了许多党员、团员和工会骨干到矿警队任职，实际控制了矿警队。
据7月23日湖南省委给毛泽东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称：“安源可借矿警局练兵二百名，而一两股兵力可以上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杨立三作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叶挺为师长）的新兵招募委员来到安源，顺利从安源招募了100多名矿工组成一个连，连长黄赞，成为叶挺正在负责筹建的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新兵营的一部分，后来这个营被编为警卫团第三营。
另一批就是秋收起义前，以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萍乡等地农民自卫军组建的秋收起义军第二团。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和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奉命组织包括安源在内湘赣边界7个县的秋收起义。
安源路矿的党团工会在蔡以忱领导下，修造枪支、制造土炸弹，集结队伍，积极筹备。同时，萍乡、衡山白果区的农军和王新亚率领的安福、莲花、永新等地的农军，齐聚安源。
9月初，毛泽东告别在长沙板仓的妻儿，赶到安源张家湾，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安源会议”。蔡以忱、王新亚和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等参加会议。会议决定把驻修水、安源和铜鼓的起义队伍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兵分三路，进攻长沙。5日，毛泽东把在安源的各路力量组成第二团，以王新亚为团长，蔡以忱为党代表，下辖3个营9个连，共2000余人。
据9月27日任弼时就湖南秋收起义情况给中央的报告记载：秋收起义爆发后，“安源矿警及王新（亚）部（系江西的农军）五百余人会同工人炸弹队、宣传队将近二千人于十一号清晨进攻萍乡不遂，乃弃萍攻老关，十二号破醴陵城”“15号占浏城”，报告特别写道，“在此次战斗中，安源工人表现极勇敢”。也就是说，至少有1400人以上的安源工人，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参加了秋收起义军。其中代表性人物是刘先胜和王耀南。刘先胜参加了1922年安源大罢工，1924年在安源入党，并打入路矿的矿警队，秋收起义时是第二团排长，后来成为开国中将；王耀南是1922年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组织的安源儿童团团员，后成为闻名全军的“工兵王”“爆破王”，开国少将。安源工人在秋收起义中的作用，当时就得到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的高度肯定，他在10月8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在秋收暴动经过中，湖南的无产阶级——安源工人、铁路工人等的奋斗精神特别表现得十分坚固和勇敢，确是革命的先锋队。”秋收起义军发动时总人数为5000余人，安源路矿工人成批次参加的人数接近总数三分之一。
起义爆发前师长余洒度收编贵州军阀残部，编成以邱国轩为团长的第四团，后叛变极大危害了起义。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第四团”。
8月31日，毛泽东从长沙赴安源途中，路经株洲，找到中共湘区委员会最早培养的安源路矿工人领袖朱少连（党的三大中央委员）等议事。毛泽东说在秋收起义中，株洲是个重要的地方，要抓紧恢复工作，首先要解决团防局，同时要破坏白石港的铁路桥。
朱少连随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抓紧准备。中共湖南省委收到毛泽东9月5日关于安源张家湾会议情况的信件后，批准了安源会议的暴动计划，并决定在株洲成立第四团，作为秋收起义军的一部分（隶属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以朱少连为团长。
起义发动后，朱少连曾组织攻占了株洲团防局和株洲火车站，以夺取枪支组建第四团。后因攻打长沙的行动失败，计划由安源路矿工人为主组建的第四团，遂成为一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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