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消逝的电波》背后：那些曾经和李白烈士被关押在一起的英雄们（之三）

我尝试把之前的内容引用进来。没有做过，如果做的不好，请多多包涵。

今天的英雄，要从一个叛徒开始说起，而这个叛徒，要从一部样板戏说起。这部样板戏，便是《沙家浜》。这个叛徒，不仅仅出卖了今天我们要谈到的几位烈士，也出卖了沙家浜里面一个角色的原型。他们分别牺牲在上海闸北宋公园和南京雨花台。

左边阿庆嫂，右边郭建光，中间农民打扮的县委书记，原型就是良医良将任天石

“病情不重休惦念，心静自然少忧烦。家中有人勤照看，草药一剂保平安。”这是《沙家浜》里程书记的一段唱，书记程谦明，原型是任天石，一位弃医抗日的烈士，看来大家都很容易学医劝退。学医的人只要改行，往往干得不错。

任天石祖居常熟，世代中医，少年时便随父学医的他，目睹劳动人民贫病交迫，被深深触动。曾对友人黄本仁说，“既要做良医，也要做良相”，有条件做良医时，就尽心行医，有条件做良相时，就全力报国。

1932年，任天石考取上海中国医学院。在校期间，任天石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如饥似渴地反复阅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观点令他耳目一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更使他走入一个全新的世界。

任天石

更难得的是，他的学业也很优秀，

抗战初起，弃医从戎，拿出积蓄，卖掉药铺，最后连房子也卖了，组织起一支四五十人的小游击队，1939年入党，从此身兼二职，一方面是指挥作战的游击队长，一方面是救人一命的医生，也幸亏他那时只有三十岁，精力跟得上。他所在的地方，群众工作特别好做，那年头找个靠谱的医生看病可不容易，医院在哪里，就在游击队的船上，船也是任天石家的。

1947年1月，任天石意外被捕，多次被严刑拷打，但是一直用假身份，国军也曾经押他游街，但是仍然没有群众出来指证他的身份，但是不幸遇到了已经叛变的长江工委委员田学甫，身份暴露。后被押往南京，关押在宁海路19号保密局看守所，这个看守所很特别，坐落在一群高级住宅的包围里面，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其存在，军统南京站站长周镐烈士、陈毅元帅的好友朱克靖烈士等人牺牲前都曾经被关押在这里，任天石约牺牲于1948年3月。

本文要介绍的烈士，也是被田学甫出卖的，他们是徐植芳小组的徐植芳、邱世毅烈士，因为叛徒的出卖，徐植芳小组全部被捕。

徐植芳

徐植芳本来是新四军的军事干部，长期在警卫部队，1943年被调到了新四军的社会部，从此转入了情报工作，先后在汪伪部队和国军联勤总部潜伏，其中在国民党陆军联勤总部军需署储备仓库任中尉管理员，他有个哥哥在国军，所以基本上无缝衔接就从伪军到了国军，而且在一个肥缺工作，小组的情报员有邬烈勋、史美中、吴阿根、张友信等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所以国军往往部队还没动，共军已经知道了他们有哪些部队，要去哪里了。

徐植芳小组什么都没有做错，但是却因为一连串的意外导致了巨大的损失。这也是我写情报工作，时时扼腕叹息的地方。这一连串意外的关键一环，是邱世毅的被捕。

邱世毅

邱世毅1923年9月25日生于江都县邵伯镇。邱世毅1938年参加革命，1941年，受组织派遣，邱世毅调往秘工部门工作，赴上海“潜伏”。1942年春，邱世毅奉命来到南京，化名邱世彗，考入汪伪政治训练部直属政训班，半年后被分派负责扬泰地区的地下工作。为什么用这么难听的彗星的彗作为化名，是因为他用的是自己姐姐的毕业证报名的，只能凑合着用了个改起来比较方便的名字。新四军老战士郭冰回忆：“邱世毅当时很年轻、瘦瘦的、很秀气、沉静、不多说话，从表面上看不出他是一个整天周旋在敌人内部、掌握了很多军事情报、发展了很多青年参加革命工作、为党为革命作出很多贡献的人。”

　　1945年初，邱世毅打入汪伪苏北绥靖公署内部，博得伪绥靖公署主任孙良诚的信任，被越级提拔为少校作战参谋。后来邱世毅又打入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

但是一切在1947年5月，戛然而止。1947年5月上旬，邱世毅只身前往镇江与组织派来的交通员见面，并转交一份秘密情报，这份情报，是徐植芳小组的所有人员的名字和身份，以及所负责的工作。这是因为上级工作要交接，接收方需要他们的详细情况。但是交通员出问题了。

苏中二地委社会部派保卫战士姚茂良前往镇江联系邱世毅。姚茂良在镇江遭遇不速之客田学甫，也就是我本文一开始提到的叛徒。二人是同乡、同事，姚茂良不知道田已经叛变，被叛徒处心积虑，骗出了此行的目的，于是姚茂良被保密局秘密逮捕。酷刑之下，姚茂良也叛变，交代了此行的目的和接头方法。

邱世毅乘火车前往镇江、传送关于徐植芳小组的情报，当火车临近镇江时，邱觉察到异样，无法吞吃情报又无法销毁，因为情报是藏在牙膏里的，只能将牙膏扔出车窗外。可不幸的是，敌特找到了牙膏，写有徐植芳小组名单的情报落入敌手。

被捕后，邱世毅大胆逆用叛徒姚茂良，巧妙的利用军统企图扩大战果的机会，让叛徒自己回到根据地，带回了邱世毅被捕的情报，切断了大部分联系，只是徐植芳小组名单已经落入敌人的手里，无法挽回。

徐植芳、邱世毅最初本来要被押往台湾的，但是他两人在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关押期间闹绝食，加快了敌人杀害他们的进程，不久后就被卸掉脚镣提出，押往上海警察局的小看守所，被敌人活埋于上海闸北宋公园。

徐植芳很快就被追认了烈士，但是因为徐植芳小组的情报是从邱世毅被捕而失密的，这一事实在45年后才查清，邱世毅等到了迟来的烈士身份。曾经和邱世毅关在一起的上海市委组织部长黄浦，老年后和《解放日报》的总编马达聊起了解放前他被捕的事情，马达的妻子恰好是邱世毅的侄女，这样有了证明人，确认了邱世毅被捕后没有叛变，才等到迟来的烈士身份。这两位老地下党黄浦、马达，我怀疑他们取这个名字完全是故意的，因为当时的特务看情报的时候心态估计和我查资料的时候差不多，上海人叫这两个名字，信息完全被污染了。

写到这里，再补一个致命的意外巧合。还记得本文开始提到的任天石吗？他被捕时候化名“卢志英”，然而，卢志英正好是另一位地下党领导人的名字，活动地点也恰好是他被捕的地方一带，真正的卢志英，也牺牲在雨花台上。

大家不着急，后面还有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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