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尝试把之前的内容引用进来。没有做过,如果做的不好,请多多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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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消逝的电波》背后:那些曾经和李白烈士被关押在一起的英雄们(之一) (qq.com)
永不消逝的电波背后:那些曾经和李白烈士被关押在一起的英雄们(之一) (qq.com)
今天的英雄,要从一个叛徒开始说起,而这个叛徒,要从一部样板戏说起。这部样板戏,便是《沙家浜》。这个叛徒,不仅仅出卖了今天我们要谈到的几位烈士,也出卖了沙家浜里面一个角色的原型。他们分别牺牲在上海闸北宋公园和南京雨花台。
左边阿庆嫂,右边郭建光,中间农民打扮的县委书记,原型就是良医良将任天石
“病情不重休惦念,心静自然少忧烦。家中有人勤照看,草药一剂保平安。”这是《沙家浜》里程书记的一段唱,书记程谦明,原型是任天石,一位弃医抗日的烈士,看来大家都很容易学医劝退。学医的人只要改行,往往干得不错。
任天石祖居常熟,世代中医,少年时便随父学医的他,目睹劳动人民贫病交迫,被深深触动。曾对友人黄本仁说,“既要做良医,也要做良相”,有条件做良医时,就尽心行医,有条件做良相时,就全力报国。
1932年,任天石考取上海中国医学院。在校期间,任天石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如饥似渴地反复阅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观点令他耳目一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更使他走入一个全新的世界。
任天石
更难得的是,他的学业也很优秀,
抗战初起,弃医从戎,拿出积蓄,卖掉药铺,最后连房子也卖了,组织起一支四五十人的小游击队,1939年入党,从此身兼二职,一方面是指挥作战的游击队长,一方面是救人一命的医生,也幸亏他那时只有三十岁,精力跟得上。他所在的地方,群众工作特别好做,那年头找个靠谱的医生看病可不容易,医院在哪里,就在游击队的船上,船也是任天石家的。
1947年1月,任天石意外被捕,多次被严刑拷打,但是一直用假身份,国军也曾经押他游街,但是仍然没有群众出来指证他的身份,但是不幸遇到了已经叛变的长江工委委员田学甫,身份暴露。后被押往南京,关押在宁海路19号保密局看守所,这个看守所很特别,坐落在一群高级住宅的包围里面,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其存在,军统南京站站长周镐烈士、陈毅元帅的好友朱克靖烈士等人牺牲前都曾经被关押在这里,任天石约牺牲于1948年3月。
本文要介绍的烈士,也是被田学甫出卖的,他们是徐植芳小组的徐植芳、邱世毅烈士,因为叛徒的出卖,徐植芳小组全部被捕。
徐植芳
徐植芳本来是新四军的军事干部,长期在警卫部队,1943年被调到了新四军的社会部,从此转入了情报工作,先后在汪伪部队和国军联勤总部潜伏,其中在国民党陆军联勤总部军需署储备仓库任中尉管理员,他有个哥哥在国军,所以基本上无缝衔接就从伪军到了国军,而且在一个肥缺工作,小组的情报员有邬烈勋、史美中、吴阿根、张友信等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所以国军往往部队还没动,共军已经知道了他们有哪些部队,要去哪里了。
徐植芳小组什么都没有做错,但是却因为一连串的意外导致了巨大的损失。这也是我写情报工作,时时扼腕叹息的地方。这一连串意外的关键一环,是邱世毅的被捕。
邱世毅
邱世毅1923年9月25日生于江都县邵伯镇。邱世毅1938年参加革命,1941年,受组织派遣,邱世毅调往秘工部门工作,赴上海“潜伏”。1942年春,邱世毅奉命来到南京,化名邱世彗,考入汪伪政治训练部直属政训班,半年后被分派负责扬泰地区的地下工作。为什么用这么难听的彗星的彗作为化名,是因为他用的是自己姐姐的毕业证报名的,只能凑合着用了个改起来比较方便的名字。新四军老战士郭冰回忆:“邱世毅当时很年轻、瘦瘦的、很秀气、沉静、不多说话,从表面上看不出他是一个整天周旋在敌人内部、掌握了很多军事情报、发展了很多青年参加革命工作、为党为革命作出很多贡献的人。”
1945年初,邱世毅打入汪伪苏北绥靖公署内部,博得伪绥靖公署主任孙良诚的信任,被越级提拔为少校作战参谋。后来邱世毅又打入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
但是一切在1947年5月,戛然而止。1947年5月上旬,邱世毅只身前往镇江与组织派来的交通员见面,并转交一份秘密情报,这份情报,是徐植芳小组的所有人员的名字和身份,以及所负责的工作。这是因为上级工作要交接,接收方需要他们的详细情况。但是交通员出问题了。
苏中二地委社会部派保卫战士姚茂良前往镇江联系邱世毅。姚茂良在镇江遭遇不速之客田学甫,也就是我本文一开始提到的叛徒。二人是同乡、同事,姚茂良不知道田已经叛变,被叛徒处心积虑,骗出了此行的目的,于是姚茂良被保密局秘密逮捕。酷刑之下,姚茂良也叛变,交代了此行的目的和接头方法。
邱世毅乘火车前往镇江、传送关于徐植芳小组的情报,当火车临近镇江时,邱觉察到异样,无法吞吃情报又无法销毁,因为情报是藏在牙膏里的,只能将牙膏扔出车窗外。可不幸的是,敌特找到了牙膏,写有徐植芳小组名单的情报落入敌手。
被捕后,邱世毅大胆逆用叛徒姚茂良,巧妙的利用军统企图扩大战果的机会,让叛徒自己回到根据地,带回了邱世毅被捕的情报,切断了大部分联系,只是徐植芳小组名单已经落入敌人的手里,无法挽回。
徐植芳、邱世毅最初本来要被押往台湾的,但是他两人在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关押期间闹绝食,加快了敌人杀害他们的进程,不久后就被卸掉脚镣提出,押往上海警察局的小看守所,被敌人活埋于上海闸北宋公园。
徐植芳很快就被追认了烈士,但是因为徐植芳小组的情报是从邱世毅被捕而失密的,这一事实在45年后才查清,邱世毅等到了迟来的烈士身份。曾经和邱世毅关在一起的上海市委组织部长黄浦,老年后和《解放日报》的总编马达聊起了解放前他被捕的事情,马达的妻子恰好是邱世毅的侄女,这样有了证明人,确认了邱世毅被捕后没有叛变,才等到迟来的烈士身份。这两位老地下党黄浦、马达,我怀疑他们取这个名字完全是故意的,因为当时的特务看情报的时候心态估计和我查资料的时候差不多,上海人叫这两个名字,信息完全被污染了。
写到这里,再补一个致命的意外巧合。还记得本文开始提到的任天石吗?他被捕时候化名“卢志英”,然而,卢志英正好是另一位地下党领导人的名字,活动地点也恰好是他被捕的地方一带,真正的卢志英,也牺牲在雨花台上。
大家不着急,后面还有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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