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仪一生起起落落

拙文一篇，以《宁死不向蒋介石低头的爱国人士陈仪》为题发表于湖南地方志杂志《韩公亭》2023年第3期。用区区5000字讲述陈仪起起伏伏的复杂一生，并非易事，本篇算是试笔。

陈仪一生起起落落

陈仪（1883—1950），原名毅，字公侠，后改名仪，改字公洽，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是民国军政要员中比较知名也较有个性和影响的一位。他接受过系统完整的军事教育，在中枢和地方都长期担任要职，经历丰富，几度起伏，悲剧而终，毁誉参半，值得说道的事迹很多，这里撷取陈仪一生几个比较重要的阶段，对他的生平和心路略作追寻。

执掌军政司，臂助蒋尊簋

陈仪早年就读于杭州求是书院。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留日习军事，先后入成城学校、振武学校、日本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日本陆军野战炮兵射击学校就读。宣统三年（1911）年毕业返国，时值辛亥革命爆发，遂在绍兴、杭州参加光复运动。不久，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召开，陈仪被浙江军界推为浙江都督府代表，赴汉口、南京参会，商建共和政府。

1904年（右起）陈仪、鲁迅、许寿裳、邵明之在东京合影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陈仪返浙，任都督府参议部参议。民国元年（1912）1月，浙江都督汤寿潜去职，陈仪参与选举蒋尊簋为新任浙江都督。蒋氏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就职后积极任用留日士官生，任命同期的蒋方震（百里）为军事总参议，第五期的陈仪为军务部长（旋改军政司长）。但士官派在浙江军界根基甚浅，其得势引起省内陆师（南洋陆师学堂）、保定（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等派不满，蒋方震被诬为“汉奸”，在中伤之下率先去职。同年5月，光复南京功勋卓著的浙军陆师派首领朱瑞率部返浙，在袁世凯支持下向士官派展开夺权斗争，军政司长陈仪首当其冲，被罗织罪状攻击不已。蒋尊簋对陈仪竭力维护，是年7月将都督府参议厅、军政司、参谋处合并为军事厅，任命陈仪为军事厅总参议。陈仪职务不降反升，更为反对者所忌恨。不久，陈仪、蒋尊簋先后辞职，袁世凯改任朱瑞为浙江都督。蒋尊簋离职前，为陈仪争得了赴京就职的机会。当年年底，陈仪与蒋尊簋、蒋方震在北京再度聚首。

蒋尊簋

蒋方震

晋京后，陈仪任总统府军事处参议，授陆军少将。民国三年（1914），袁世凯为加强个人集权，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陈仪被任命为统率办事处八位军事参议官之一。袁世凯死后，陈仪仍在北京政府任职。民国六年（1917），他与黄慕松、朱绶光等8人被参谋本部派赴日本陆军大学深造，民国八年（1919）底以优异成绩毕业。返国后，他没有回北京复职，而是追随父兄投身实业、金融，此后数年间参与创办或经营江苏如皋华丰垦殖公司、东台裕华垦殖公司、上海浙江丝绸商业银行，但受资金、战事等影响，都不是很成功。

长师复长省，亲疏孙联帅

民国十三年（1924）9月，直皖江浙战争爆发。酣战之际，盘踞福建的直系军阀孙传芳率部突入浙江，驱逐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就任浙江督理兼闽浙巡阅使。孙传芳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他主浙后，邀请陈仪担任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与浙军第一师渊源甚浅，但他勤于治军、身体力行，很快为官兵所接受和敬重。后来成为国民政府高级将领的林蔚、葛敬恩、项雄霄、徐培根、黄菊裳等，此时都在他手下任职。

孙传芳

民国十四年（1925）6月，江北奉军以维持治安为由开入上海，与孙传芳矛盾加剧。10月，孙传芳先发制人，以秋操为名起兵驱奉，浙奉战争爆发。孙自称浙闽苏皖赣联军总司令，命令卢香亭、陈仪、谢鸿勋等部分路北上，迫奉军退至江北，继经固镇、夹沟、南宿州诸役，大败奉军。11月8日，五省联军攻占徐州，战事告一段落。鉴于徐州战略地位重要，孙传芳任命陈仪为徐州总司令，统领浙军第一师及浙军李俊义部、苏军陈光祖部，驻防徐州。

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

民国十五年（1926）年9月，孙传芳派苏、浙、皖军出师援赣，对抗北伐军，结果大败而归。陈仪不愿与北伐军为敌，经请示孙传芳同意，派参谋长葛敬恩赴赣与蒋介石商洽和平事宜。蒋在江西奉新接见葛敬恩，同意陈仪暂守中立。10月中旬，浙江省长夏超投向北伐军（不久兵败身死），孙传芳改任陈仪为浙江省长。10月底，陈仪南下就职。12月11日，浙军第三师师长周凤岐公开倒向北伐军。蒋介石随即委任陈仪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军长，促其从速就职。在孙传芳、北伐军双重压力下，陈仪抱定“保境安民”之旨，与蒋尊簋等合谋“浙江自治”，引起孙传芳愤恨。22日，联军孟昭月部开入杭州，将第一师驻军缴械，并于25日将陈仪押至南京联军总部拘禁。孙传芳本欲杀陈，后在联军参谋长刘宗纪、秘书长陈訚等劝解下打消此意，释放陈仪，让他返浙安抚旧部。民国十六年（1927）1月2日，陈仪恢复自由，离宁赴沪。此时所部已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由于种种原因，他此后未能重掌旧部。

夏超

主闽七年余，交恶陈嘉庚

民国二十七年（1928）初，蒋介石派陈仪率团赴欧考察，寻求与德国的军事合作。陈仪不辱使命，次年即被任命为军政部兵工署署长、军政部常任次长，民国二十年（1931）又升任军政部政务次长，长期代理部务，成为蒋介石亲信干部队伍中的重要一员。

军政部次长陈仪

民国二十三年（1934）1月福建事变平定之际，国民政府任命陈仪为福建省政府主席。福建紧邻台湾，频为日本染指，且变乱频仍、民军林立、政令难行，素称难治。陈仪莅闽之后，着手编遣民军、整理民政、统一财政、训练干部、发展教育，省政面貌为之一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陈仪兼任驻闽绥靖主任和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领导全省军民抗战。在他的主持下，战时省会永安成为东南地区一大抗战文化中心。

1934年1月29日陈仪（左三）赴闽途中在宁海舰上留影

陈仪主闽七年有余，成效有目共睹，但也备受非议。他在主闽之初的对日态度，在人事上对CC系的排斥及与省内军统势力的矛盾，都使他树敌甚多。此外，陈仪为适应战时需要而推行的统制运输、粮食公沽等政策，无论其初衷如何，在实践中流弊甚多，加重了民生困苦，招致强烈反对。

最终导致陈仪去职的有两大事件，一是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的抨击，一是省会福州的失陷。民国二十九年（1940）底，陈嘉庚返闽考察，见各处“米物腾贵，民生惨苦”，认定是陈仪推行统制运输政策，官府与民争利、贪污腐败所致，故向陈仪建议取消“苛政”。但陈仪对战时经济统制政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深信不疑，未予采纳，二陈由此交恶。陈嘉庚离闽后，向朝野各界极力控诉陈仪“祸闽”，并赢得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政要和国内外舆论的广泛支持，形成“倒陈”的巨大声浪。

陈嘉庚

民国三十年（1941）4月21日，日军侵占福州，反对者借机造势驱陈。蒋介石只能顺应舆情，在8月底将陈仪免职，调至重庆。陈仪去职前夕，所部于9月3日收复福州，蒋介石特发电慰问：“我军收复福州在兄离职以前，殊足感慰，亦为兄光荣史实之一也。”

佐理行政院，叫板孔祥熙

陈仪到渝不久，即被发表为行政院秘书长。当时行政院院长由蒋介石兼任，院务由副院长孔祥熙主持。民国三十一年（1942）初，孔祥熙因为“飞机运狗”事件引起众怒，酿成后方“倒孔”风潮，陈仪平日廉洁自持，无论性格、作风都与孔截然不同，自然难以默契合作。双方矛盾日积月累，终于在这年6月30日的行政院会议上爆发。会议讨论到遵照蒋介石指示办理已久、旨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分层负责施行细则案，孔祥熙决定不予通过，陈仪闻言拍案而起，指责孔对于委员长命令历来敷衍应付，不具革命精神，孔也厉声回应，指责陈仪“失态”“诬蔑”，两人唇枪舌剑激烈交锋，不欢而散。

孔祥熙

孔祥熙在中枢任职已久，于正式会议场合公然受到部属挑战，这还是第一次。对于两人的交恶，蒋介石颇为苦恼：一方面，孔祥熙是他的心腹亲信，对于孔的贪渎无行他心知肚明，但在治国方面又离不了孔的助力；一方面，陈仪是他的股肱重臣，寄予厚望，但对于陈仪在会上的“失态”，他又责怪陈“偏私”不识大体。鉴于陈、孔完全无法共事，1942年底，蒋介石将陈仪与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张厉生互调，其职权与行政院秘书长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后来，陈仪又先后兼任中央训练团高级班代主任、教育长，陆军大学代校长等职。

主政台湾省，折戟二二八

民国三十三年（1944）初，国民政府为筹划抗战胜利后收复台湾，特在中央设计局下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任命陈仪为主任委员。陈仪主持台调会一年有余，广泛援引台籍人士和有关专家，调查研究，会议商讨，制定全盘接收方案。民国三十四年（1945）8月，日本投降，台湾光复，成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陈仪被任命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9月初又被任命为台湾及澎湖列岛受降主官，承担接收、治理台湾的重任。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在台北中山堂隆重举行，陈仪向世人庄严宣布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归中国版图。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合影

对于重返祖国怀抱，台湾同胞们欢欣雀跃。陈仪治台被各界寄予厚望，他自己也雄心勃勃，“希望台湾的每一块土地都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实验室、育种场”。当时的台湾，甫经战争破坏，民生凋敝，百废待兴。在陈仪的主持下，台湾较快地完成了机构、企业、学校、人员的接收，日俘、日侨、琉侨的遣返，岛外台民的回返等棘手工作，并着手恢复、发展经济，维持物价，应对米粮、肥料等物资缺乏问题。此外，为避免台湾受到大陆经济危机的影响，陈仪向国民政府争取了由台湾银行独立发行台湾货币的“特权”；为消除日本长期奴化教育的影响，陈仪又在台湾大力推行国语、国文、国史教育。

民国三十五年（1946）10月，蒋介石亲自赴台参加光复周年庆典，对陈仪治台一年的政绩表示肯定。不过，此时大陆已陷入全面内战，台湾也难以免受波及。而且，陈仪的一些治台政策，尤其是长官公署制度和专卖制度，早已引起台湾民众的严重不满；民生的艰困、官员的腐败、官民的隔阂、期望的落差、派系的争斗、舆论的放任等等，都在加剧着社会的危机。在内外各种因素交织之下，表面平静的台湾也在暗流涌动，但陈仪对此却缺乏足够的体察和警觉。仅过数月，二二八事件猝然发生，冲突迅速扩大，最终以国民政府派兵入台镇压、陈仪抱憾离台而收场。离台前夕，陈仪“百感攒胸”，做诗两首表达心迹，其中一首写道：“事业平生悲剧多，循环历史究如何。痴心爱国浑忘老，爱到痴心即是魔。”

主浙展新猷，误判汤恩伯

民国三十六年（1947）5月，陈仪由台湾飞返南京，此后一年间，只担任了国民政府顾问等闲职。此时他已无意仕进，安之若素。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5月，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鸿烈辞职，蒋介石决定启用陈仪。陈仪以“精力已衰，难胜繁剧”为由推辞不果，又保荐汤恩伯为衢州绥靖主任。汤恩伯与陈仪关系匪浅。汤早年家境贫寒，在时任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的保送资助下才得以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返国后又经陈仪提携而得到蒋介石器重，通过战功迅速成长为一代名将。汤恩伯知恩图报，对陈仪一直敬若父师。汤就任衢州绥靖主任后，浙省军政关系融洽。

汤恩伯

陈仪主浙之初，蒋介石曾当面指示他：“治乡之道，不妨侧重于严。”但陈仪有自己的想法。当时国民党在内战中迭次失利，四面楚歌，危机四伏。陈仪不满于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在浙江极力贯彻自己的主张，“不合时宜”地将工作重心放在开展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上，甚至为此制订了《浙江十年建设计划》。而对于当局推行的“戡乱”政策，他却采取了敷衍的态度，对被捕的浙大师生和其他政治犯尽其所能网开一面，引起省内军统势力的不满。

陈仪为《浙江民政手册》题词

陈仪的开明之举，使他成为中共和民主党派争取的对象，他也愿意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些促进和平的努力。民国三十八年（1949）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代总统李宗仁表示愿意与中共和谈。陈仪深知东南大局能否和平解决，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态度至为关键。在事先未与汤充分沟通的情况下，他决定借助与汤的特殊关系，策动汤做“傅作义第二”，接应解放军渡江。1月底，他两次派外甥丁名楠赴上海将指示汤恩伯向解放军投诚的亲笔信带给汤，并多次打电话催汤到杭州面谈。事关重大，公私两难，汤恩伯苦恼不已，思量权衡之下，于1月30日收到陈仪第二次来信后，向隐居溪口的蒋介石检举陈仪“异动”。蒋介石对陈仪的“叛变”痛心疾首，秘密授意当局紧急改组浙江省政府。2月17日，陈仪被免职。21日交卸完毕，离杭赴沪，23日即被军统特务软禁于家中。2月27日，陈仪被用飞机送至衢州秘密关押。4月28日，陈仪被押往台湾，软禁于基隆要塞旭丘宾馆。林蔚、俞大维等故旧曾来此探望，并劝说他向蒋介石认错，给蒋一个台阶下，陈仪认为自己并没有错，拒绝写悔过书，生死则置之度外。

陈仪致汤恩伯密信

1950年5月，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建议对陈仪从速审判，“明正典刑，亦可大快人心”。保密局的前身为军统，陈仪主闽时，原军统闽北站站长张超因为运动“倒陈”，被陈仪下令枪毙，双方因此结下深仇，保密局此举多少有些公报私仇的意味。蒋介石下令将陈仪交“国防部”组织军法会审，指派顾祝同为审判长，徐永昌、孙连仲等为审判官。6月5日，“国防部军法局”对陈仪进行了会审，次日又对汤恩伯进行了讯问。汤恩伯虽然检举陈仪，但未曾想致陈于死命，他希望法庭等能“维持陈的生命安全，指定一个地方，叫他居住，以了残年”。他还写信给蒋介石，请求蒋能“曲予矜全，从轻处分”，蒋不予理睬，也拒绝汤恩伯面见。

6月9日，“国防部”军事法庭以“煽惑军人逃叛”罪名判处陈仪死刑。此前，顾祝同、徐永昌等商定，先判处陈仪死刑，再签请蒋介石准予缓刑，或许能保全陈仪性命。判决一出，张群、俞大维等故旧，或致函或面见蒋介石，为陈仪求情，希望能“仁施法外”。但蒋的态度非常决绝，6月14日批准陈仪死刑。6月18日凌晨，陈仪在台北新店空军公墓被杀害，享年67岁。临刑前，他留下这样的遗言：“我死精神不死，我死是为国为民而死，以我的血感召台湾的青年，以我的血洗尽顽固脑筋的集团，别无遗嘱，死后尸体以火焚之。”

陈仪遗言

陈仪死后，家属将其遗体火化，葬于台北县五股乡，墓碑上书“陈公退素之墓”（陈仪晚年自号“退素”）。1980年，中共中央统战部、调查部追认陈仪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2014年，陈仪骨灰迁葬杭州。